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快的手段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就像通过参与到有关以色列事务的公共话语来塑造公众观点的努力一样，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是完全合法的。虽然我们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目前的影响力不是为美国的利益或者以色列的利益服务，但是它的大多数手段都是合理的，这是喧喧嚷嚷的民主政治本质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幸的是，有些亲以色列的个人和团体偶尔把他们对以色列的辩护推向不合法的极端，企图使那些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个人噤声。这种努力可能涉及威吓和诽谤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甚或企图损害或破坏他们的职业。上文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学术机构中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而此类行动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是没有其存在空间的。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施暴手段不只是限于学术机构领域。
让我们看看2006年10月发生在托尼·朱特身上的事情吧。朱特是一位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却经常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批评。按计划他要在波兰驻纽约领事馆发表一次《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演讲。波兰政府没有主办这次活动，波兰驻纽约领事馆只是向网络20/20（Network 20/20）——一个主办一系列主题广泛的演讲的独立团体——租借了它的设施而已。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得到了这次活动的风声，并且同波兰总领事进行了接触。哈里斯后来解释道，他是“作为一个波兰朋友”而打电话，说那个演讲“同波兰外交政策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波兰总领事也收到了反诽谤联盟的两通询问，而且他后来将这两个询问电话描述为“进行得体的施压……我们是成年人，有足够的智商理解那一点”。波兰领事馆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朱特的演讲，这导致了一群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这种明显压制自由讨论的行径。〔65〕朱特也报告说，在其他场合他曾收到针对他及其家人的死亡威胁信，这是由他此前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所激起的。〔66〕
在那同一个月的稍晚时间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当时法国驻美国大使馆计划了一个庆祝卡门·卡利尔（Carmen Callil）的《欺骗》一书出版的招待会，这是一部对一名下流的法国官员在将法国犹太人放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审查的、广受欢迎的作品。虽然这部作品对法国人在大屠杀中的共犯关系进行了充满激情、令人感动的控诉，但是据报道，法国大使馆却收到了对卡利尔在作品中的这一小段附言的控告：“在我追捕路易·达尔奎尔的时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的是，要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无助的法国犹太人的恐惧，以及目睹以色列犹太人正将这种恐惧转嫁到巴勒斯坦人民头上。”由于屈服于这样的压力，法国大使馆因此说道：“它不能够支持作者在本书附言中所表达的个人观点”，并取消了这次招待会。〔67〕
一个甚至更加著名的例子牵涉到《我的名字叫雷切尔·科里》这部作品，这是一个关于一位年轻妇女在2003年3月被以色列推土机杀死的剧本，当时她正试图阻止以色列国防军摧毁加沙地带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园。该剧以科里的日记和电子邮件为基础，于2005年4月在伦敦皇家剧院开始上演，并且受到广泛的称赞。计划于2006年3月在纽约剧院创作室开始上演的这部作品，只是在计划开始上演之前而被推迟了一个月，而且这个剧院创作室有着演出那些具争议性作品的良好声誉。《纽约时报》报道说，纽约剧院创作室的艺术主任“在对当地犹太宗教领袖和犹太社会领袖进行关于该剧感受的民意调查之后”，决定推迟该剧的上演；而《洛杉矶时报》则引用这位艺术主任的话说：“我们所听到的，是在阿里埃勒·沙龙患病以及哈马斯在最近巴勒斯坦选举中的获胜之后，我们的局势处于高度紧张之中。”〔68〕皇家剧院该剧原汁原味的产品，最终在2006年秋来到纽约限演80场。类似的事件于2006年12月发生在加拿大，当时该国最大的非营利剧院取消了一出计划好的戏剧演出，原因是害怕那会激怒多伦多的犹太人社会。〔69〕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4月，在发生《迈阿密先驱论坛报》（Miami Herald）所称的“慷慨激昂的少数人”——他们是捐款人和迈阿密以外的个人——的抗议之后，迈阿密马赛克剧院取消了上演该剧的计划。〔70〕(https://www.daowen.com)
对据称是“危险批评者”过于急切的追击，甚至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个著名团体陷入司法审判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反诽谤联盟争取到一个名叫罗伊·布洛克（Roy Bullock）的私人调查人员为其效力，此人也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作情报收集工作。布洛克依次从一名洛杉矶警察情报官那里获得情报，而据称这名官员则从警察部门和机动车管理局盗取机密文件。据报道，在布洛克总共持有的有关加利福尼亚州2000个个人和600个组织的两个文件中，他将有些内容提供给了反诽谤联盟。除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外，这项监控的目标还包括了许多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阿拉伯-美国团体，以及其他对以色列政府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对此进行了刑事调查，而那位警官最终对未经授权使用一台警察电脑放弃辩护。但是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却不愿起诉反诽谤联盟，因为他认为该组织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这位检察官接受反诽谤联盟所给的7.5万美元，以打击当地的偏见行为，而对该组织和布洛克却没有提起任何刑事控告。
然而，却有三个被作为目标监控的人提起了控告，其中两个是犹太人。反诽谤联盟最后以向每人支付5万美元和法院费用的方式同意庭外解决。虽然反诽谤联盟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否认该组织对任何人进行暗中监视，但是却为该组织调查批评以色列团体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因为他说在以色列的“一个有生存能力、安全、牢固的避难所”，是“犹太民族安全、牢靠和生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诽谤联盟是要防止对犹太人社会的反犹主义和偏见行为，这是它所声明的使命；它只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支持对以色列或美国进行批评的个人。〔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