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出洋的过程
引进劳动力的计划看似合理公平，但具体的招募过程实际上却充满了谎言和暴力，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招募华工的手段十分卑劣。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习惯，加上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因此大部分人并非自愿出洋，而是被人贩子通过哄骗、逼迫、要挟甚至绑架等方式强行掳上船。随着贩卖人口的行为愈加猖狂，当地人民爆发了强烈不满和抵制情绪，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买卖华工的运动。清政府下令，一旦捉到人贩子，一律砍头治罪。各国驻中国领事也纷纷提出抗议，基督教教士和《香港日报》总编辑对绑架中国人的强盗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命令香港封闭港口，禁止在该港买卖华工。西班牙政府只能下令暂停买卖华工，以平息民愤。1859年下半年，王室多次下诏，“鉴于在中国港口招工时遇到了许多的障碍和纠纷，取消向古巴输入华工”。[10]而由于此前批准的许多华工还未抵达，陆军上将弗朗西斯科·色朗诺（Francisco Serrano）于1860年2月10日下达命令，禁止运进华工。但是为了减少投资者的损失，截止日期定在了次年的1月1日。[11]而事实上此次暂停的决定，仅仅是西班牙政府在战争中暂时做出的一个姿态而已。
苦力贸易的利润非常惊人，远远高于专门运货的生意，甚至也远高于当年运输非洲奴隶的生意，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均参与到古巴的苦力运输中。例如，一艘运载500名华工的船只，成本只需30000～50000比索，上岸后却能卖出100000～120000比索的价格。[12]与运输非洲奴隶的主力一样，参与贩运契约华工的前六位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葡萄牙、荷兰。在契约华工贸易初期，英国几乎包揽了最初十年内的华工运输。凭借鸦片战争后在清朝政府手中夺得的种种特权，英国船只几乎不需要接受中国官方的检查。因此，西班牙、葡萄牙、秘鲁等国的商人大都选择租用英国船只来贩运掳掠到手的华工。1855年，英国议会通过提案，禁止挂有英国国旗的船只继续进行贩运人口的勾当。进入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苦力运输又几乎被美国制造的快速飞剪船垄断。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船只的货运需求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美国制造的快速帆船可以缩短旅途时长，从而降低途中人口的死亡率，因此美国船主们将目光转向契约华工的运输。虽然一些议员一直反对奴隶制，但美国法律上一直没有相关的规定，直到内战爆发，美国船主们才不得不终止买卖华工的贸易，[13]而截至此时，美国共计派出34艘船，运送18206名中国人。最终16419人抵达，死亡率为9.8%。[14]
1865年起，法国船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取代英美两国，致力华工的运输，因此共运输104艘船，占所有国家数量之最。他们大多数走的是西航线，从澳门或香港出发，途经爪哇、毛里求斯、好望角等地，横跨大西洋，直至古巴岛。而另一条稍短的东航线则要横跨南太平洋，经合恩角，最终绕往古巴。这两条航道所需的时间相近，从10月至次年3月，一般需航行147天；而从3月至9月，则需165天，如果遇上恶劣气候，航行时间甚至可能多达200多天。[15]例如1856年，从澳门出发的艾米格兰特号，在海上漂泊了230天才抵达古巴。[16]航线要两次经过赤道地区，大部分航程都是在极其炎热的气候中度过的。[17]
事实上，运输契约华工的旅程被学者们称为“海上浮动地狱”。因为契约华工在船上受尽了折磨，而船上的死亡率甚至高于非洲奴隶的船只。尽管英国乘客法案设立了有关舱位的规定，美国也有禁运奴隶的法令，但是西方资本家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想尽办法用各种卑劣手段规避法律规定，毫无节制地超载、滥载，“每一只船所载苦力人数都超过船的法定载客数额的几倍甚至10倍”。[18]为了增加运载人数，甲板下面还横插一层甲板，每位乘客的铺位只有8平方英尺[19]，锁在夹舱中的华工“就只能永远保持着躺着的姿势”。与贩卖黑奴的船一样，船舱的“门和窗都装有监狱船的门闩和栅栏”。在甲板上，紧靠中桅后面，也装有铁栅栏。苦力不但被紧锁在底舱中，有的“甚至装入竹笼”[20]，而极其狭小的船舱却没有通风设备，“人气熏臭，感病死者不计其数”[21]。正对着关闭华工的舱口，设有足以把走上甲板的所有人消灭的小炮，以防有人尝试逃跑。与严重超载相对应的，则是船上的吃食远远不够、饮用水安全不达标、卫生条件简陋等问题。由于天气炎热和保存方式不当，食物经常发霉变质，“一桶桶臭猪肉被倒入大海”，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屯粮雪上加霜。很多时候，储存舱内潮湿闷热，食物霉变却照样给华工们食用，导致了船上常常出现肠胃病和痢疾。有的华工因为抱怨吃的饭臭了，几乎被船主毒打致死。[22]旅途中另一大凶手是华工们爆发的动乱。根据现有史料统计，在1845—1872年发生的48起华工船海上遭难事件中，契约华工暴动占据38起，取得斗争胜利的占26起。[23]
