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的中东政策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影响到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言辞，而且还因为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在这个不稳定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对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只要考虑一下布什政府所进行的拙劣的伊拉克战争，是怎样影响到那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人民遭受长期的苦难即可：数万人失去生命、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没有尽头的罪恶的派系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战略上的灾难，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感到惊恐不安。当美国随意释放自己的权力时——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念——人们几乎再也想象不出美国力量的展示能够产生比这更加生动或悲剧性的影响。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卷入到中东地区，大量的活动是以教育项目和传教工作为中心。由于受到圣地（the Holy Land）的圣经魅力的强烈激励，以及犹太教在圣地历史上的作用，导致了一些人支持犹太民族恢复在那里的家园的想法。这种观点普遍为某些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欣然接受。但是，将这种适度且多为私人性的涉入该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将美国今天同以色列非比寻常的关系，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所起作用的核心内容是错误的。〔5〕在200年前北非海盗〔6〕（the Barbary pirates）线路的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曾扮演重要的安全角色，而且美国领导人也不渴望这样的角色。〔7〕虽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表达了英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但是他对于这一目标可谓未进行丝毫的推动。事实上，美国这一时期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卷入，是由巴黎和会于1919年派往该地区的真相调查使团——该使团由美国人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率领。真相调查使团得出的结论认为，当地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断侵犯，并提出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建议。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花上一丁点儿精力去注意。”虽然美国短暂地考虑过对中东地区某些部分进行委托管理的可能性，却从未追求这样的目标；英法两国最终在它们两者之间瓜分了奥托曼帝国的相关领土。〔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其重要性稳步增加，起初为石油利益所驱动，随后为反共因素所驱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自己与以色列不断加深的关系所驱动。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政治中的第一次重大卷入，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沙特阿拉伯形成的新伙伴关系，双方的意图是制衡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美国最初的两次正式联盟承诺，是土耳其于1952年被纳入北约，以及1954年签署的反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9〕1948年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美国领导人试图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由于担心威胁到更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领导人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个犹太国家作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像六日战争、苏联对众多阿拉伯国家进行军售，以及美国国内亲以色列团体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使得局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假如美国在这一地区角色的变化很大，那么企图用过去时代的宗教信仰，或者美国过去截然不同的卷入形式来解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美国与以色列当前的“特殊关系”，根本既不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先天注定的。

自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来，美国中东政策一个显著而且可以加以证明的特点，就是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其所达到的程度是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的。那种支持基本上都是无条件的：无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如何，美国对其支持的程度大部分都没有改变。具体而言，美国不断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很少对这个犹太国家施压，以使之停止在西岸地区建立定居点和修筑道路。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两位总统都公开赞成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使之成为现实。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政策，反映出来的也是以色列优先。例如，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伊朗政策严重受到以色列前后各届政府需要的影响。最近几年，德黑兰数度尝试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将那些明显的分歧搁置一旁，但是，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都能够阻挠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使这两个国家保持疏远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是2006年夏以色列发动的对黎巴嫩战争期间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严厉批评以色列的轰炸活动——轰炸导致1000多黎巴嫩人丧生，他们中多为平民。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它却帮助以色列继续进行战争，美国两党的那些著名人物公开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这种对以色列毫不含糊的支持，削弱了贝鲁特的亲美政府，加强了真主党的力量，驱使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些结果几乎都是对华盛顿或者耶路撒冷不利的。(https://www.daowen.com)

许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追求的政策，现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加上以色列延长对巴勒斯坦人领土的占领，助长了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从而增加了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使得华盛顿在应对像停止伊朗核计划那样的其他问题上更加困难。由于美国在这一大中东地区内如此不受欢迎，那些本可能与美国拥有共同目标的阿拉伯领导人因而也不愿意公开帮助我们，这种困境削弱了美国为应对一系列的区域性挑战所作出的努力。

这是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情形，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代表古巴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那些族裔的游说集团——尽管他们都设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偏移，但是没有其他哪一个族裔的游说集团，像以色列游说集团那样使美国的政策偏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它与美国原本的国家利益相去甚远。以色列游说集团成功地使许多美国人坚信，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对美国利益的负面作用，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无意间也伤害到了以色列自身。以以色列的定居点为例，即便像利昂·威泽惕尔（Leon Wieseltier）那样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作家，最近也称那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道德和战略错误”〔10〕。如果美国早就利用自己的财政和外交影响力，来劝阻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帮助以色列在那些土地上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处境将会好得多。然而，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对于任何试图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来说，政治上的代价会很高昂。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告知以色列进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的军事战略将注定要失败的话，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并推动这一战略，那么以色列的状况就会要比现在好得多。通过使美国政府从难以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批评到不可能对其行为进行批评、迫使以色列改变一些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以色列游说集团甚至可能正危害到这个犹太国家的长远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