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内容
薛淇心（以下简称“薛”）：Alberto，原来您就是郭富华，我听Teresita说过，你们是同班同学，一直希望能在华区看到您后约您访谈，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了。
郭富华（以下简称“郭”）：是的，我和Teresita是同学。谢谢我的表哥（向梁先生微笑致意）今天介绍我们认识，确实很巧。
薛：原来您二位是表兄弟吗？
郭：不是真的表兄弟，但是我们都是华人的后代，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互相都这么称呼，很亲近！
薛：很难得，您竟然会说普通话，那今天的访谈您希望用哪种语言进行呢？
郭：虽然我很想用这个机会练习中文，但我的水平有限，有的意思怕表达不清楚，我们还是用西班牙语吧。
薛：好的。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父母来古巴的情况。
郭：我叫Alberto Dasio Kuok Loo，中文名叫郭富华。1952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哈瓦那的华人医院——九江医院。我父母都是广州人，他们1932年在广州结婚，但那时中国的情况不太好，我父亲没有工作，于是就和我爷爷一起于1933年来古巴务工，我母亲继续和我父亲的家人生活在广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母亲他们从广州逃难到了香港，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的家人决定定居在香港，我母亲独自回广州照顾我外婆。直到1952年1月，我父亲才把所有手续办好，把我母亲接到了古巴。我母亲独自在中国苦等了近乎二十年，才和我父亲团聚。之后，我出生了，1954年我妹妹出生，1957年我弟弟出生，我们三个都在哈瓦那老城区长大。
薛：您父母的故事很感人，最终能在哈瓦那团聚很不容易。但为什么您父亲去古巴时，没有直接带着您母亲一起呢？
郭：那时去古巴务工的手续不好办，带着家属同去，负担更重。而且我爷爷和我父亲一开始是在一位华人的杂货店里打工，当伙计，赚的钱不是很多，他们还要攒钱寄回广州接济老家的亲人，没有多余的钱再为我母亲办移民手续。后来开始打仗了，国际交通中断，我父亲想把亲人接来古巴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了那么多年。
薛：您父亲后来有条件把您母亲接到古巴，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后有了一些积蓄。他和您祖父一直在别人的杂货店工作还是有了自己的生意？
郭：我爷爷和我父亲一开始给别人打工，他们很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多攒一些钱。把我母亲接到古巴后，我父亲用剩下的积蓄自己买了一个杂货铺，开始当老板，但工作依然很辛苦，他们一直寄钱回中国接济老家的亲人。
薛：古巴革命后开始将所有的私有经济收归国有，您还记得您父亲的店铺是哪一年被没收的吗？之后他从事什么工作了？您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就开始国有化进程，我父亲的店铺是1960年或1961年被没收的，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之后，他被安排到一家国营杂货店当营业员，不能再做老板了。自己开店和当营业员，这两者的收入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父亲自己开店时，具体赚多少钱我不清楚，那时我还小，但养活一家人还是足够的，并且还寄钱回中国。做了营业员后，他的月工资大约在86比索，很少，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母亲又不工作，这些钱不够花。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我母亲把电视机卖了，给我和弟弟妹妹买吃的。我母亲后来还卖衣服、卖家具换钱，以贴补家用。我小时候上的是华人的私立学校，革命胜利后一两年学校关了，我就开始在古巴的公立学校读书。我们一家以前住在哈瓦那老城，我父亲以前的杂货店现在还在原来的位置，但里面已经完全变样了。
薛：您父亲的杂货店被没收后，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寄钱回中国吗？
郭：是的，即使我们很困难，我父母一直帮助老家的亲人。之前有杂货店的时候，条件好一些，汇款也没有那么多限制，每次汇款数额不等，比较频繁。70—80年代，只允许华侨汇款，华裔没有资格，在中华总会馆的协助下，一年只能汇一次，数额在100～200比索，我记不清了。[13]除了汇钱回去，我父母一直与广州的亲人写信保持联系，都是写给我的一位姨妈。我母亲不会写字，信都是我父亲写，他1995年去世后，就由我来写信，收寄信挺慢的，要一两个月以上。
薛：您一直都会读写中文吗？您在华侨学校念了几年书？后来学校关了，您还自学中文吗？
郭：从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说粤语，所以我一直会说。1958年，我开始在公教华侨学校学习，学阅读、写字，等等。后来华侨学校的校长移民美国，学校关了，我8岁时，开始在古巴公立小学读书，用西班牙语学习。但是在家里，我和父母都说粤语。1990年，我在哈瓦那一所外语学校又学了两年中文。我和一位女华裔结婚，她父母都是华人，我们有一个女儿，从小我们在家里都说粤语。我女儿长大后，我希望她学会说普通话，2015年她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和我在一个单位ETECSA，古巴电信公司，我们一起上班，也一起报名在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们都通过了汉语水平四级考试，后来我女儿去中国留学，我还继续在孔子学院学习，今年（2020年）是第五年了，我喜欢学中文，想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平时我也自己练习用中文写作。
薛：像您和您女儿这样既会粤语又会普通话，既能说又能写的华裔在古巴应该是极少数了。二位在语言上的优势是否为你们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发展机会呢？
