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

1949—1979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公民出国的很少。不过，这期间中国大陆的移民人数却不能以“空白”来形容。实际上，也有少数中国大陆公民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出国，来到世界各地，包括巴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西政府继续与退逃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一直维持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整个世界纷纷与中国建交的大背景下，1974年8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在访问巴西时与巴西外交部长西尔维拉在首都巴西利亚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中巴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在此之前，中国大陆人民如想移居巴西（如家业财产继承等），就不得不通过“特殊”的渠道。

海外华侨华人中，有的家族生意是世代相传的。这种传承性，不因社会和政局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由于自身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需要在国内亲人中寻求前来帮助自己的家庭帮手；另外，一些人也需要在国内寻找自己财产的家庭继承人。于是，在海外亲人和国内亲戚朋友的劝说下，一批在国内生活的人开始出国。兹举几例：

浙江人孙特英的父亲出生于1906年。父亲5岁时，孙特英的爷爷孙玉福就离开家乡到欧洲，约1925年到巴西。1957年，孙特英父亲离开内地到香港办理手续，1958年5月乘荷兰船，58天后来到巴西。孙特英一家共两兄弟、四姐妹，后来先后来到巴西。时至今天，孙家在巴西已发展到200人左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族。孙特英两个姐姐已经有儿子、孙子、曾孙了。如按代计算，孙氏家族在巴西已有六代传人。^[41]显然，在中国大陆移民稀少的情况下，包括巴西在内，拉美各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基本上是靠一代代华裔的产生来延续中华民族的血脉。巴西是历史上拉美地区华人移民较多的国家，因此这期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状况对拉美移民格局的影响相对较大。

广东台山石阁村的苏新亮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他爷爷的兄弟早在1922年就通过香港去了巴西，先在种植园里做劳工，种植茶叶和咖啡；随后开始从事餐饮业，赚钱后继续开分店，而爷爷的其他几个兄弟也去了香港。到了苏新亮这一辈，他们都选择去巴西。苏新亮父亲有十个兄弟姐妹，共七男三女。1955年，他大伯父从香港乘船去了巴西。1965年，其四伯父、六叔父和七叔父一起到香港谋生，后来在1970年又一起到了巴西。1986年，苏新亮的父亲移居巴西。1992年，苏新亮四兄弟和母亲一起移居巴西。1993年，苏新亮父亲又帮苏新亮二伯父一家以及村里其他亲戚移民到巴西。^[42]他的家族大部分人都移居巴西。

广东台山籍的梅裔辉家族就是用这种迁居方式从其家乡移居巴西的。20世纪80年代，先期移居巴西的梅裔辉曾给在国内的兄弟们写过一封信，承诺“千方百计办理你们到巴西来”。从那以后的30多年间，为了兄弟们能够来到巴西，他毅然放下了两间生意和刚出生的三女儿，回到中国去与相关干部陈情沟通。兄弟们来到巴西后，他又安置他们工作，学习葡萄牙语，尽心尽力地支持和帮助他们谋生，经营生意。30多年来，经过梅裔辉帮助移居巴西的族人有70多人。^[43]

在中巴两国建交后几年，中国便开始改革开放，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批出国。于是，巴西的华侨华人人数才迅速增长，成为远远多于其他华人群体（包括传统移民、台湾移民等）的新的华侨华人群体。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能到巴西的中国大陆同胞，一般都有直系亲属或亲戚在巴西。他们跟以前来巴西的中国公民一样，多以家庭团聚或继承家族遗产的名义出国。这一类型的出国都是通过合法渠道。他们先让已经在海外定居的亲属或亲戚发来邀请信，然后到相关部门按规定办理出国申请手续。那时候办理出国手续烦琐，需要寻求批准的部门不只一个。最低一级需要出国申请人所在的生产队负责人的审批。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人为性干扰因素。但过去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比较纯朴，他们的出国手续基本上是按照正常的审批渠道办理的。出国申请人一旦完成在生长地、居住地的出国手续，就循例来到深圳口岸，在那里住下来，排队等候进入香港。有时候排队的时间长达几个月。当出国申请人通过了审批到达香港后，国内的所有出国流程便算走完。剩下的，就是到台湾当局驻香港的办事处办理“护照”，到准备进入的国家驻港办事处办理签证，然后就是购买机票或者船票（可能是节省的缘故，以购买船票者为多），通过一个月甚至数个月的海上航程来到目的地。那时候去巴西的海上航程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出国路程之一。当时，如果在巴西没有自己的直系亲属，肯定就不存在来巴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