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使我们得到教益的人们

没有哪位作者会是一座孤岛，而我们也要感谢先于我们考察这一主题的那些学者和作家。首先要说的是，存在着大量有关利益集团的学术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懂得了，那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精力的运动，是如何施加远比其在美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的影响力。〔26〕其次也存在着有关族裔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坚实文献，而这也证明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独特性，不是由于它的那些基本活动，而是由于它的影响力所达到的非比寻常的程度。〔27〕

第二类是研究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的文献。许多新闻记者、学者和前政治家都写到过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些作品的出发点既有批评性的，也有持同情态度的，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运作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有用信息。我们希望，我们的描述将沿着早先那些作家开辟的道路并有所拓展。〔28〕

我们也从那些难以一一列举的其他研究中受益良多，有些是针对美国中东政策某些具体方面的研究，有些是美伊关系的研究，或者具体政策议题的研究。尽管其中有些作品——如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Spiegel）的《另一种阿以冲突：从杜鲁门到里根的美国中东政策制定》和沃伦·巴斯（Warren Bass）的《是朋友就支持：肯尼迪的中东以及美以同盟的形成》——有意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不予重视，但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作品中，却包含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特别是它那不断增加的权势的证据。〔29〕(https://www.daowen.com)

存在的最后一类文献，是那些帮助我们想到以色列、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献，它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参照了过去20年中从以色列冒出的所谓的新历史。通过广泛地使用档案文献研究，像施罗姆·本-阿米（Shlomo Ben-Ami）、塞姆哈·弗拉番（Simha Flapan）、布拉什·基墨林（Baruch Kimmerling）、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e）、汤姆·塞戈夫（Tom Segev）、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这样的以色列学者，实际上推翻了有关以色列国家成立，以及它对周边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传统学识。〔30〕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也对纠正历史记录作出了贡献。〔31〕这些人一道破除了原先那个高度浪漫化的以色列建国版本，在该版本中，犹太人通常被描绘成好人，而阿拉伯人则通常被描绘成坏人。进而言之，这些作品清楚地表明，在以色列获得独立之后，它对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比普遍认为的要更具侵略性。

当然，在这些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各种争议，而且不是他们的每个观点我们都同意。然而，他们集体讲述的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叙述兴趣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人们如何考虑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的道德理论，这个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使人明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美国如此无条件地慷慨支持以色列深感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