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伊比利亚移民与殖民
伊比利亚殖民主义在美洲的变革能力不仅反映了新世界的鲜明特点，也反映了伊比利亚向新世界移民的特点。在新西班牙和秘鲁的总督统治下，白银带来的财富和机会，以及18世纪巴西黄金和钻石的繁荣吸引了数十万移民。此外，贵金属不仅推动了原产地经济大发展，而且促进了贸易路线沿线经济的增长，为其带来了发展机遇。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s）的黄金造就了整个巴西沿海地区的经济黄金时代和葡萄牙移民潮。从墨西哥到西班牙的白银运输使哈瓦那成为美洲的一个主要港口，并推动了当地服务经济的发展，到18世纪，古巴已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18世纪下半叶，秘鲁通过拉普拉塔河出口白银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移民率超过了墨西哥和秘鲁。
在1800年以前，由这些驱动因素所引发的自由和自发的移民潮在伊比利亚—美洲以外的地区非常罕见。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势力竭力引诱臣民迁往殖民地，并依靠各种形式的强迫或半自愿得以完成移民。在1780年之前到达新大陆的60万英国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契约仆役，超过6万人是囚犯。[5]1800年以前，除了士兵外，印度只有几千名英国人。法国当局依靠契约仆役和囚犯来维持其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存在。他们将从孤儿院和避难所招募的志愿者、士兵和妇女迁居至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州。[6]荷兰人不得不依靠东、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其中一半是非荷兰人）、士兵、契约劳工、孤儿和外国人在其殖民地定居。[7]俄罗斯人不得不依靠强制运输囚犯和农奴来殖民西伯利亚。[8]葡萄牙人也不得不将孤儿、改造过的妓女和罪犯迁移至他们的非美洲殖民地；[9]西班牙王室曾将囚犯流放到非洲地区，并试图将定居者和家属送往菲律宾，但收效甚微。[10]
相比之下，前往美洲的自愿移民数量较多，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必再依赖契约仆役、罪犯和外国人，他们要做的是限制而不是促进移民。[11]西班牙很早就限制移民前往印度，葡萄牙在1720年米纳斯吉拉斯州黄金繁荣期达到顶峰时也开始限制移民。尽管有这些限制，还是有大约90万西班牙人和70万葡萄牙人在殖民时期成功抵达新大陆。此外，与以家庭为基础的向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的运动相比，认为这些人只是单身男性的普遍观点源自对征服者的刻板印象和移民群体中多为新英格兰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特殊情况。实际上，在英国和伊比利亚的跨大西洋运动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差不多：20%～25%。
这种规模巨大、性别均衡的移民足以使殖民者的文化得以形成和再生产，其变革力量在盎格鲁和魁北克以外的殖民地现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最初级的层面上，伊比利亚殖民主义改变了美洲的自然生态，其程度在欧洲对亚非世界的殖民史上，或在阿拉伯对北非的殖民史上都是未知的。西半球生物群的变化对人口、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伴随移民而来的病菌在一场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人口灾难中导致土著居民大量减少。新物种的进入和新技术的引进——从饮食习惯、衣着、命名方式、家庭建筑、工作和休闲到土地利用，特别是广泛的农业、牧场和马术文化的引入——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潘帕斯草原的庄园、巴西的农场、印裔美洲人的大庄园，还是非裔美洲人的种植园，一种以大庄园为主导的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塑造了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的乡村空间和社会关系。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向型——成为该地区另一个显著的历史特征。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城市规划中的以广场为中心的棋盘格状城市格局塑造了从智利到墨西哥的城镇布局。伊比利亚法律推行了一种统一的法律（和法制）文化，影响了从婚姻和家庭关系到继承和商业合同的一切事物。罗马天主教作为一套信仰与实践和一种公共机构，对整个地区有着统一和持久的影响。
伊比利亚语在拉丁美洲的推广和应用使得拉丁美洲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统一，这使其有别于其他大陆。在西班牙属地中，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和卡斯蒂利亚——而不是整个西班牙——在殖民统治的第一个世纪提供了大多数的移民，塑造和统一了美洲卡斯蒂利亚语。尽管各地方口音存在差异，但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海地、法属圭亚那或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或者是伯利兹、圭亚那和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克里奥尔语；再或者是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帕皮阿门托语。
