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犹主义”

如果不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件最强有力的武器——对反犹主义的指控——进行考察，那么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运作的进行讨论就是不完整的。任何批评以色列行为的人，或者说亲以色列团体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都有很高的机会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任何说存在着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人，都有被指控为反犹主义的风险，即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几乎一点也不羞于描述它们的影响力，即便以色列媒体本身也提到美国的“犹太人游说集团”。〔72〕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既夸耀自己的权力，又经常攻击那些唤起人们注意它的人。

指责是在一种大惊小怪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观点认为恶毒的反犹主义正在复苏——尤其是在欧洲。2002年10月，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摩提默尔·B.祖克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写到《反犹主义的可耻蔓延》一文时警告说“欧洲又患病了”，而《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杰夫·雅各比，则为该报2004年3月的专栏献上了一个复苏的《欧洲反犹主义癌症》专栏。〔73〕2004年初，美国驻欧盟大使说道，我们“正接近临界点，其糟糕的程度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74〕虽然衡量反犹主义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是证据的重心却是指向相反的方向。事实上，当2004年春对欧洲反犹主义的指责弥漫美国之际，由反诽谤联盟和皮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分别对欧洲公众舆论进行的调查显示，反犹主义实际上正在下降。〔75〕

让我们看看法国的情况。亲以色列团体经常将法国描绘为欧洲最反犹的国家，而按照《新共和》的马丁·佩雷茨的观点，法国的首都“就像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那样，它今天是反犹主义欧洲的司令部”〔76〕。然而，2002年对法国公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人可以面对同一个犹太人生活，97％的人相信进行反犹主义的涂鸦是严重犯罪，87％的人认为攻击法国的犹太教堂是可耻的，85％进行礼拜的法国天主教徒拒绝指责犹太人在工商界和金融领域中的影响力太大。〔77〕法国犹太人社会负责人在2003年夏声称：“法国不比美国更加反犹。”〔78〕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法国警察报告说，2005年法国的反犹事件下降了几乎50％，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法国所拥有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多。〔79〕

当2006年2月一名法国犹太人被一个穆斯林帮伙残忍杀害的时候，好几万法国示威者涌上街头对反犹主义进行谴责。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总理都参加了受害者的丧礼，以公开显示同法国犹太人的团结。〔8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犹太人报纸《前沿》的一篇文章中的资料，2002年，从苏联帝国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超过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社会成长最快的地方”〔81〕，如果欧洲真的“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糟糕的话”，那就很难想象犹太人会大规模地移居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承认，欧洲并没有免于反犹主义的祸患。虽然没有人会否认说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存在一些当地恶毒的反犹分子，但是他们的数量不大，而且他们的极端观点为绝大多数欧洲人所拒绝。我们也不否认在欧洲的穆斯林中间存在反犹主义，有的是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所引发的，有的明白无误就是种族主义。〔82〕例如在大不列颠，监控反犹主义的监察团体社会安全信任组织（Community Security Trust，CST）报告说，这样的事件在2006年上升了31％。虽然决不应该对这样的不幸事件掉以轻心，但是（在一个人口超过6000万的国家里）所报告的这些事件的总数为594起，而且其中几乎1/4与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同时发生。就像社会安全信任组织的马克·加德纳（Mark Gardner）所承认的那样：“这当然不可与20世纪30年代或任何像那样的遥远事情相比。”〔83〕包括落脚在以色列的全球反犹主义论坛（Global Forum Against Anti-Semitism）等其他几个团体报告说，在同一时期反犹主义事件实际上下降了。考虑到可能的编码和低估问题，这些冲突性的结果意味着，应该谨慎地看待和理解实际的反犹主义事件陡生或陡降的说法。〔84〕

当亲以色列的团体受到压力不要只是提出含糊不清的主张时，该团体现在声称存在一种“新的反犹主义”，他们将此等同于对以色列进行批评。〔85〕当英国教会会议在2006年初投票摆脱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的时候——理由是该公司生产用于摧毁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推土机，英国的犹太教大拉比抱怨说，它将“对英国的犹太-基督教关系……有着最负面的影响”，而改革运动的负责人托尼·贝菲尔德（Tony Bayfield）拉比则说道：“明显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草根阶层，甚至在英国教会的中层，正在出现反犹太复国主义——近乎反犹主义——的态度。”〔86〕英国教会对既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又不是反犹主义心有愧疚；它只是抗议以色列的政策而已。〔87〕(https://www.daowen.com)

事实上，以色列的支持者有着利用“新反犹主义”的恐惧来使以色列免受批评的历史纪录。1974年，当以色列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要求它从1967年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的时候，反诽谤联盟的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rster）和本杰明·爱泼斯坦（Benjamin Epstein）即出版了《新反犹主义》一书，该书认为，反犹主义正在上升，并且以其他社会日益不愿意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作为说明的例证。〔88〕20世纪80年代初，当以色列因入侵黎巴嫩和扩张定居点而引发另外批评的时候，当美国向其阿拉伯盟国的军售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当时的反诽谤联盟负责人内森·珀尔马特（Nathan Perlmutter）及其妻子鲁思·安·珀尔马特（Ruth Ann Perlmutter）即出版了《美国真正的反犹主义》一书，该书认为反犹主义正在回潮，就像向以色列施压要它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所显示的那样，就像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这样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89〕珀尔马特夫妇还认为，许多“非犹太”（a-Semitic）行动，虽然他们俩将其定义为并非处于敌视犹太人的行动，却可能伤害犹太人的利益（尤其是以色列的福利），能够容易地使真正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90〕

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几乎没有提到反犹主义，当时以色列参与到奥斯陆和平进程之中——表明了（珀尔马特夫妇）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存在的含混不清。事实上，有位以色列学者在1995年写道：“从来没有什么时候，至少是自从基督教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以来，反犹主义的厉害程度要比目前更加逊色。”〔91〕反犹主义的指控只是在2002年春才普遍起来，当时以色列由于它在被占领土的野蛮行为而在全世界受到严厉的批评。

批评者也指责将以色列放到了一个不公平的标准上，或者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因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为以色列著名作家和政治家的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宣称：“在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时，新反犹主义是以‘对以色列进行政治批评’的伪装形式出现的，是由对这个犹太国家采取歧视手段和双重标准组成的。”〔92〕这意味着任何对以色列的行动——或者其行动的支持者——进行批评的人，都是在反对它的存在，因而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但这是一种伪指控，因为它将对以色列行动的批评同拒绝以色列的合法性混为一谈。事实上，西方对以色列的批评者几乎从未质疑过它存在的权利。相反，他们质疑它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这是合法的批评；许多以色列人自己也质疑这种行为。

当西方的批评者进行这样的指责时，他们并不是以双重标准来评判以色列。虽然有一些批评者将以色列挑出来进行不适当的批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以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的。这一标准是完全恰当的，尤其是既然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反复强调说它需要得到特殊对待，原因乃是因为它是“中东的唯一民主国家”。换言之，人们期待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像当代的英国、加拿大、丹麦和美国等民主国家一样。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引起批评，因为这与普遍接受的人权准则和国际法，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相左。而以色列几乎说不上是因为这些原因而面临尖锐批评的唯一国家。美国因为在阿布格里布监狱（Abu Ghraib）出现的滥用权力，以及在关塔那摩监狱对拘押人员的同样做法而遭到普遍谴责。但是美国也没有被放到一个双重标准上；人们只是期望它能够合乎它自己所陈明的那些价值标准，合乎那些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而以色列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