郭：我从小会粤语，长大后知道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就一直想学普通话，我没多想有什么发展机会。但是你说得对，像我这样，会说、会写汉语的华裔，在古巴真的不多，所以华人社团有时会请我帮忙，教粤语、做翻译、做社团秘书，等等。1995—1997年，我在中国传统艺术之家给华区促进会[14]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教粤语。1997年6月，华区促进会举办了纪念华人抵古150周年庆会，我担任翻译，负责招待从美国及加拿大来古巴参加庆会的华侨华人。2006年，我加入了民治党和龙冈公所，2006—2008年，我在龙冈公所给那里的会员教粤语，算尽义务，当时连一些古巴人都上了我的课。2019年，我从古巴电信公司退休，开始在中华总会馆做中文书记，我想也是因为我会粤语和普通话。最近民治党主席Marcelo说，他希望我今年（2020年）夏天开始教会员说粤语，我认为这对青年华裔很有利，他们也应该保持这项传统。其实我学中文，尤其是进孔子学院学习，主要是为了给我女儿做一个榜样，当然，她很厉害，学得比我好。2016年，她去北京参加夏令营。第二年，她得到机会去西安交通大学学一年中文，在那里，她萌发了留在中国读研究生的想法，于是申请了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工程硕士项目，是英文授课，她现在还没有毕业。我希望将来她可以留在中国工作。
薛：您女儿很优秀，难怪您很为您的女儿自豪。您之前提过，她和您一起在古巴电信公司工作，所以您读了大学，并且也是学电信类专业的吗？
郭：是的，我上的是夜大，学的电信工程。1969年时我开始服兵役，这是义务性质的，为期两年，1971年结束。然后我开始打工，白天工作，晚上读高中。后来我在夜校学了两年英文。1976年，我决定读大学，白天工作，晚上上夜大，用了七年时间，从电信工程专业毕业。毕业后我先在古巴邮电部当工程师，工作三年后，为了提高工资收入，我换到电话公司的开发部门担任通信网络的设计员。1994年，我开始在古巴电信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现在华区家家户户都有电话，当时那里的电话网络是我负责设计和领导安装的。我还参与了古巴电信公司和华为的合作项目，设计古巴国家的Wi-Fi系统和宽频通信系统。
薛：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尤其您的工作项目可以为华区的住户服务，格外有意义。您小时候在这里上过学，长大后也经常来华区参与各项社团活动吗？
郭：我只在华侨学校读了一年，不过我家在哈瓦那老城区，离这儿（华区）不远。我1968年就成为中华总会馆和九江公会的会员，那时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华人的华裔才能加入这些社团。九江公会那时有医院，专为华人服务，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70年代我先是服兵役，后来打工、读夜校，没有时间参与社团的活动，来得较少。那个时期，由于很多华人离开了古巴，各个社团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很多社团解散了，没有解散的那些也不怎么举行活动了，华区比较萧条。我记得8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在隔了十几年后再次邀请华人华裔代表参加狂欢节，中华总会馆号召我们一帮华裔积极准备，我们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向古巴人展示，我们觉得很自豪。那些衣服好像是以前粤剧表演的戏服。
薛：60—80年代，当中古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华区、各个社团的活动受到影响了吗？
郭：两国关系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我感觉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我不太喜欢评论政治问题。
薛：就您个人的观察与感受，您觉得从60年代到现在，哈瓦那华区、华人社团总体上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华人一直在减少，以前华区到处都是中国面孔，随处可以听见华人之间用广东话交谈，看中文报纸，现在没有这样的场景了。以前华人的杂货店有很多中国产品，酱油、味精、中国食品，现在也买不到了。过去华区有很多中国饭店，还没走到这里，哪怕闻到中国菜的气味，就知道离华区不远了。当然，现在Cuchillo一条街也有中式餐馆，但口味都不是最正宗的，是经过改良的，为了适应古巴人和其他外国游客的口味。华人社团也减少了很多，在我小时候有几十间，现在只有13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5年，华区促进会开始复兴华区，那十几年，华区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热闹了很多，先是举办华人抵达古巴纪念庆祝会，后来每年举行海外华人节，开展学术会议、中国食品展览、文艺表演等活动，很多国家的华人社团、研究华人的学者、中国的企业或个人都来参加，反响不错。各个社团也重新活跃起来，配合华区促进会的活动。但是2005年华区促进会解散后，这些活动就停办了。现在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古巴的重要节日，社团都会举办活动，最隆重的是庆祝春节，会有舞狮表演、武术表演，等等，各个社团也会分别举行庆会，邀请会员聚餐。
薛：您曾经去过中国吗？
郭：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98年，古巴电信公司派我先去意大利，接着去中国巨龙公司培训业务，我在洛阳学习了两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去了北京、广州和深圳参观。我到广州的时候见到了我母亲的亲戚，跟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但很可惜我没能去香港看望我父亲的亲戚。我觉得广州和深圳非常好，发展很快。我回到古巴后，把在中国拍的照片给我母亲看，尤其是那些和她亲人的合影，给她看，她非常高兴。第二次去中国是2019年7月，去西安看我女儿，她正好放暑假，陪我参观了西安的钟楼、兵马俑等名胜景区，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月时间。
薛：您父母一直和中国的亲人保持联系，那他们晚年时想过回中国吗？
郭：没有，我的父母以及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哈瓦那，回不回去都一样。我父母都是在哈瓦那去世的，现在安葬在中华总义山，每年清明，无论天气好坏，我都会带着鲜花去祭奠他们。我在家里给他们安了一座神位，每年的新年、母亲节、父亲节、他们的生日和祭日，我都会点香祭祀。
薛：谢谢您和我分享您个人和您家庭的故事，很特别也很令人感动，希望您可以坚持学习中文，将来用中文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也希望您有机会再次去中国更多的地方看看！
郭：谢谢你的鼓励，我其实写了一些，以后也会接着写！有机会，我还会去中国，我听说广东的变化很大，我得目睹那里的发展，尤其是广州、江门、九江及中山。我也非常想去香港看看！
薛：一定会有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