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会山发号施令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支柱是它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与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在国会山几乎是免受批评的。这种情形本身就引人注目，因为国会经常处理的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通常很容易找到相互竞争的观点。无论堕胎问题、军控问题、积极区别对待问题（affirmative action）、同性恋权利问题、环境问题、贸易政策问题、卫生保健问题、移民问题或者福利问题，在国会山的讨论几乎总是异常活跃的。但是在牵涉以色列的时候，可能的批评者却归于沉寂，而且几乎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辩论。
这种涉及以色列时缺乏严肃评议的现象，在2007年2月14日举行的有关以巴和平进程的一个听证会上得到了体现，该听证会由众议院的中东和南亚小组委员会举行。由于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想重新开启濒临死亡的和平进程，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寻求三位证人的作证。尽管这三位证人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他们三人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都是中心角色：马丁·因迪克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官员和美国驻以色列前大使，现在是布鲁金斯协会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负责人；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是亲以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丹尼尔·派普斯是新保守派的专家，领导着右翼的中东论坛。听证会上没有让一个批评以色列的人——更不用说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或阿拉伯裔美国人——来提供选择性的观点，或者建议美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M.J.罗森伯格（M.J.Rosenberg）曾经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工作过，现在是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这是一个积极支持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亲以色列温和团体——的一位核心人物，他对此很好地进行了概括，“这是一个有关冲突双方的听证会，而被允许说话的却只有一方”，他并且补充说，“任何观看国会禁止阿拉伯人观点的正式听证会的人不是为这种景象所伤害，就是为它所激怒。而且它伤害到美国的利益，还有以色列的利益”。〔2〕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国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某些国会的关键议员曾经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如国会前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他在2002年9月说道：“我最最优先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护以色列。”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任何一位美国众议员首要的优先考虑是“保护美国”，但是那却不是阿尔梅所说到的东西。至于阿尔梅的继任者、国会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则说：“他浑身浸透的是对以色列关心的元素。”迪莱自己则说他“打心眼里是一个以色列人”〔3〕。
另外还有那些犹太裔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勠力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的利益。事实上，2006年有创纪录数量的犹太裔美国人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这一事实凸显了他们在美国社会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以及他们很高的公民事务参与度和政治参与传统。〔4〕这些立法人员有的是以色列热情的捍卫者，如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Jerrold Nadler）、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维克斯勒（Robert Wexler）。〔5〕事实上，就在2006年的选举之后，瓦克斯曼曾说道：“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将会有一些民主党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可能与我观点不一样。”然而，他明确地表示说：“他们将不担任处理以色列和中东问题委员会的主席。”〔6〕他所说的当然是对的，担任举行上述那个听证会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加里·阿克曼（Gary Ackerman）——另一位以色列的热心支持者；而担任规模更大的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则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这是一个在国会山上致力于以色列利益方面无出其右的人。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前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兰托斯“是一个以色列的真正支持者”〔7〕〔8〕
但是，可能使立法朝亲以色列方向倾斜的不仅仅只有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在立法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因为他们给外面的利益集团进行登记注册，为他们的上司分析不同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负责人莫里斯·阿米塔伊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国会）山上有许多这样工作层面的人……他们正好是犹太人，他们愿意……按照他们的犹太属性来看待某些问题……这些全都是在这些领域处于为他们效力的参议员谋划决策地位的人……你可以使很多很多事情在国会工作人员的层面就被搞定。”〔9〕正如在下面所讨论的那样，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的代表，有时候直接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以帮助国会山的工作人员进行立法起草的工作，为他们提供立法人员在公开场合的谈话要点，帮助立法人员撰写互致“亲爱的同事”信函来确定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起草和散发用于国会向行政部门施压的公开信。
在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所有团体中，对国会施加关键影响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党的政治家们都普遍承认这一事实。〔10〕比尔·克林顿曾经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描述为“效率令人吃惊”和“在这个城市进行游说无出其右”的组织，而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则将它称为“在整个地球上……最有效率的综合性利益集团”。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同意道：“我想不起在这个国家有哪个政策组织（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样）组织良好、受人尊敬。”《纽约客》杂志的杰弗里·戈德堡称之为“游说集团中的巨人利维坦”，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己的网站则自豪地引用《纽约时报》的评估，说它是“影响美国同以色列关系最重要的组织”〔1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它有能力对那些支持或不支持其议程的立法人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其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它影响竞选资金的能力。金钱对美国选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赢得选举正变得日益昂贵，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保证对其朋友的资金支持，只要他们不脱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路线即可。
