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民族主义意识的萌生
19世纪，巴西社会精英将欧洲尤其是法国看成文化导师，他们深受欧洲人思想、行为、文学、艺术的影响，信奉种族理论，鼓吹“白化政策”，试图通过引进代表“先进文明”的欧洲移民，改造独立后“落后野蛮”的巴西，以欧洲为模板打造巴西。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巴西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之前对欧洲文化的过度依赖，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和无视，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捧欧洲文化，日渐强烈的民族情感促使他们发现、解释并鼓励巴西自己的文化，关注巴西的民族特性。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意在摆脱巴西对欧洲文化的依赖，寻求自身的“文化独立”。
1922年2月11日至17日，在圣保罗州举办的“现代艺术周”（Modern Art Week）将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一年，巴西举办了独立100周年庆典，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推动了此次艺术周活动的举办。巴西著名作家格拉萨·阿拉尼亚（Graça Aranha）致开幕辞，他说知识分子正在反抗巴西艺术的萧条状态。艺术家们通过诗歌、音乐、绘画和雕塑等形式阐发自己对巴西的理解和热爱。诗人罗纳德·德·卡瓦略（Ronald de Carvalho）称：“让我们忘记雅典卫城的雕刻和哥特式教堂的塔楼……我们是高山和森林之子。不要再考虑欧洲，考虑一下美洲吧。”[3]诗人梅诺蒂·德尔·皮基亚（Menotti del Picchia）把这一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高度概括为“巴西的巴西化”。年轻的埃托尔·维拉-洛沃斯（Heitor Villa-Lobos）指挥着以乡村为题材并使用本地乐器演奏的音乐。埃尔纳尼·布拉加（Ernani Braga）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民族主义乐曲。1924年，阿拉尼亚在巴西文学会（Brazilian Academy of Letters）上发表演讲称，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作为欧洲遗产的巴西民族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巴西文化应该感谢欧洲，但它也是自身环境的产物。作家们开始攻击他们原有的热爱欧洲的文体传统，抨击这一传统抑制了他们自己的创造力，鼓励要尊重民族传统，从国家原始资料中获取灵感，倾听民族深处的声音。这一时期出现的巴西新文学呈现出解放形式、富于新形象和乡土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特征。[4]
除此之外，巴西知识分子开始摒弃欧洲的种族学说，认为这是欧洲人企图采用精神殖民来征服自己国家的一种阴谋，新的民族主义不再妄自菲薄，不再谴责巴西人是劣等种族，而开始赞扬巴西文化的独特性——三个人种促成的文化和种族。阿丰索·赛尔索（Afonso Celso）是巴西早期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专著《为什么我为自己的国家骄傲》（Porque Me Ufano Do Meu País）[5]被奉为民族主义文学的经典，书中洋溢着阿丰索对巴西种族融合的骄傲之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白人三者的任意组合都会拥有让人引以为豪的品质。由于迎合了大多数巴西民众的文化诉求，该书成了畅销书，于1901年首版后多次再版，甚至成为小学生的必读书目。知识分子对种族持更加开明、平等的态度，将种族融合视为一种成就，而非耻辱。
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伴随着巴西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而产生。阿尔贝托·托雷斯（Alberto Torres）是巴西国内最早倡导现代经济民族主义的人。围绕民族主义概念和巴西发展道路的问题，他曾于1909—1915年出版了系列丛书，其中1914年的《巴西国家问题》（O Problema Nacional Brasileiro）[6]一书集中阐释了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巴西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命运交给了外国人，而要实现民族独立和真正的民族主义，就必须控制本国的财富来源、初级产品工业、经济流通部门、交通业和商业，同时要确保没有垄断和特权。
巴西工业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勃兴，并在此后的30年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1911—1920年，巴西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约为4.6%。1920年巴西的工业品总产值为15306万美元，约是1905年的5倍。[7]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主导的。1907年，纺织品、服装、鞋类和食品工业的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57%，这一比例在1919年超过了64%。同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一样，纺织业是当时巴西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919年占工业总产值的29.6%。