1860年2月11日，古巴当局颁布法令，恢复允许中国劳工入境的政策，此后决定实施新的管理规则。另外，英法联军登陆天津，再次侵入北京。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被迫签署《北京条约》，承认并允许中国人移民到海外。至此，清朝的传统国策彻底被打破，劳工贸易变得合法化，侨务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
1864年4月，西班牙派代表来华，谋求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同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经过谈判，10月10日，清政府任命薛焕为全权大臣，与西班牙使者在天津正式签订《和好贸易条约》。其中规定，如果大清国人民自愿出国前往西班牙属地务工，无论是否携带家属，在同西班牙人签订合同契约后，均可由通商口岸出关，赋予了西班牙在中国境内合法招工的权利，并且给予最优惠的待遇。[24]值得注意的是，条约规定招工过程必须是本人自愿的行为，严禁非法拐卖华工。此外，清政府对拐匪治罪的法律进行修改，定罪愈加严厉，力求镇压企图诱拐华工出洋的拐匪。就此，将契约华工运往古巴的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尽管受到中国内地沿海各口岸人民不懈的反抗和国际上的批评，招募劳动力的根据地在1866年被迫转移至澳门，但在葡萄牙当局的庇护下进入最为盛行的阶段。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利用代理人的身份，得以瓜分巨额利润。西班牙驻澳门的总领事尼卡西奥·卡内特·易·莫莱（Nicasio Cañete y Moral）也参与了人口的贩卖，并且从中赚取利润，因此极力赞成契约华工的出口。这位总领事不仅对招募华工时的种种罪行熟视无睹，甚至在与古巴陆军上将的行文中公然撒谎，随意捏造事实，谎称在自己的监督下，每位华工均是在熟知条约内容的情况下，自愿签署的。[25]据统计，1856—1873年，从澳门被运往古巴的中国人共计94715名。[26]此外，1860年起，陆续有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前往古巴，据古巴历史学家胡安·佩雷斯·德·利瓦（Juan Pérez de la Riva）估计，一直到1875年，从加利福尼亚进入古巴的华人共有约5000人。[27]
1868年10月，古巴爆发独立战争。大批华人华工为了谋求自由、表达对当地政府的抗议，纷纷加入了起义军。见此情况，古巴陆军上将分别于1870年7月24日和8月29日致信西班牙政府，详细阐述了华人对古巴农业、贸易，特别是治安方面的不良影响，建议停止运进华工。1871年4月27日，西班牙王室颁布谕旨，借口“中国移民不遵守约定，违反当地法律，破坏公共秩序，帮助国家敌人等行为，给古巴带来巨大困难，造成极大伤害”，因而取消输入契约华工。[28]但是新法令须在哈瓦那官报上公布八个月后才能正式生效。人贩子们纷纷决定在此期间最后大捞一笔，于是在随后几年内，抵港的华工数量明显增加。最终，1874年3月5日，最后一艘运载着725名华工的西班牙帆船“罗撒号”，从澳门起航后，经过310天的航行，将最后一批前往古巴的契约华工送达古巴岛。
关于到达古巴的中国劳工的人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数据。总体来讲，从中国各港口出发的华工，加上从菲律宾偷渡过来的，以及加利福尼亚前往古巴的华人华侨，截至1874年，在古巴岛上的中国劳动力约15万人。[29]他们大多数在蔗糖园里工作，其他的人分别修筑铁路、建造码头、在烟厂工作或者做家仆。其中，大多数劳工为20～30岁的未婚男性。然而，即使能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存活下来，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每天被关在种植园中与世隔绝以及边缘性的社会地位等，这些契约华工中仅有极少部分存活下来并繁衍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