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和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
20世纪50—70年代，包括巴西在内，拉丁美洲只有少数的国家接收过来自台湾地区的移民，如从台湾地区前来拉美继承家族生意。此外，据台湾方面的资料，早在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曾接到民众上书，询问关于移居中南美洲的相关事宜。当时的外交部曾就此事向中国驻中南美洲的使领馆查询相关情况。当地使领馆的答复是，“中南美洲国家欢迎中国农工技术人员移垦，并告之相关资料”。[33]如按照此处所说，当时民众上书询问移居中南美洲相关事宜，可能是国民党政权迁居台湾之前的事情，因此这里的上书民众是否包括当时中国大陆一部分人，还需进一步探索。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带进了大量军民人口，加上台湾地区本身的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增长，高居世界前列，台湾地区面临着粮食供应不足的困境，因而加大了台湾本土向外移民以舒缓当地密集人口的推力。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南美洲，则移民拉力表现明显。包括巴西在内，中南美洲地广人稀，土地广袤肥沃，气候温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均没有燃烧到这里，而且当地各国政府鼓励外来移民前来发展，特别是从事农业开垦。在“一推一拉”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台湾地区对中南美洲的移民流便由此催生。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在各国中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因此成为台湾民众移民的首选地。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也对民众移居中南美洲地区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意向。不过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台湾当局的移民态度很快冷却下来，表示无法像当时的日本和韩国那样，由台湾当局主导向外移民转为接受台湾民众以“个人”方式移居南美洲，并要求申请者“最好具有农工技术及非役男身份”，且对移居者不提供资金等项支持。台湾当局移民态度改变的具体原因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台湾民众移民中南美洲的计划最后都转变为移居者的“个人”安排。总之，这时候台湾当局的态度是既不鼓励也不禁止。不过，这时候台湾民众移居巴西的积极性仍然很高。从1963年“六家族”起，台湾民众拖家带口移居巴西的现象就络绎不绝，其中以举家移居巴西的案例居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加上巴西等国陆续修改移民法规，台湾地区民众迁居巴西等南美国家的移民热才逐渐冷却下来。
另外，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民众的移居巴西潮之所以一直不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台湾方面多次断断续续地受到重大岛外因素的刺激。这些刺激主要是对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地区后带来的一批家在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而言。当时他们以台湾地区为“暂居地”的心态十分明显。他们包括两种人，一是随时准备随国民党政权回到家乡，二是随时准备拔腿就溜，溜往他国避难。特别是一些大陆来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士，一听到岛外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诱发移民情绪。这些已经移民他国或准备移居他国的台湾中上层人士之所以移民到巴西，更多考虑的，只是自己家人和那一份相当沉重的家族财产的安全。台湾地区移民的到来，可以说是巴西华侨华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直接导致华侨华人数量直线上升。据统计，到1959年，巴西华侨人数增至6748人，1967年增至17490人。[34]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台湾当局虽然获得了暂时的苟安，但并非太平无事，“不祥”的气氛始终压抑着面积不大的台湾岛，因此向外移民之流仍不断出现，其中包括以巴西为目的地的移民。但这个时候前去巴西的台湾地区的移民，已不全是为了“避祸”，甚至与“避祸”无关。例如，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分从台湾地区到巴西的移民，是前去巴西从事农业的。
最明显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巴西的“慕义六家族”（以下简称“六家族”），这是台湾地区一次性人数最多的集体移民。一般认为“六家族”是这类农业移民的代表和先驱者。“六家族”在移居巴西前做了十分细致的准备。首先，在移民前，已联系好了在巴西一方接应的台湾同胞，如下面所说的“六家族”的亲戚杨毓奇等人（他们已经先在巴西开了农场）。其次，准备好到巴西务农的工具。这说明杨毓奇等人是比“六家族”更早到巴西开始从事农业的台湾人，可惜移民的具体年份不详。1963年7月20日，这六个家庭获得巴西移民签证，随即订购船票、计划出发与接洽船期。实际上，这一次前往南美洲的乘客除了这6个家庭外，还有虎尾教会的简荣源长老一家7人，以及前往巴西“大使馆”任职的人员，合起来共50余人。轮船公司特地商请荷兰籍的客货轮从日本横滨前来基隆港靠岸载客。[35]顺便说明，实际上“六家族”不只是6个家庭，但“六家族”之说已约定俗成，成为巴西的台湾地区移民史上一个著名符号。[36]“六家族”第二代以后的后裔中，很多人仍居住在慕义，但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散居其他城市，开枝散叶，枝繁叶茂，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
