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内容
薛淇心（以下简称“薛”）：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请先简要介绍您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您父母移民古巴的情况。
黄明学（以下简称“黄”）：我叫黄明学，Ramón Wong Wu，1967年12月10日出生于哈瓦那。我父亲叫黄文竞，他西班牙语名字是Ramón Wong Manken，是在Ramón后加上了他的中文名字。我父亲是新会古井镇人，出生于1933年，16岁的时候从老家到广州，再到香港坐飞机，经加利福尼亚转机后到达哈瓦那。其实我们家最早移民古巴的是我曾祖父的大哥、三哥和我曾祖父本人，他们在20世纪初期就到古巴务工，在糖厂里工作。我曾祖父有了一些积蓄后搬到哈瓦那谋生，自己做小本生意，经营了一个小饭馆和一个蔬果摊。1949年时，中国刚刚结束了战争，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我曾祖父就想办法帮我父亲办了手续让他来古巴，一来可以给我曾祖父帮忙，二来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初曾经回过中国，当时中古两国建交，中华总会馆安排一些老华侨回国观光。我父亲回去后，在老家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结婚，1964年我母亲抵达古巴。同一年，我哥哥出生，1967年我出生。
薛：目前的一些研究都表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国移民古巴的进程就停止了，没想到直到1964年还有像您母亲这样从中国移民到古巴的。
黄：的确，50年代末期中国过来的移民就已经很少了，像我母亲这样的是极少数。据她本人回忆，与她同时期从中国到古巴的共三位女性，一位去了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一位刚到不久便和她的丈夫移民去了美国，只有我母亲一直在哈瓦那。像她们这样的，在1959年之后移民的基本都是妇女，是来古巴投奔丈夫的。我母亲应该是他们这一辈老华侨中最后一位到古巴的。
薛：古巴政府1948年开始允许已入籍的华侨将妻子、子女接到古巴团聚，您父亲入了古巴国籍吗？
黄：是的，他入了古巴籍，是为了满足“五十工例”的要求，就是国化劳工法，要求外国人在古巴经营生意时要雇用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古巴员工。由于中国人在古巴，也许在世界各地，都更倾向于抱团取暖，他们雇用的都是中国人。比如我曾祖父，他自己保留了中国国籍，但是为了遵守古巴的这项法律，他要求我父亲加入古巴籍。这种做法只算是一个对策，其实最后中国人的店里绝大部分还是中国人。
薛：您父亲来了古巴之后，一直在您曾祖父的店里工作吗？
黄：起初刚来的时候，是和我曾祖父一起经营小饭馆和蔬果摊。但是他来古巴的时候比较年轻，挺叛逆的，与我曾祖父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不一致，想自己独立门户，出去闯闯。于是就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在另一个华人的杂货铺里打工，后来我叔叔也从老家移民到了古巴，他们俩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咖啡馆，也卖冰淇淋、炸物，算是一个零食摊。在古巴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洗衣店、杂货店、蔬果摊、饭馆等这几个行业，小本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主要是通过辛勤地工作赚取微薄的利润。这些行业的华人店主，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老板，他们本身也都要和伙计一起工作。
薛：您说的这些情况应该是古巴革命前。革命之后，您曾祖父、父亲、叔叔的这些店铺是哪一年被收归国有的？之后，他们从事了什么工作？
黄：具体哪一年我不清楚，但肯定在1968年之前。古巴革命胜利后，首先对美国的大型资本进行了国有化，后来改革逐步深化，对中小型的外国资本也进行了收归，1968年开展了“革命攻势”，将所有的私有资本全部收归国有。我们家在革命前一共有三份生意，饭馆、蔬果摊、小咖啡馆，全部都被没收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我曾祖父年纪大了，后来就退休了。我父亲后来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光华报》，先是做印刷机排字员，后来成为总经理。
薛：说到这儿，我正好在研究《光华报》的历史。我了解到这份报纸最初是一份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地下刊物，古巴革命后才正式发行。但我在古巴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只有1989年至2000年这一时间段的，而且很不齐全。这份报纸是否曾中断过出版？60—80年代这段时间的缺失是否和中古关系在那一时期较为疏远有关？
黄：《光华报》的确中断过出版，不过是在1985年左右。至于国家图书馆只保存了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不过我觉得你推测的有一定道理。现在两国关系很密切、很友好，如果提到这段历史，会显得不合时宜。鉴于这个方面，有可能图书馆把某一时期的相关资料都不对外公开了，但也有可能他们只收藏了1989年至2000年这段时间的资料。
薛：我在与华区不少华侨华裔交谈时都问到了中古关系疏远对古巴华人社会是否有影响，但大家都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有的搪塞过去，有的直言不谈论政治。既然您刚刚谈到了一些，而您又正好成长于那一时期，不知是否愿意分享一些您的个人感受？
