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的华人移民

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849年，它是拉丁美洲第二悠久 〔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华人移民史。它具有与其他在时空（19世纪，美洲大陆）上相似的华人移民案例相同的特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73年，但对秘鲁社会而言，华人移民社区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且不折不扣地来自广东的群体，他们跟19世纪同一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华人移民群体比如客家人群体没有更多的关联。广府人的足迹一直左右着对华人移民形象的描述，进而抹杀了华人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与特殊之处。

华人移民古巴始于1847年，比华人移民秘鲁仅仅早了两年。两者在移民主体（苦力）、劳动方式（为期八年的契约劳工）、契约形成原因（替代非洲奴隶）、移民输出地（广东）、移民性别（男性）、从事劳务（农业种植园）、离开中国时的出发地（厦门、澳门）和移民人数（30年内均超过10万人）^[2]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与在秘鲁发生的情况一样，在研究古巴问题的学界，对到达古巴的华人移民的不同民系没有清晰的区分而是笼统地将其归入“广东的广府人”。但是，胡安·路易斯·马丁（Juan Luís Martín）于1939年发表的题为《古巴的中国人从何而来》（¿De dónde vienen los chinos de Cuba？）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移民群体内部民系的差异，并且特别指出客家人和闽南人（Hoklo）很早就出现在加勒比海的这个最大岛屿上而没有广府人的踪影。

秘鲁人口分布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广东华人移民抵达秘鲁及其成功适应环境并融入秘鲁社会、对秘鲁商业模式的改造、对秘鲁烹饪业和秘鲁文化身份形成所做的贡献。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几次移民浪潮、移民们的家族背景、所讲方言、出生地、民族或民系、出发地和抵达地的不同状况，以及加入移民群体的不同机制、移民者家世的财产状况等因素，这一进程其实是更为复杂和曲折的。因此，德碧琪认为，“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是在黑暗中以不确定的方式书写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的。”^[3]

1849年以来的秘鲁华人移民在时间上并非连续不断而是分为几个阶段的。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Rodríguez Pastor，2018）根据移民高潮的出现、秘鲁国家体制、秘鲁社会状况、华人移民身份及其后代生活方式等若干标准提出了秘鲁华人移民历史的分期。这位学者把秘鲁华人社区的状况分为四个主要时期：苦力移民时期（1850—1890）、自由华人移民的时期（1880—1930）、华人经商者移民的时期（1930—1960）和土生^[4]华人崛起及福建籍移民时期（1960—2010）^[5]。

德碧琪把1849年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华人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尤为重要。她认为这第二阶段是因企业界生产、买卖并向欧洲出口鸟粪、蔗糖、羊毛、棉花和硝石的需求推动而出现的。“19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两类华人移民以大小不同的规模成功地维系着秘鲁的经济与社会。穷人和富人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德碧琪如是分析^[6]。

表　德碧琪关于华人移民两个阶段的划分

来源：根据维尔玛·德碧琪的信息绘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