比较当前世界范围内殖民语言的饱和度，可以突出伊比利亚人在美洲殖民经历的独特性。超过99%的巴西本土出生人口将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其他14个美洲西班牙语系国家也是如此。其中这一比例从巴拉圭的70%到玻利维亚、秘鲁和危地马拉的86%～88%，最高的是巴拿马的93%。[12]相比之下，葡萄牙语实际上已经在亚洲的前殖民地上消失了，同样，在莫桑比克，只有不到6%的人口把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西班牙语也已经从菲律宾消失，只有14%的赤道几内亚人把它作为第一语言。在南亚和非洲（南非除外）的前英国殖民地和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中，只有不到1%的人口以英语或法语为第一语言。[13]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只有不到15%的人口以俄语为第一语言。荷兰语几乎从印度尼西亚消失了，法语也从中东和印度支那消失了。即使在历史最高水平时期，如70%的白俄罗斯人以俄语为第一语言，在拉丁美洲和英法殖民地以外的殖民地中殖民语言的饱和程度仍然相对较低。
在拉丁美洲，殖民语言的使用和西班牙语或葡萄牙克里奥尔语的缺失反映了一个超越语言学的更广泛的现象：新世界中伊比利亚殖民主义的文化广度和深度。它的影响范围从最基本的和自然的到最虚幻的。它在生态、动植物、农业和畜牧业、食品和烹饪、城市空间、公共建筑和家庭建筑、政治、法律、语言、文学、音乐、高级艺术和民间艺术、命名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甚至一些被视为典型本土文化代表的拉丁美洲艺术品——如圆顶礼帽、传统的裙子和安第斯地区的小吉他——实际上都是从16世纪的卡斯蒂利亚进口的。事实上，伊比利亚人的文化印记之所以常常变得无形，正是因为它被时间深深埋藏，以至于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它是当地的、自然的和土著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组成部分的历史编纂的强调使这种无所不在的和显而易见的因素变得不那么明显。
这模糊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将拉丁美洲定义为一个有意义的类别，而非简单的地理相邻。一个是内部的。伊比利亚文化烙印是主要的共同之处，它使在种族组成、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方面有很大差别的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同一类别。另一个是外部的。伊比利亚的印记将拉丁美洲与其他所谓的南半球地区区分开来。在亚非世界中，没有哪个地方的欧洲文化传播得如此广泛、渗透得如此之深。
这种变革性的殖民化反映了特定的条件和过程。一个可能是，与大多数其他情况相比，美洲的伊比利亚殖民主义开始得更早，持续得更久（美洲大陆约三个世纪，古巴和波多黎各约四个世纪），但这还不够。阿拉伯入侵者在公元711年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前几十年就已经征服了马格里布（Maghrib）。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被当地的收复失地者驱逐，也没有像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那样因本土独立战争而被驱逐。然而，在经历了1300年的阿拉伯人统治和殖民之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比例为60%和70%，甚至低于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土著国家中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比例。乌古斯人或穆斯林土耳其人在公元11世纪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然而，在土耳其统治了一千多年之后，1913—1923年100万亚美尼亚人和50万希腊人遭到种族灭绝，另外200万人被大规模驱逐，15%的人仍然不以土耳其语为母语，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并希望以和平或暴力手段脱离土耳其。在1974年安哥拉独立之时，虽葡萄牙已经殖民安哥拉长达五个世纪，但只有1%的农村人口经常说葡萄牙语。[14]荷兰帝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以及阿拉伯人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都早于伊比利亚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且持续时间更长，但他们的长期影响却要小得多。
除了帝国统治的年代和长度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伊比利亚殖民主义在美洲非同寻常的变革能力。首先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技术和物质文化上的差距。美洲内部及美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缺乏联系是产生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也是造成土著人口因武器和细菌而遭受屠杀的原因。这与阿拉伯入侵者和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土耳其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前突厥人，或英国人、法国人及其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之间的遭遇截然不同，在这些地方，物质和免疫的差距要小得多，甚至对被征服者有利。伊比利亚人的征服实际上与三千年前南岛人和班图人分别在太平洋和非洲南部的扩张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以牺牲那些对金属知识有限、没有驮畜和轮式车辆及对外界疾病几乎没有免疫力的群体为代价来扩展自身的影响力。