这一过程以数种方式来进行。一开始，许多同样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提供资金的个人，通常是凭自身实力而成为重要的政治捐献人。通过使用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的数据，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发现：“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46名成员所捐的竞选资金远远超过300万美元”，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今天依然是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慷慨的捐款人。〔12〕《华盛顿邮报》在2004年报道说：“自2000年以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每人给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赠的资金，平均达到7.2万美元。”〔13〕
第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政治候选人同其他的捐赠人和资金来源取得联系。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此名称，但它却不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会正式支持候选人或者直接为他们的竞选出钱。相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可能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并安排他们与可能的捐款人和资金募集者会面，向数量不断增加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信息。按照历史学家戴维·比阿勒（David Biale）的说法：“自六日战争以来，美国犹太人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发展成在美国国会中最复杂和最有效的游说集团之一。它部分地是通过拓展出一个犹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全国性网络而进行的，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根据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标准来向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捐赠资金。”〔14〕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在2006年告诉该组织的成员所说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同每一位竞选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会晤。这些候选人收到有深度的简报，以帮助他们完全理解以色列的艰难处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的复杂性。我们甚至要求每位候选人写出一份他们有关美以关系观点的‘意见书’，这样他们在这一主题上的立场就清清楚楚了。”〔15〕
弗里德曼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做法的描述，同来自其他政治人物的证言是相一致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席位的反战人士汤姆·海登（Tom Hayden），解释了为什么他赢得了当地权力掮客迈克尔·伯曼（Michael Berman）——长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的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的兄弟——的支持，条件是他常常要做“以色列的好朋友”。赢得那次选举的海登指出，他“必须证明得到了‘犹太认证’（kosher），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证明者是精英人士，范围从犹太拉比教师和多种主流的犹太组织开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个同以色列官方团体联系密切的团体……也担任重要的审查角色。当需要的时候，以色列大使、总领事们以及其他的官员，将介入到宣布某人为‘以色列的朋友’的声明中来”。有人可能会指出，虽然海登在那一职务上的能见度异乎寻常，但是海登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担任的只是州一级的职务。〔16〕
1990年在选举中败于来自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的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朗斯代尔（Harry Lonsdale），以同样的口吻描述了他自己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造访。他写道：“亲以这个词在那里传开，在竞选很早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发现自己应邀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总部进行‘讨论’。这是我决不会忘记的一种经历。我光是亲以还不够。有人给了我一串话题，测试（按照格子阅览）我对每个话题的意见。事实上，我被告知我的意见必须是什么样子，并且精确到在公开场合我要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那些意见……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那次碰面之后，有人邮寄了一份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人的名单给我……我免费打电话要求竞选捐赠。电话我打了；钱他们给了——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17〕
前爱达荷州州长约翰·V.埃文斯（John V.Evans）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是有关1986年他与时任爱达荷州的参议员斯蒂文·西姆斯（Steven Symms）进行竞争参议院席位的事情。根据埃文斯的说法，他拜访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总部，在那里他们“虽然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是他们指出，犹太人组织在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而且如果我们能够与它们联系的话，它们将能够帮助我们”。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引导埃文斯先生接触一系列被认为是独立的组织——它们中的许多是由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员来管理的，那些组织为那场败给共和党参议员斯蒂文·西姆斯的竞选，给了他20.495万美元”〔18〕。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对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进行跟踪，使它的会员能够得到这些记录，这样他们就能够决定支持哪些候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19〕另一方面，被认为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候选人或在位的议员，能够预料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将会把竞选捐赠引导到他们的对手那边去。1988年《华盛顿邮报》获取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显示，该组织的政治副主任正积极地“试图帮助1986年参议院竞选中的数位候选人募集资金”，而《华尔街日报》则在1987年报道说：“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宣称没有卷入到政治花销当中，但是有不少于51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由该机构的官员和在它的两个决策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来管理的，大多数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从犹太捐赠人那里得到金钱，并且以听起来模糊不清的名字来运作。”〔20〕尽管联邦竞选委员会后来裁决，没有“充分的证据”得出结论，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控制了亲以色列的那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是人们相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引导捐赠资金的看法却依然广为流传。〔21〕老资格的外交官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在尼克松政府和卡特政府中分别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的职务，他报告说：“当有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有次被问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立法机构拥有权力的原因时，他回答道：‘金钱。就那么简单。’”〔22〕
