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进入2016年，经济领域最热的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先了解“新常态”和新发展理念。
1.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战略判断：“新常态”
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离不开“新常态”。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改革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党中央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环境，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有重大战略性的创新举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调整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这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是基于国际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科学判断，也是基于我国仍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的理性抉择。“新常态”这一表述，精准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阶段转变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先好先富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顺应经济新常态而进行的一场经济转型的改革。
2.引领新常态的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应该说它是我国覆盖全社会、覆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91]作为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新发展理念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思想指导，以此来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不和谐、内外发展不联动和社会公平正义不彰显等突出问题；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协调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是提升发展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的有力保障；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是基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是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92]
3.引领新常态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遵循新的发展理念、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的重大创新。我国长期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供给体系诸多问题表现为：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房地产库存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累积，等等，某些体制性障碍导致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93]，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传统意义上的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为着力点的需求侧管理已难奏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与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事实证明，我们不是需求不足，或是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却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了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只是近期改革的任务，从长远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破除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激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邓忠奇、高廷帆、朱峰[94]近些年的实证研究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北方内生增长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从而缩小了南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内生增长率差距，中国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盘活地方资源，促进产品有效供给和需求，推动形成“双循环”新格局。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9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着广泛的国际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很多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就是制度结构上有一些缺陷。最典型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在金融体制上面有缺陷，在财政上有缺陷，包括美国、欧洲因其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示其金融、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陷阱。所以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全球趋势和内在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或改革后的转轨经济、发展中经济特别是新兴发展的经济体，都存在结构性难题和体制性陷阱，因此，国际主要机构和专家都建议，要加快结构性改革。这一共识被写进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决议之中，各成员国将结构性改革视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新方案，明确为“关键作用”。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转型的国家，现在处在中等发达水平向中高端迈进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结构性的，即体制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更应主动顺应大势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IMF前总裁拉加德（Lagarde）所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