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延伸与争议

以上三部专著奠定了墨西哥华人史研究立足于美国学术界的基础——跨国、跨学科视角下的墨西哥华人史充满着向多领域提出新思路、新论据的潜力。三年内三本相似话题专著的出版使美国历史学界对拉丁美洲的华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为在美国推广拉美其他国家的华人史研究提供了充分空间（López，2013；Lee，2018）。与此同时，华人史在墨西哥学术界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墨西哥的历史学者从本地的角度寻找新的研究方向，重点探索华人在非边境地区的经历（Lisbona，2014）。

罗梅罗、德尔加多和卡马乔选择墨西哥华人史作为研究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个人成长经历中和墨西哥华人有一定交集。他们的成果广为流传后，更多来自不同领域、本不熟悉墨西哥华人的学者加入这一队伍。其中写就《华人：墨西哥的反华种族主义，1880—1940年》的杰森·奥利佛·张和《华人同胞：墨西哥华人移民中的跨太平洋政治》的弗莱迪·冈萨雷斯具有代表性。杰森·奥利佛·张是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而冈萨雷斯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和全球亚洲研究系教授（冈萨雷斯在博士期间接受以拉丁美洲为重点的训练）。在前三部专著的基础上，他们需要延伸墨西哥华人史的边界并做出创新才能获得同僚的认可。然而，他们的作品在提出新颖论点的同时产生了一定争议。读者难免对墨西哥华人史“跨国”“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反思。

杰森·奥利佛·张（2017）致力重评反华主义在墨西哥现代史中的地位。大多数墨西哥史学者认为反华运动是墨西哥革命的结果，而他提出基层反华运动对墨西哥革命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相关政治精英，如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María Albino Vasconcelos Calderón）之种族理念的影响。他的中心论点在于20世纪初墨西哥北部华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革命前，墨西哥总统迪亚斯（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引入华人移民的目的是在部分地区取代工作效率较低的印第安人。排华运动开始后，地方上的革命领导人以此煽动印第安人与麦士蒂索（mestizo）人共同迫害华人。通过这一做法与其中的暴力活动，地方精英将印第安劳动力加速纳入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构建出墨西哥的麦士蒂索民族主义（Chang，2017）。

杰森·奥利佛·张的研究基于墨西哥多地翔实的档案资料，但他对反华主义在墨西哥现代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过于激进。最大的问题是华人的人数、分布和影响力。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而华人聚集于北部边境地区。他提及了反华主义传遍墨西哥全国，但没有回应墨西哥学者对非边境地区反华活动的研究。以有一小部分华人居住的恰帕斯州（Chiapas）为例，当地的反华主义宣传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甚微（Lisbona，2014）。

冈萨雷斯（2017）重点分析了华人如何在20世纪中后期融入墨西哥社会并提升他们在墨西哥的声誉和政治地位的问题。此前大部分的拉美华人史研究集中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冈萨雷斯的作品填补了二战与冷战时期的空白。他的核心观点是：华人文化与其跨国纽带和墨西哥民族主义的相通性是他们融入墨西哥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二战时期，墨西哥华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与墨西哥联邦政府的反法西斯宣传契合，强调了华人与墨西哥站在同一战线，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冷战时期，墨西哥华人社团汲取之前的经验，将中华文化融入墨西哥天主教活动中，逐步打消墨西哥大众对华人群体中“共产主义威胁”的顾虑（González，2017）。冈萨雷斯的研究囊括了墨西哥不同地域的华人，其分析相比此前几位作者更加全面。

然而，冈萨雷斯的研究突出了跨越国界的文化与政治联系，不可避免地需要参考中国、美国、墨西哥三地三种语言的档案资料并掌握华人移民与外交人员、政府官员的关系。他的中文资料过度依赖台湾地区的档案，导致缺少了对墨西哥“左倾”华人的深入分析。罗梅罗、德尔加多和卡马乔虽以跨国视角分析墨西哥华人史，但他们的研究案例始终集中于小群体与特定地点。冈萨雷斯将视野扩展到冷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后，对一些重点环节观察得不够细致。例如，卡马乔（2017：161）曾提到墨西哥联邦政府内对华人的态度常有争论和不同意见，而冈萨雷斯常常忽略了墨西哥政府内部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的复杂性。不得不说，杰森·奥利佛·张和冈萨雷斯选择稍显冒进的研究范围和框架也是无奈之举。之前三部开创性的专著和其带来的墨西哥华人史研究热使机会与压力并存，新一批学者不得不尽力寻找全新的角度避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