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存在吗
1948年，阿根廷哲学家方启迪（Risieri Frondizi）提出：伊比利亚美洲哲学是否存在？在此观点出现之前，秘鲁人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Luis Alberto Sánchez）在1945年曾提出：拉丁美洲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看似荒唐，但显而易见它并非尽人皆知。但这是一个值得严谨审视考察的问题。关于拉丁美洲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将拉丁美洲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提出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存在和命名的问题。正如墨西哥艾琳·桑切斯·拉莫斯（Irene Sánchez Ramos）和拉奎尔·索萨·埃利扎加（Raquel Sosa Elízaga）指出的那样，有必要明确地将其视为研究问题，以便从理论上阐明对其展开研究的意义。[2]
拉丁美洲存在吗？尽管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作者桑切斯仍对其进行了肯定的回答。[3]就像其著作《拉丁美洲存在吗？》一书副标题所说的那样，拉丁美洲地区拥有神秘的历史，它从充满活力的拉丁美洲构想中追求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不同于一般情况，桑切斯对未来的关注多于对过去的关注。[4]75年之后，虽然作者的许多立场已经过时，但是书中的某些观点仍是正确的：各国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不阻碍拉美地区的统一，而且还应被视为有利于团结。对于桑切斯而言，拉美地区建立在两种张力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它们对统一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现实中无可争辩的异质性。
桑切斯关注拉丁美洲未来而不是其过去的这一观点，在20年后被巴西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重新提出，他认为拉丁美洲是一个与众不同且始终如一的社会文化实体，将拉美地区身份定义为共同形成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最终可能在未来导致“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实体”。阿根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在20世纪初主张拉美统一，他认为有利于拉美统一的三个因素包括：过去共同的货币比索、争取独立的历史和“拉丁裔”的身份，其中前两者是过去存在的，最后一个还存有争议。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否定乌加特所持有的拉美统一的立场。
对秘鲁人桑切斯和巴西人里贝罗而言，把重点放在未来，即放在计划和使命上，并不意味着蔑视历史。双方都认为拉丁美洲尚未一体化，但可以一体化。对一个人来说，思考未来并不意味着逃离现在。严格来说，正如尼加拉瓜人卡洛斯·图纳曼·伯恩海姆（Carlos Tünnermann Bernheim）所写的那样：“只有在我们过去的基础上，而不否认任何过去，我们才能用现在的材料建构我们的未来。日复一日地建构它，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等待。否认过去就是否认自己。没有过去，我们将不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也不会变得与众不同。”[5]
对于一些人来说，拉丁美洲的存在并不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有不少人对拉丁美洲的存在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存在的，因为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比如：拉丁美洲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显示出结构上的异质性，使拉丁美洲不能被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如果肯定拉丁美洲存在，那么就会随之出现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拉丁美洲存在？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即从明确的科学意图来承担这项任务。如果要使社会现实知识科学化，那么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理论，就没有社会科学，真理是很难被人遗忘的，尤其是在历史学科中。理论允许人们能够超越叙述，提供一种解释，而这一解释可能会受到另一种解释的挑战。比较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理论，因为新的理论可以提供更多和/或更好的知识，或者如前所述，可以提供不同的解释。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是亨利·比尔（Henri Beer）的强烈反对者，因为亨利及其追随者缺乏任何批判的观点，仅限于事实，而且将文献学和史学视为所谓的科学。与这种观点相反，费弗尔声称思想和理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是科学知识存在的先决条件。人类是历史的主体和史学的对象，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行为需要解释，也就是理解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理论是必要的。它允许对科学知识这一关键问题给出一些答案。艾格尼丝·海勒（Agnes Heller）写道，所有社会理论都是对意义的追求，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一种探索。[6]
现在，理论的产生在时间上具有历史性的建构。因此，即使理论不消失，也很容易被修改。没有一种理论，尤其是社会理论，是永恒不变的。理论、范畴和概念的历史性是一种不可遗忘的模式，除非想把它变成一种像《塔木德》（Talmud）这样的结构。因此，它更多地属于宗教领域，而不是科学领域。在这方面，最好记住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一项提议，认为社会理论这一重大问题是足够构建一种随着历史发展而一起成长的理论。或者，如果你更喜欢另一种观点，那就是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取得进步，是因为它敢于同所有被认为是真理的事实对立。
理论上的努力既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也在于从新的视角重新提出问题。有必要强调的是永远不要把问题和事实相混淆。提出一个问题不仅需要我们的观察，还需要具备批判和超越观察的能力。正如古老的冰山隐喻要求人们不要满足于观察冰山表面的冰，而要探究冰山下面的东西，冰山下面的东西才是更为重要的事实。
雨果·泽梅尔曼（Hugo Zemelman）呼吁：“认识论思维，即根据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提出问题，但又不能局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他还补充说，任务是“深入现实并认清那些隐藏的潜在力量”，它们才能够使知识得以建立。[7]
1819年，在方启迪和桑切斯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安格斯图拉国民议会上反思道：
我们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土著人，而是土著人和西班牙人间的混血人种。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即与土著人争夺财产所有权，并在我们出生的国家中同侵略者反对派做斗争。因此，我们的情况是最特别也是最复杂的。[8]
1828年，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在他的《美洲社会》（Sociedades Americanas）一书中写道：“我们将去哪里寻找模式？”并自己回答道：“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必须有其自身的机构和政府，其自身才是建立一个又一个机构的办法。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么革新，要么犯错。”罗德里格斯及其门徒早就意识到了拉丁美洲之谜。罗德里格斯敏锐的洞察力很有趣，因为它反对将欧洲机构和政府形式机械地复制到拉美地区的新生共和国。
在19世纪的社会思想领域和20世纪的社会科学领域，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范畴的机械应用是一个经常犯的错误，尤其是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时，其本质上是辩证的方法。埃德加多·兰德（Edgardo Lander）通过对自土著编年史以来的拉丁美洲长期知识的了解，认为拉丁美洲地区是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持续统治。
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变化，批判性思维现象开始迅速发展，表现为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控制着拉美地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因此，拉丁美洲的批判性思维体现为“获取自己意见的权利”。21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社会批判科学领域不死之树开始发芽，用歌德（Goethe）的话来说，在这方面此前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同样，必须考虑殖民主义思想，除了对殖民主义进行必要的审察之外，多年来，人们已经重新思考了易于解释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每个具体拉丁美洲社会的概念和范畴的问题。
正如西蒙·罗德里格斯所言，拉丁美洲是一个结构上异质和独特的地区，而诺伯特·莱希纳（Norbert Lechner）则偏爱该地区，他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革命到民主》，De la revolución a la democracia）中指出，对这种异质性结构的分析“需要并同时反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阐述的概念”。
经验观察与理论工具之间的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理论就没有解释，当研究人员接近问题时，显而易见，他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理论，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没有人会从理论上，以绝对中立或无私的立场来看待一个问题、一个对象，甚至是研究的主题。研究者要做到的是在没有偏见、没有教条的前提下，专心、警惕，使得理论符合现实。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对他塑造的著名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做出了准确的评价：“在获得数据之前先进行理论分析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荒谬的是，人们开始扭曲事实，使事实适合理论，而不是使理论适合事实。”[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