第一阶段：融合与创新
华人有规模地移民墨西哥始于19世纪末美国《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实施。美墨边境较为宽松的管理和活跃的跨境贸易吸引了大量华人赴墨西哥北部定居、经商。1910年墨西哥共有13203名华人，大多聚集于边境地区。众多华商在墨西哥取得成功，部分地区的小商品贸易为华人把持。这一现象成为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中排华行为的借口。1911年在北部小城托雷翁（Torreón），超过300名华人遭到马德罗革命军屠杀，然而由于墨西哥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其华人人口持续增加，于1927年达到24218人。在这一过程中，排华理念在墨西哥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北部多州于20世纪30年代初对华人实施强制驱逐出境。1940年，全国的华人仅剩不到5000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规模（Camacho，2012）。
人口锐减使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前难以得到墨西哥学术界的重视。二战后第一份以墨西哥华人为主题的研究并非出自墨西哥，而是来自美国学者查尔斯·康伯兰（Charles C.Cumberland） 1960年在《西班牙裔美国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的文章《索诺拉的华人和墨西哥革命》（The Sonora Chinese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康伯兰在文中强调了排华运动在墨西哥革命史中的重要性，认为墨西哥现代史的叙述应囊括排华行为。但这一话题沉寂了20年，直到1980年，美国拉丁美洲史学界第一位华人学者胡其瑜（Evelyn Hu-Dehart）进一步阐述了墨西哥北部华人的社团、领袖、商业活动，并与其他移民族群进行对比。胡其瑜（1980）将视线从墨西哥政府、革命者转向华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华人在墨西哥史学叙述中的从属性。此后，墨西哥学者开始出版华人史著作，何塞·路易斯·特鲁埃巴·拉腊（José Luís Trueba Lara，1990）、何塞·豪尔赫·戈麦斯·伊斯基尔多（José Jorge Gómez Izquierdo，1992）和胡安·普伊格（Juan Puig，1993）详细讲述了排华运动的过程。他们和康伯兰一样，重点关注排华运动的参与者而非华人社会。
美墨学者对于华人本身的忽视反映了移民这一话题在拉美史中长期不受重视的地位。胡其瑜（2009）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前，移民从来不是拉美史学者的主要话题。90年代后，历史学者对南美洲的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移民的研究得到了显著发展，但如拉美移民史专家何塞·莫亚（José C.Moya，2006：3）所言，学者在探讨拉美移民时仍常陷于如“政治精英的种族主义和国家政策”一类的角度。进入21世纪，以莫亚为代表的拉美移民史学者致力树立移民在论述中的中心地位和发掘不被重视的移民群体。前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在拉美各国的影响使得日本移民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拉丁美洲的亚洲移民开始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Lesser，2007）。
对移民史进行反思和对亚裔拉丁美洲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大背景促成了美国第一本墨西哥华人史专著——《华人在墨西哥，1882—1940年》的出版。罗伯特·赵·罗梅罗在引言中尖锐地指出，过去关于墨西哥华人史的作品“盲目迷恋排外主义”，而他的任务是“优先展现华人移民的声音和角度”。与之前的学者不同，罗梅罗（2010）认为从移民本身的角度研究墨西哥华人必须从他们和家乡及重点贸易地区的亲属、经济联系入手。由于《排华法案》的存在，墨西哥华人创立了复杂的跨境贸易和人员流动网络以应对边境检查。他们的货品及资金来源依赖于美国和中国的亲戚朋友。罗梅罗（2010）将这一网络称为“跨国商业轨道”（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Orbit）。他重点分析了华人应对美国边境检查的策略、与墨西哥女子成婚对华人经商和融入当地社会的帮助，以及华人的亲属关系在墨西哥华商融资、取得批发商品过程中的重要性。
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奇卡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代名词）研究中心的教授，罗梅罗深受美国族裔研究及历史学21世纪初“跨国转向”思潮的影响。200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强调：“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离开家乡并在美国建立新家的移民，更要重视来来往往之人跨国境创造家庭、文化、语言、经济纽带的过程。”（Fishkin，2005：24）罗梅罗敏锐地察觉到，将跨国网络作为研究墨西哥华人史的中心，不仅能更深入、精确地分析这段历史，还能突出墨西哥华人史向美国历史学界主流争论提供弹药的能力：在历史上，墨西哥华人是美国仅有的既拥有跨洋纽带又穿梭于陆地边境的移民群体，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墨西哥华人史是拉美移民史必要的一部分，但其更大的潜力在于和奇卡诺史、拉丁裔史、边境史、亚裔美国人史的融合与创新，这将大大拓宽读者范围。
美墨融合这一倾向在两年后出版的《使华人成为墨西哥人：美墨边境的全球移民、地方主义和排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样出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奇卡诺研究中心的作者格蕾丝·佩纳·德尔加多（2012）指出，深度研究墨西哥华人史要包含边境地区美国一方的华人：跨境华人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非法移民”。在2010年后，墨西哥华人史已成为美国大学课堂解释当代边境冲突和美国—拉美关系的历史根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德尔加多同时进行了边境地区美国与墨西哥境内华人的比较研究。她发现华人与墨西哥人的关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比在墨西哥索诺拉州（Sonora）亲密，因为华人在美国对身份的不安全感和墨西哥人的经济困难使两个群体感情相通。在亚利桑那，华商常常免去墨西哥顾客的债务。而在索诺拉，华商更多地依赖与官僚体系的关系（Delgado，2012：42，143）。
罗梅罗和德尔加多的专著深刻揭示了墨西哥华人史与美国历史多领域的紧密纽带，但以跨国视角分析墨西哥华人并非美国史或边境史的专利。与《使华人成为墨西哥人》同年出版的《墨西哥华人：寻觅故土的跨太平洋移民，1910—1960年》将跨国视角和墨西哥国别史结合起来。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何时会将一个外来族裔视为同胞？作者胡丽亚·玛丽亚·施沃内·卡马乔（2012）认为“华人”面对墨西哥联邦政府的跨洋政治抗争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此处“华人”须有引号，因为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移民法，嫁给中国移民的索诺拉妇女将被剥夺国籍并与丈夫被一道驱逐出境。许多不谙中文的索诺拉妇女只能寄居于香港、澳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断向墨西哥联邦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她们通过天主教会、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等组织向墨西哥联邦政府持续施压，宣传她们在亚洲与美洲受到的双重压迫，促使墨西哥联邦政府在二战后承认对“华人”的不公待遇、恢复她们的公民身份并接回墨西哥。卡马乔（2012）的研究显示出，墨西哥的政治精英接纳“华人”成为同胞绝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其决定因素是这一群妇女联合各类机构的不懈抗争。
卡马乔的作品也构成对拉美移民史“精英中心论”的探讨。在移民史叙述中，移民与当权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历史学者亦可从移民的行为及影响出发来阐释国家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