黄：中古两国关系的疏远对华人社会或多或少有影响。那时我父亲除了在《光华报》工作，也是黄江夏堂的主席，我们一家就住在社团的楼里，所以我很清楚那时社团的情况。我记得那时很少举办像现在这样的活动，会员聚餐、节日庆典，我印象中都没有；定期召开会员会议的时候，来参加的不超过10个人。大家有的不继续交纳会员费，有的干脆直接退出，因为对他们来说社团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不只是黄江夏堂，这里的社团大都如此，很多社团逐渐关闭、解散，只剩了现在这12所，另外加上中华总会馆。1980年左右，古巴政府停止了对《光华报》的纸张配额，报社的条件非常紧张，我父亲他们都没有收入，一心只想维持这份中文报纸。没有纸张，报纸就不能印刷，我父亲他们到处协调，最后新华社驻哈瓦那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些A4纸缓解了《光华报》的纸张困难。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我替我父亲去新华社的办公室领过纸。《光华报》的机器是非常古老的，都是用铅字块，版面减小后，印刷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父亲钻研了很久，找到了办法，但是要在印刷时手动移动纸张，有一次因为操作得慢了一些，他的一根手指被机器轧断了。
薛：非常感谢您分享的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在那一段时间（中古关系疏远期）里，作为华裔，你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是否受到什么影响？
黄：就我个人而言，在学校，我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因为我从小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在家里我们都说古井的方言，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第一天去上学，我因为语言不通，都找不到自己的教室。因为语言上的问题，有同学嘲笑我，不过很快我就适应了，小孩子学语言很快。另外，当时那个学校只有我和我哥哥是亚裔，开始我们显得比较孤单，而且我们身体比较单薄，所以有些长得比较高大、强壮的小孩会欺负我们，每个学校应该都会存在类似的霸凌现象吧。也是因为这些经历，我父母后来让我和我哥哥练习跆拳道，强身健体。不过我回想，这些经历与我的华裔身份应该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我没有因为有中国人面孔、生活在华区这些受过歧视。其实，古巴革命就是为了消除差异、提倡平等，使不管任何人种、民族的古巴人都感觉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从这一点来说，70—80年代，在华区比较沉寂的时期，我们华裔更多地与古巴当地社会接触、融合，没觉得和其他古巴人有什么不同。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忘记自己的身份，我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出生在这里，但我们那时不会在公开场合刻意强调自己是华人后代，不像现在大家都有比较高的热情去了解中国文化，更积极地去加深自己对华裔身份的认同感。
薛：90年代初期，古巴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一段新的发展时期，直到现在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与友好。我在查询民治党会员录的时候，发现1993年这一年加入了大批华裔新会员，而这一年刚好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第一次访问古巴的时候。两国政治层面的亲近对华区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黄：两国关系重新变得友好其实是政治层面的，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从整个华人社会而言，应该还是有积极变化的。从1990年开始，华区一点点恢复生机，后来（1995年）成立了华区促进会，负责华区的复兴工作。从90年代开始，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对这里的华人社会也更加关心，尤其对老华侨华人，每年会给他们发一点补助。如今，这些老人越来越少了，大使馆每年给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侨100元可兑换比索，相当于100美元。至于你说的1993年加入了很多会员，除了江泽民主席访问古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年举行了中华总会馆成立100周年庆会，各个社团对华裔加入的要求放松了。
薛：90年代古巴正处于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为什么偏偏是在古巴遇到很多困难的时期华区开始复兴？华裔开始加入各个社团？
黄：特殊时期真的非常困难，经常大段时间停电、停水，公交车停运，物资匮乏很严重，我们都吃不饱饭，挨饿是很常见的，我那时还在上大学，因为学校伙食太差我得了胃病，还休学了一段时间。那时龙冈公所创办了公益食堂，这对那段时期的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后来，其他社团也尽力为会员们提供帮助，比如发一点生活用品，牙膏、肥皂等。我觉得有些人加入社团是为了得到这些帮助，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那些帮助对大家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薛：据我观察，现在各个社团的领导成员几乎都是华裔，年纪大都在五六十岁。更年轻一辈的华裔会员数量是否较少？