1885—1921年，棉纺织工厂的数量由48家增至242家，工人数量从3172名升至108960名；产量从1885年的20595千米增到1905年的242087千米，增长了10倍多，在之后的十年内又翻了一番，增至470783千米，1921年继续攀升到552446千米。从工业机器进口的数值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巴西工业发展的速度。1918—1923年，巴西纺织机器的进口量由2194吨增加到8838吨，相应地，纺织机器的进口额也从31.4万英镑增至93.4万英镑；其他产业机器的进口额也增加了2倍多，从76万英镑升至153.7万英镑。[8]除了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巴西的其他产业如钢铁、化工、冶金、烟草等也迅速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巴西工业发展的活力植根于蓬勃发展的咖啡出口业。咖啡在巴西出口业中的份额从1919年的56%增至1924年的75%以上。[9]在种植园主和外国资本的推动下，旨在支持咖啡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电站等大量涌现，为本地工业生产的增加创造了条件。而咖啡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雇用大量外来移民的基础上的。外来移民对于巴西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他们既是咖啡出口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扩大了廉价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此外，尽管在20世纪前20年巴西工业有了显著发展，但农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引擎，1907—1919年，巴西的工业产值在实际生产总值中仅占21%，与之相比，农业则占到了79%。虽然制造业在巴西进口结构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从1901—1910年的83.6%降至1911—1920年的78.7%，但仍然占有较大比重。[10]这说明巴西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以农产品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巴西国内缺乏流动资本和完善的货币、信贷和银行体系，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交通运输网络不发达等都是制约工业化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精英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农业部门的利己主义。咖啡经济的繁荣导致巴西形成“咖啡寡头”政治，拥有巨额财富的咖啡种植园主通过操控大选，与政界结盟，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1894—1930年，巴西总统大多来自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s）这一“咖啡三角区”。政府部门被既得利益集团农业寡头所控制，从政策层面上就无力推动全国的工业化，而只是针对服务于出口农业的行业出台扶持政策。
即便如此，巴西的工业发展仍然能为城市劳动力提供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1907—1920年，巴西的工人数量从13.6万人增加到27.6万人，其中纺织业工人从5.3万人增至10.4万人，食品加工业工人从2.9万人增至4.1万人。工业最集中的联邦特区有3.5万名工人，圣保罗有2.4万名工人，南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do Sul）有1.6万名工人，里约热内卢有1.4万名工人，伯南布哥（Pernambuco）有1.2万名工人。[11]庞大的外来移民充斥着巴西各行各业的岗位，不仅促进了巴西的咖啡经济繁荣，也为其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铁路公路网的发展不断挑战种植园主的权威，并结束了契约农工的被隔绝状态，他们沿着铁路和公路去往城市和港口，加入装卸工人、建筑工人、服务工人和零售商的队伍。正因为有了他们，巴西的工农业产值才能被一次次刷新。反过来讲，一方面巴西咖啡经济的持续扩张需要更多的契约农工，另一方面新兴的工业发展也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之，20世纪20年代巴西经济在整体上呈现出产业多元化的趋势。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外资进入了水泥、钢铁和一些耐用消费品行业，这些行业大部分从事产品组装。其二，巴西政府为新兴产业的企业发展提供了特别支持，如进口设备免税、保障利率贷款等倾斜政策。其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存在的许多维修厂，在战争期间扩大了经营活动，并在战后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这种工业发展状况为此后巴西提升工业化水平奠定了基础。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发展工业化的集约型经济，并引导经济多样化，防止把外汇收入用于本来可以在国内生产的进口产品上，强烈要求政府发展制造业，提高国家的自给能力，只有这样巴西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
需要指出的是，在巴西民族主义意识萌生和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中，促进民族融合和多元化发展是主流声音，但同时也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不和谐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