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内容
（薛：薛淇心；李：李月娟）
薛淇心（以下简称“薛”）：非常感谢您同意接受我的访问！首先，请简要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父母来古巴的情况。
李月娟（以下简称“李”）：我叫Teresita Lee Si，中文名叫李月娟，我1952年出生于哈瓦那。我父亲叫李华章，广东鹤山人，1905年出生，14岁时就到了古巴，听说是我堂伯父帮他办的手续。我父亲30岁时回了中国一次，在老家和我母亲黄竹女结婚，1935年我大哥李普照[10]在中国出生。之后，我父亲独自回到古巴，继续工作、赚钱。1950年，我大哥15岁时，我父亲帮他办手续来了古巴。我母亲1951年也来了古巴，一年后生了我。
薛：您是否向您的父母了解过，为什么当时他们在中国结完婚不一起回到古巴？
李：我记得我父亲说过，那时去古巴的手续很复杂，尤其是妇女，而且办手续也要花很多钱，我父亲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多积蓄。而且，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交通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母亲和我大哥一开始一直在中国。后来战争结束，古巴的移民政策也改变了一些，说可以把孩子、妻子一起接来古巴，所以，我大哥和我母亲就过来了。
薛：1948年以后，入了古巴籍的华人才可以把妻子和未满21岁的子女接到古巴。那这样说，您父亲是入了古巴籍的？
李：是的，我父亲入了古巴籍。当时有一些华人都入了，因为没办法，古巴推出了“五十工例”，要求华人的店铺要聘用一半华人、一半古巴人，但是以前华人做生意都是找华人员工的，颁布这项法令后，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加入了古巴籍，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薛：您父亲以前也是做生意的吗？他是从事哪个行业的？
李：我父亲刚到古巴的时候在甘蔗田里砍甘蔗，后来又去种菜，积攒了一点钱后，在Mercado Único（现 Mercado de Cuatro Caminos，哈瓦那一农贸市场）买了一个摊位，卖蔬菜，每天很早就要开始工作，很辛苦。我大哥来古巴，也是为了帮我父亲。
薛：您父亲和大哥经营的蔬菜摊收入如何？当时足够维持你们一家的生活吗？
李：具体收入如何，我那时很小，没有概念，但维持生活是够的，但需要很辛苦地工作。我父亲一直寄钱回中国接济我的祖父母和其他亲人。另外，我父亲还供我读书，我小时候在华区的公教华侨学校读小学，除了学费，还要交校服费、交通费，等等，因为我不住在华区这边，每天要乘校车上下学，所以要额外付交通费。
薛：古巴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把所有的私有经济收归国有。您父亲的蔬菜摊是否也被接收？之后，您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吗？
李：是的，我父亲和我大哥经营的蔬菜摊在20世纪60年代被政府接收，没有得到什么赔偿。我父亲给政府打了几年工，就退休了，每个月只有100多比索的退休金，很少；我大哥去了我表兄的一个农场工作。为了缓解家庭负担，我母亲开始帮别人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她不会说西班牙语，也做不了别的事情，我有时也帮着她一起做缝纫。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我母亲经常到乡下直接向农民购买一些食物，这样会便宜很多。
薛：当您一家的生活变得较为拮据时，您父亲还继续向中国汇款帮助那里的亲人吗？
李：古巴革命胜利不久，政府对外汇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有一段时间汇款回中国是不允许的。后来，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切·格瓦拉（Che Guevara）去中国访问，经过一些协商，古巴政府允许中华总会馆协助这里的华侨华人继续汇款，但每年有限额。我祖父母去世后，我父亲就每年汇款给我的婶婶，委托她帮助我们一家在清明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时对已经逝去的亲人进行祭祀活动。后来我婶婶也去世了，我父亲就不再汇款回去了，一是没什么很近的亲人了，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也并不富裕。
薛：当古巴革命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后，很多华人过去的工作、经商、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古巴，移民到其他国家，如美国或返回中国。您父母亲考虑过离开古巴吗？
李：我父亲一直以来都是准备回中国的，但他想在古巴多工作几年，多攒一些钱再回去。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只允许每户兑换很少额的新货币，很多人的积蓄都没办法兑换完，全都损失了，听说有的人有一抽屉的旧货币都变成废纸。[11]有一些华人，他们为此都自杀了，你想想，那么辛苦地工作，付出那么多心血，最后所有的积蓄都没了。也有人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精神失常了。因为这个更换货币的政策，我父亲也损失惨重，我们后来也没钱移民到其他地方，也没办法回中国。我父母最后都在古巴去世，再也不能回去，是终生的遗憾。
薛：虽然您一家在古巴的生活经历了一些困难，但好在一家人相互陪伴，比起很多孤身一人、不能和家人团聚的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算幸运。