第二个关键的解释是移民的涌入相对密集且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女性占重要比例。在许多地区，伊比利亚殖民者和他们的后代代表了大多数人，其中最大的是南美洲的温带地区。但其他地区也有发展，如哥伦比亚的安提奥基亚（Antioquia）和卡尔达斯（Caldas）、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洛斯阿尔托（Los Altos）和墨西哥北部的其他地区、哥斯达黎加和波多黎各的中部高地、委内瑞拉的梅里达（Merida）及古巴的西部和中部。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伊比利亚人和他们的后裔所占人口的比例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
拉丁美洲学者经常谴责该地区的种族意识形态并将其最小化或否定，从而掩盖非洲人和土著存在的现象。然而，在美洲，种族类别的构建和感知方式实际上低估并掩盖了欧洲成分。这些结构虽是特别武断和不合逻辑的，但因其已经自然化到一定程度，从而模糊了我们的智力和感知。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奥巴马总统视为黑人、非裔美国人和非白人，而不是白人、欧裔美国人或非黑人，尽管在逻辑上和视觉上这两种选择都是同样有效的，而就奥巴马而言，后者在文化上更接近真理，因为他是由白人母亲和其他家人抚养长大的，一生只见过一次他的非洲父亲。这种武断性在北美次血统观念或“一滴血法则”概念中达到了顶点——其中一个黑人祖先和31个白人祖先使你合法地成为黑人。但在拉丁美洲，逻辑是一样的，毕竟，拉丁美洲首先发展了美洲的种族分类法及其词汇：黑人、穆拉托人、拥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特尔塞隆人，以及众多的表示非白人的地方术语。在整个美洲，这些分类学的出现不仅是像林奈植物学中那样为了分类，而且也是为了排名和排除。因此，白色既是默认值，也是把关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占优势的欧洲血统的混血拉丁美洲人会被视为非白种人并被归类为非白人。一项针对里约热内卢高中学生的研究表明，那些自称为穆拉托人或棕色人种的人的基因组中其祖先来自欧洲的比例为80%，而那些自称为黑人的人的基因组中其祖先来自欧洲的比例为52%。[15]当对其他人进行分类时，会出现类似的结果。根据肤色认定为棕色人的巴西人中，有62%是欧洲人，26%是非洲人。[16]北美学者的看法似乎更加扭曲。仅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一直将90%的多米尼加人视为非洲人的后裔，并谴责他们“否认自己的DNA、文化和历史中含有非洲成分”。然而，从文化标准、历史和DNA来看，多米尼加人中拉美裔远高于非洲裔，其中52%是欧洲人，40%是非洲人。[17]这不是侥幸。性染色体DNA研究通常显示，在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通常被视为非白人的国家）的基因组组成中，欧洲成分的比例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或学术估计。乌拉圭的基因库中欧洲所占比例为84%，阿根廷的这一比例为79%，古巴为72%，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为63%，智利为57%，厄瓜多尔为41%，墨西哥为34%，秘鲁为26%，玻利维亚为12%。[18]就像在所有有征服史的地区和劳动力移民程度较低的地区一样，胜利者和到达者的基因组输入不成比例地来自男性一方。拉丁美洲的独特之处在于输入的规模。它远远高于欧洲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遗传输入，高于阿拉伯殖民者在马格里布的输入，也远远高于土耳其的突厥征服者的遗传输入，后者占该国基因库的13%～15%。[19]只有在英国殖民地和魁北克，殖民者才有更大的人口，从而产生文化影响。
伊比利亚文化对美洲影响力的密度和广度造成了两个重要的后果。其一，它使殖民时期的伊比利亚—大西洋成为社会文化空间，而不仅仅是两个帝国的一部分，或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时期（1580—1640年）的一部分，通过回返和循环移民维持大西洋两岸的联系。另一个原因是，它使伊比利亚—大西洋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是社会文化空间得以继续存在。毕竟，大多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在殖民地解放后才来到美洲的。他们来回的迁徙和跨大西洋的家庭联系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联系。他们继续了美洲的伊比利亚化进程。伊比利亚化的各个种族的土著居民也是如此，他们很多人本身并不是伊比利亚人。事实上，拉丁美洲大部分土著地区的西语化主要发生在后殖民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内部流动、民族国家的扩大、公共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得以扩大化。这与安哥拉的情况类似。殖民者离开后，安哥拉的葡语化进程加快，以葡萄牙语为第一语言的当地人口比例从独立时的3%激增到今天的40%。然而，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强大的伊比利亚—克里奥尔文化在其殖民结束时已经发展起来了，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伊比利亚文化足以演变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并阻止了非伊比利亚殖民移民形成永久的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