除了“六家族”外，20世纪60年代后迁居巴西的台湾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客家人。客家人移居台湾地区的历史很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次年台湾地区被划入清朝版图并设县派官治理，中国大陆民众（主要是福建人）随即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开始移居台湾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客家人。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梅县（今称梅州）地区，其迁居地是台湾的美浓地区。据文献记载，美浓地区原为清朝禁开垦地，武洛六堆统领林丰山、林桂山兄弟借平定吴福山之乱向凤山县令申请开发，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才准予客家人进入该地区开垦。由于该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当时不仅吸引了六堆客家人移至美浓，已经移居到美浓地区的客家人也回乡去招揽家乡的客家人前来此地开垦，这使得美浓地区成为大量外来人口集中之地。客家人在这里定居后，以务农为主，大部分为种芋农户，后来这里的芋田种植面积为全台最大的。当时美浓地区是台湾的高收入地区，但美浓地区作为客家人聚落，交通不便，民风保守，与外界的联系闭塞，人们家族观念和意识极为浓厚，后来移居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的美浓客家人多为家族式移民。[37]
台湾美浓客家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陆续移居巴西，至少延续到70年代。最早移居者是谁，今已无法查寻。他们移居巴西可能是受到屏东县内埔乡客家人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台湾当局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派出的农耕队的影响。那时被派往非洲和南美洲国家的农耕队员在回到台湾后，向乡亲朋友讲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其中当然不乏当地地大物博一类正面传闻，从而对客家人移民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效应。
20世纪60年代移居巴西的台湾人中，也有一批身份地位显赫者。他们一般是1949年后跟随败退的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地区的人。例如，1963年移居圣保罗、籍贯江苏连云港灌南的皋春湧。他原为国民党军队里一位将军。再如仲家治，父亲仲永锡（1925—1989年）是苏州人，上海某大学化工专业毕业，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派到台北市接收一家造纸厂，但他思念家乡，不愿待在台湾地区，于1964年11月乘轮船离开台湾地区移居巴西。
汤熙勇指出，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来巴西的移民多分布在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巴拉那州（Paraná）及里约热内卢。另外，巴西东北的累西腓（Recife）是另一个台湾裔重点聚落，20世纪60年代有数百名高雄县美浓居民移居至此经营农场，现今包括其后裔有千余名。从台湾移民巴西的外省人务农的比较少，他们多经商，开餐饮店，少数人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38]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将于次年访问中国。这一爆炸性消息令台湾全岛震荡。到这一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这一系列历史性事件，更是动摇了台湾民众的信心，于是一些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来的华人也移居巴西。这些国家的华人之所以也做出如此的决定，主要是因为此时巴西经济正在起飞，且巴西当局对外来移民抱欢迎态度。巴西顿时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移民天堂”。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酝酿从越南撤退而使局势变得扑朔迷离，东南亚地区许多人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军政人员都在寻找安全出路。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国家的华人便随港、台地区的移民流，纷纷流向巴西。但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移居巴西的流量可能较小，到巴西后可能以散居为主，因此今天在巴西很难找到他们的聚居“部落”。
这时期从台湾地区来巴西的移民，多数人是先到了巴西的邻国巴拉圭，然后再找机会进入巴西。还有一部分移民的最初目的地就是巴拉圭，他们在巴拉圭从事一段时间的各种职业后，又来到了巴西。他们主要居住在巴西一侧靠近巴拉圭边界的伊瓜苏地区一带，多数从事两国间的转运贸易及与之相关的行业，因而经常来往于边界两侧。他们中也有少数移民到了圣保罗等地。
台湾移民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比过去来巴西的中国大陆移民高。按台湾移民自己的说法，在巴西的台湾移民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较高。这一现象与巴西主管部门一开始对台湾移民的政策把控有关。据萧金铭神父说，1960年，有位从台湾地区来的新闻记者陈鸿祺告知他，台湾那边有很多朋友想来巴西，问是否有门路可以移民过来。萧金铭答应代他想办法找出路，事后跑了几趟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外交部，幸遇一位在外交部的签证处当主管的巴西人，萧金铭于是邀客做东，请这位主管帮忙。他开出的条件是，来人（台湾移民）必须是工程师或是技工。经多次交涉，乃先由22家中选出20家移民来巴西，以后再来的10家移民亦都很顺利取得签证。1963年，萧金铭再到里约办第三批台湾移民时，那位巴西主管朋友已升任驻瑞士领事，接任的新主管不肯再帮忙。已移民来的这30家华侨，日后在巴西均有成就，子孙中有很多人成了工程师、大学教授、大农场主。[39]
这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台湾人之所以移居巴西，除了外部环境导致的岛内局势不稳的因素外，还应与台湾人当初的“巴西观”有关。在台湾人眼中，南美的巴西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他们理想的移民目的地，是很多台湾人心目中的天堂。这主要是就他们在移民之前对这片梦幻般的南美大陆的憧憬来说的。这与台湾地区媒体的报道和推介有关。在很多台湾人看来，巴西毕竟是体量巨大的国家。于是一些台湾人就马上将冲动变成实践：把台湾的房子卖了，把待遇不错的工作辞了，三下五除二就移居巴西。但这些台湾“知识分子”移居巴西后，一个突出问题是寻找工作问题，他们总是高不成低不就。这个他们昔日向往的天堂，如今却如同世间的冷酷之地、丧尽家财的伤心地。[40]更多的人怀念起在台湾地区时自由自在的生活，对比眼下的“落魄”处境，难免“忆苦思甜”，很容易产生焦躁感、失落感。一想起隔着半个地球的双亲就牵肠挂肚，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