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有些老人一直想回中国和家人团聚，但是回不去，付不起路费，回去也要申请，手续很复杂。有些人和古巴妇女组成了家庭，在中国也没什么亲人，所以回不回去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
薛：我们现在谈一谈您个人的经历吧。您之前提到，小时候念的是华侨学校？您的中文就是在那里学的吗？
李：我从小是母亲带大的，因为父亲和大哥要工作，很忙，我就和母亲一起。她到古巴后，也一直说广东话，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小时候，我都是说广东话。我母亲也不喜欢我说西班牙语，所以她让我去念公教华侨学校，去那里学中文。
薛：您现在还记得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李：我一直珍藏着关于华侨中文学校的回忆。公教华侨学校当时有100多个学生，上午用中文授课，从8点到12点；下午用西班牙语授课，从下午1点到5点。但我5岁入学到8岁这三年，都只上中文授课的班，学国语和常识。国语主要学阅读、默写、背诵等。8岁时，我才开始上西班牙语授课的班，只上了一年。当时我们用的课本我还保存着，这些书都是从香港运来的。
薛：那8岁后您还继续学中文吗？您现在的中文能达到什么水平？
李：1961年，学校关了，因为校长、老师都移民了，我很多同学也和他们的父母移民了。我们留在古巴的就开始上古巴的学校。但当时公教华侨学校有一位刘老师，名叫刘德闻，在学校关闭后，私下继续教华人小孩中文。那时，我白天上古巴的学校，晚上我母亲把我送到刘老师家，和几个小孩一起上中文课。但是，这位刘老师后来移民去了西班牙，没人教课了，我们也就不再学了。我只会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因为当时的老师都是广东人。现在我能认得繁体字，也会写一些，但简体字不会。
薛：出生在古巴的华裔大多都会说一些广东话吗？像您这样能读、能写的应该不多吧？
李：绝大部分都不会说。能写的、能看懂的，更少了，几乎没有了。因为后来没有华侨学校了，我们都去读了古巴的学校，用不到中文了。
薛：古巴革命虽然对华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在教育方面，出生在古巴的华人子女应该也享受了教育全免费的益处，是这样吗？
李：是的，上学不要钱，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免费，华裔和古巴人享受一样的待遇，没有差别。我自己读的是食品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国营面包甜品厂上班，负责产品质量控制。我认识的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华裔都读了大学，学工程、医学，等等。
薛：您从小在华区念书，后来学校不在了，读中学、大学，工作的那些年您还常来华区吗？
李：我父母是一些社团的会员，有时举办活动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但60年代之后，社团也没什么活动，很萧条。后来我读书、工作，也不怎么来了。但我1996年就加入民治党做会员，是我大哥推荐我加入的。我2007年退休，2014年，我的丈夫叶泽棠去世，这之后我来得多一些。民治党每天中午给60岁以上的会员提供免费午饭，我现在每天来。我家不住在华区，到这里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所以我每天走路，要走14个街区，就当是锻炼。
薛：与60年代至80年代那段时间相比，现在华区有哪些变化？像民治党这样提供免费午餐的社团多吗？
李：现在热闹一些了，这里的街道也修得整齐、美观了一些，Cuchillo[12]街前几年也重新装修了，但那里的中餐馆不是给我们吃的，是给外国游客，我们负担不起。现在社团在春节、清明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会举办活动。除了民治党，还有龙冈公所提供免费三餐，只要是华人或华裔，不用成为龙冈的会员，也可以在那里免费吃饭。但民治党吃得好一些，所以我就在这里吃一顿午饭。在古巴，粮食是凭本定量供应的，从60年代到现在都是，物资匮乏，我的退休工资很少，民治党和龙冈公所在古巴卫生部的资助下提供免费午饭，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
薛：我看到您每天都在这里读过去的杂志，这上面的新闻都过时了，您为什么要反复看呢？有什么让您特别怀念的吗？
李：我不是在看新闻，我只是通过看这上面的字让我不要忘记中文，我年纪大了，平时也用不到中文，如果不这样每天看一点，我很快都要忘记了。
薛：据我观察，华区里像您这样父母都是华人的华裔很少，您从小到大有没有觉得这种身份很特别？
李：是的，很少，尤其像我这样，父母是华人，我本人又和华人结婚，我的儿子也是百分百的中国血统。我儿子经常开玩笑地说，他被错误地生在了古巴，因为我们家里都是中国人的面孔。但是我没觉得特别，在这里生活，和其他古巴人一样。我们不像出生在古巴的西班牙子女，他们后来都可以申请西班牙国籍，中国没有这项政策。
薛：您现在在中国还有亲人吗？你们有联系吗？
李：我自己家应该还有一个表弟，但他们家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丈夫还有亲人在中国，我丈夫去世后再也没有联络。他们只从照片上看过我，我从没有去过中国，没和他们见过面。
薛：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以后有机会，您可以去中国看一看，见见您的亲人！
李：希望吧！但我应该很难负担起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