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日侨和挺日派的抗议与《雷斯法案》的废止

《雷斯法案》一经颁布，便立刻遭到巴西的日本侨民的反对。1923年10月26日，圣保罗州的4万名日侨举行游行示威，并到州议会上院请愿，以表抗议。巴西联邦政府与日侨代表进行谈判，最终联邦议会做出一些让步，农工委员会同意把黄种人的限定比例调升至5%。^[31]此后，日本驻巴西公使不断游说巴西联邦议会废除这个法案。

巴西国内的挺日派还试图从科学的角度阐释日本移民是可以被快速同化为巴西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就是，巴西的印第安人和日本移民有着相似的体貌特征。如果这个论断能被巴西社会接受，亚洲人就将会被视为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祖先，那么相比当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公民，亚洲人才是更“地道”的巴西人。巴西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加德·罗凯特-品托（Edgard Roquette-Pinto）声称，现代日本人是一个混血民族，拥有白种人（阿伊努人，Ainus）、黄种人（蒙古人）和黑种人（印度尼西亚人）的基因，这与近代以来巴西的民族融合政策相吻合。布鲁诺·洛沃（Bruno Lobo）公开称赞日本如同东方升起的太阳，坚称蒙古人种的血液早已借助印第安人流淌在巴西人的体内，他们的混血后代让日本人和巴西人间的关系变得独特。他认为，正是由于印第安人与日本人非常相似，同时印第安人和葡萄牙人的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班代兰蒂斯人（bandeirantes）^[32]，所以日本移民可以在被欧洲人遗弃的地方创造一个更加原始纯正的民族，从而强化巴西社会。日本商人福原八郎（Hachiro Fukuhara）在亚马孙地区考察后称“巴西是被亚洲人发现的”，因为“居住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看起来太像日本人了。不只是外表，连行为和习惯都很相似……一位德国驻巴西使馆的华裔秘书在认真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后也得出印第安人是蒙古人后代的结论”。^[33]

1924年12月，巴西联邦议员弗朗西斯科·查韦斯·德·奥利维拉·博特略（Francisco Chavez de Oliveira Botelho）视察圣保罗州咖啡种植园和日本移民拓殖地的实际状况。在调查报告中，他对日本农民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正直、勤勉、优秀，在农场成功种植了多种作物，如米、棉、玉蜀黍（玉米）、甘蔗、马铃薯等，并能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6368个日本移民家族为圣保罗州的经济做出了贡献。有关同化的问题，博特略曾直截了当地问第二代日侨：“你们是日本人还是巴西人？”大多数二代移民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至少部分是巴西人”。博特略认为，日本移民在北美地区同化困难的原因恰恰在于当地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强硬政策，因此巴西应该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对日本移民采取包容的态度，因为“他们并不构成经济或文化威胁”。1925年7月8日，博特略在联邦议会提出修订《雷斯法案》，剔除其中关于欧洲移民的特殊条款，呼吁日本移民应享受和欧洲移民同等的待遇。同一年，巴西政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有关引进亚洲移民的问题上，支持博特略的民众远远多于支持雷斯的民众。^[34]

1926年，华盛顿·路易斯·德·佩雷拉·德·索萨（Washington Luís de Pereira de Sousa）出任巴西总统，他任命博特略为财政部长，随后废除了《雷斯法案》。

《雷斯法案》最终被废止，不但意味着巴西国内挺日派的胜利，也说明这一时期在巴西排日的种族主义群体仍属少数，体现出现代巴西民族主义的文化包容性和多元化。事实上，这一时期巴西外来移民的入籍率普遍都不高。据统计，1871—1918年，共有3261146位移民入境巴西，其中仅有8962人加入了巴西国籍，包括5101名葡萄牙人、1388名意大利人、638名西班牙人、454名德国人和1381名其他国家的移民，入籍率仅为0.27%。圣保罗州的情况比整个国家的情况稍好一些。1920年，共有829851名国外出生的人居住在圣保罗州，9284人归化入籍，入籍率为1.1%。^[3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外来移民群体并未感受到巴西社会强制归化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