黄：古巴有规定，像公务员、军人这类的工作，在职期间是不允许加入民间团体的。有些华裔，像我的中文学习班的学生Rosa Wong，以及民治党现任主席Marcelo Eng，他们以前在国家政府部门工作，所以他们都是在90年代退休后才加入。九江公会现任主席Ángel Chang，他以前是军人，退役后才加入。另外，社团的这些职位都是没有报酬的，年轻人要读书、工作，所以参与得少。而且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就是华人的孙辈、重孙辈，与古巴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很高，有的从外表上都看不出是华裔，他们对华区的各种活动没有太多热情。
薛：我在《光华报》上曾看到90年代黄江夏堂的领导成员名单，您那时很年轻，但已经是领导成员了。这是为什么呢？
黄：那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情况不太一样，社团人数还是比较少，就像我说的，有些人即使加入，也是为了获得一些补助，并不真正热心参与社团的事务。其实我也不想做那些，我那时被选上，完全是因为人手不够，我父亲就让我和我哥哥担任一些职位。后来各个社团条件好了一些，加入的人多了，我就不干了。[15]
薛：我们现在聊聊您的个人经历吧。您前面提到上大学的一些经历，您大学念的什么专业？后来从事什么工作？
黄：我是哈瓦那技术大学（在古巴通常简称CUJAE）水利工程专业毕业的。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每次考试同学们都抢着坐到我旁边，开玩笑地说，这样就离我的大脑近一些，可以传给他们智慧。我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还自学了编程。
薛：您成绩这么好，后来继续在工程专业深造吗？
黄：没有，我没继续读书。我只以工程师身份工作了一年就辞职了，后来我成为个体户，直到现在。我毕业的时候古巴正好是特殊时期，我在一家国企工作，待遇不好，每个月工资只相当于1美元，我那时心理落差很大，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克服很多困难，工作后竟然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国家，知识根本不值钱。正好当时公司要裁员，他们本来要辞退一位女士，但她家里更困难，于是我就跟领导说，辞退我吧。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干了，这样顺便也能帮一下那位女士。领导其实挺重视我的，劝我不要辞职，但我实在不想每个月只赚1美元。那时，华区促进会开始振兴华区，华人华裔可以在一些指定的地点开办小集市，卖蔬菜、卖传统的食品如炸馄饨等，我就开始做这些，赚得比工程师多了很多。其实现在也是这样，饭店服务员的收入比大学老师收入高多了，服务员收的小费数额很可观。所以我说，在这个国家，知识不值钱。
薛：可是古巴革命后，政府一直很重视教育，推行教育全免费，这是很难得的。虽然您毕业后收入不理想，但是也和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不是吗？
黄：教育全免费确实是好政策，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建很多学校，尤其在农村地区，但是没有那么多合格的老师，于是就培养师范生，因为人手紧缺，有些初高中生就能去艰苦地区当老师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当然，如果没有古巴革命、没有教育全免费，我自己肯定不会读大学了，极有可能我在做我曾祖父、我父亲早期的工作。
薛：您从小会说粤语，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普通话的？后来如何开始在民治党义务教中文？
黄：我们在家说的其实不是标准的粤语，而是乡下方言。不像Alberto（郭富华），他父母是广州人，他说的是粤语。但我一直只会说，不认字、不会写。有一次，一位日本游客到黄江夏堂的饭店吃饭，他问我知不知道我们社团牌匾上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出，他便说了一些他的猜测，因为日文里有汉字的元素。我当时觉得很惭愧，一个日本人都认识汉字，而我百分百的华人后代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于是我开始自学汉字的读写，后来在中国传统艺术之家开办了中文班，我上过两期。2010年前后，古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学语言、学医，他们有的会来社团当志愿者教大家普通话，我也去学了。后来这个留学项目停了，没有那么多学生了，以前那些老师也不来了，但是这里很多华裔还是很愿意继续学习的。民治党的领导认为我语言基础好一些，就让我继续教，我每周给他们上一次课，差不多有四五年了。其实我中文也不好，每次上课教的也都是最基础的，“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今天星期几？”，他们很多人年纪大了，也记不住，但是我们现在每周把这个课当成一次聚会，大家自娱自乐，他们的儿女大都移民了，我就当陪他们聊聊天。
薛：您和您的家人想过移民吗？
黄：我父亲是相信古巴革命的，所以60年代很多人移民时，他坚决要留在古巴，我叔叔移民去了美国。他到美国后，把我在中国的奶奶，以及一些家人都接到了美国。我们后来在古巴日子过得很困难，那时想过去美国投奔亲人，但是他们条件也不算好，没有更多的钱再帮我们一家人移民了。后来我自己想离开这里，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我哥哥的岳父帮他和我嫂子办好了移民手续，既然我哥哥要去美国了，我就去不成了，我得留在这里照顾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不会说西班牙语，我父亲2008年去世后她生活上许多事都要依赖我。现在我年纪大了，即便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就不想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