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点思考

在德碧琪关于秘鲁华人移民分类的研究中，第二波移民浪潮中的华人移民凸显了他们的团结互助精神，“改变了企业行为模式，运用一切必要而可行的机制以求事业精进并提升社会地位”。^[40]无论在乡村（庄园、农场等）还是在城市（商号、学校等），他们开创了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先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了雇主与华人移民之间的接触与联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开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洛桑-埃雷拉认同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分析道，“正是在那个时期，唐人街的中国商人是最团结的，最具有经济实力的。他们注重跟当局搞好关系并且有效地保护他们领导的社团内同胞们的权益。”^[41]这位学者还指出，他们的招工模式也都是一样的，即招收自己家乡的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到自己的商号来工作。^[42]

在谢宝山的时代，以谢宝山为核心的华人成绩斐然。“在1920年代，除了全国各地成立的会馆和行业（如医生、制鞋匠、修理师、屠夫等）公会以及通惠总局1886年成立之时所列名单里已有的组织，一共有30多个华人协会组织。”^[43]客家人谢宝山凭借其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其身边华人企业家的协助下，造就了一个有组织有活力的华人社区。

第二波移民浪潮中抵秘的华人经商者的成功与以专制、仁慈和道德示范为特色的家长式领导密切相关。华人家庭企业，以及由华人合伙人组成的商号或机构的领导人，以大家长的领导风格对其大多数是华人移民的职工、下级人员及那些领会了经营精髓的秘鲁人进行管理。那些年，客家人移民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与一张庞大关系网的形成和亲属关系链的利用有关。

“赤溪和田头的客家人都是通过家庭的纽带移民到秘鲁的利马和卡亚俄，又从那里迁往奇克拉约、伊基托斯（Iquito）和其他地方的。”钟日平先生解释说。他手里有一份1911年以来移民到秘鲁的赤溪客家人通信录。^[44]一旦在秘鲁落脚，工作几年之后，这些客家人便从雇主那里独立出来自己或跟其他客家人合伙创业。生意稳定之后，他们又资助自己的亲戚移民到秘鲁并在这些亲戚抵达秘鲁之初向他们提供住宿、餐饮和工作机会，一直到他们有一定积蓄并独立门户。

亲属链条和家长式领导是秘鲁华人家庭企业成功的两大要素。而使谢宝山得以获得对秘鲁社会各界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力的第三大要素则是其“全知领袖的地位”。德碧琪曾经引用过一段话，其中在讲到谢宝山的时候，说他是“一位在所有领域具有代表性而无所不在的人物”^[45]。自德碧琪引用这种说法开始，便有人使用“全知领袖的地位”这一概念。

谢宝山一直留存在被他帮助过的人们的记忆中，正如他的一位后人回忆他的时候所说：“我妈妈总是跟我们说，他不光帮助了我妈妈的家，他还像一位名誉中国领事。所有刚刚抵达秘鲁的华人移民都会去拜访他，这是必须的。他会尽其所能帮助那些新移民，从住宿、吃喝到找工作。”^[46]“他以其仁慈的言行被整个华人社区视为最贴心的人。”^[47]

谢宝山实行家长式领导，对华人亲属链条的发展完善贡献甚巨，并形成了他无所不在的领导地位。他的这种领导地位不仅在华人社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被当年各种出版物记载并传播。德碧琪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华人社区中心位置占有一席之地并赢得利马社会的好感与帮助的体面的华人家庭中就有谢宝山的家庭。”^[48]

在那个以种族主义眼光蔑视东方人的年代，《世界》（Revista Mundial）杂志《社会要闻概览》栏目提到谢宝山时，称他是“具有开创精神的公民、极为成功的农场主和实业家、道德高尚并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士”^[49]。秘鲁当地报刊把他形容为“一位勤奋工作的秘鲁华人社区代言人”。德碧琪强调，他“不仅得到广大亚洲籍企业家的支持，而且也获得驻秘鲁外交使团的好评”。^[50]

总之，谢宝山发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领导作用，这巩固了他在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直至社会等各个领域内的实力。他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固然得益于家长式领导和亲属链条，但他之所以成为华人移民“荣耀的象征”^[51]和秘鲁社会的“大善人”却源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环境中自己的道德修为”和“人脉的积累”。

图8 谢宝山的后代、江福·纳瓦罗一家合影（洛莱塔·江福·纳瓦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