政治反应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RP）是一个跟踪竞选资金捐赠的非党派研究团体，它已经弄清楚了大约有36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最近的选举中表现活跃。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这些团体给来自两党的候选人的资金超过了300万美元。〔23〕《经济学家》报道说，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亲以色列的团体给候选人和政党捐赠了大约5700万美元的资金，而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赠的资金，只是略多于80万美元而已。〔24〕如果将个人给特定的候选人的捐赠同捐赠给全国性政党本身的捐赠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亲以色列的势力就控制了相当的选举影响力。根据政治反应中心的斯蒂文·魏斯（Steven Weiss）的说法：“如果你是一名候选人，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给你所贴的亲以色列标签的话，那么金钱就会开始从美国全国各地的捐赠人那里捐赠过来。”〔25〕
对这些策略所具有的力量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例如，2006年，在民主党的初选中败给内德·拉蒙特（Ned Lamont）之后，通过以独立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方式，从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那里捐赠过来的金钱，就帮助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保住了他的位置。利伯曼从24个不同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得到了总共超过14.5万美元的资金，而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向拉蒙特伸出过援手。在同一年里，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价值7.6万美元的捐赠，帮助谢尔顿·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战胜了在任参议员、来自罗德岛州的共和党人林肯·查菲（Lincoln Chaffee）——因为他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以色列很冷淡。〔26〕其他从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中获益的人包括那些成功的候选人，如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人布拉德·埃尔斯沃思（Brad Ellsworth）。根据犹太电讯社（Jewish Telegraph Agency）的罗恩·坎皮斯（Ron Kampeas）的说法，给这些人（以及其他候选人）的金钱，是“由一个松散的捐赠人网络所募集的，他们中很多人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有联系”〔27〕。(https://www.daowen.com)
当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及其相关的网络并不能够影响每一次选举，而且甚至来自亲以色列团体的巨额捐赠，既不能够帮助隆斯代尔或者埃文斯当选，也不能够阻止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时任参议员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的重新选举中落败。〔28〕但是在过去的30年之中，该机构在帮助过许多成功的候选人赢得他们的竞选时，也致使许多被认为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人离职。例如，2002年，通过将竞选资金输送给对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对手击败了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辛西娅·麦金尼（Cynthia McKinney）。麦金尼在2004年回到了国会议员的职位上，但是却在2006年的重新选举中再次落败。她的获胜对手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在2006年的民主党初选中，从7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至少3.4万美元的资金。〔29〕在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中，富裕的芝加哥商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阿舍（Robert Asher）帮助招募和审查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律师理查德·杜尔宾（Richard Durbin），使其在1982年同在任的国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进行竞选。杜尔宾从未担任过公职，而就像阿舍后来回顾的那样：“我调查过（杜尔宾的）观点……我们要肯定我们正支持的是一个不仅反对保罗·芬德利的人，而且是一个对以色列友好的人。在州内和州外犹太人的帮助下，他击败了芬德利。那么，犹太人的金钱是怎样相中他的呢？我环游全国谈论我们如何有机会击败一个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人。而那些竞选之门就因此打开了。”〔30〕阿舍用信函向可能的捐款人募集资金，宣称这次选举是从国会清除一个“以色列最危险敌人”的“最好机会”，而最后杜尔宾从31个不同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会员会那里，收到了总计104325美元的竞选资金。通过进行比较的方法得知，在1982年的选举中，其他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候选人从同样的这些团体收到的竞选资金，平均大约是3700美元。〔31〕杜尔宾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此前担任过11届国会议员的芬德利——芬德利后来赢得了参议院的选举，目前担任多数党的议员督导员。
2002年，“四人帮”——即指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政策制定的富裕捐赠者的一个团伙——中的另一名成员迈耶·“布巴”·米切尔（Mayer “Bubba” Mitchell），用类似的策略使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厄尔·希利亚德（Earl Hilliard）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就像杜尔宾一样，希利亚德的对手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全国各地的支持者那里得到资金帮助。根据《纽约客》的杰弗里·戈德堡的说法，阿舍后来说他曾“问过布巴在（希利亚德的对手）获胜后的感受，而他则说道：‘就像杜尔宾当选时你的感受一样’”〔32〕。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击败其他许多所持立场与它不同的政治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举几个例子，这些政治家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皮特·麦克罗斯基（Pete McCloskey）、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和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杰普森（Roger Jepson）。杰普森的例子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在他屈从于罗纳德·里根总统1981年的请求，同意将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卖给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就成为了被锁定的目标。在198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他的对手、民主党人汤姆·哈尔金（Tom Harkin）从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超过10万美元的金钱，而杰普森则丢掉了他的职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后来评论道，在“关于”中东问题的“投票方面”，杰普森的命运“已经将几分恐怖注入了参议员们的内心”。〔33〕
另外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选举能力的例子，涉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前参议员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他在1982年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职位。他首先在1980年同亲以色列的团体发生冲突，当时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修建定居点的话，就减少对它的外援。虽然斯蒂文森知道该修正案决不会获得通过，但是他想显示，即使以色列以同美国官方政策相反的方式行事，他的同事们也将支持以色列。这一法案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只获得了7张支持票。该修正案的一位心不甘情不愿的反对者、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昆廷·伯迪克（Quentin Burdick）告诉这位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说：“抱歉，阿德莱，但是我要准备重新选举获得提名。”当斯蒂文森两年后竞选州长的时候，他很快发现，竞选资金开始枯竭，而且事实上在流向他的对手。根据这位前参议员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被斥责为反犹分子。有人在媒体上对他充满敌意。犹太人民主党委员会的成员在压力下畏缩不前。犹太朋友和支持者也遭到斥责”。斯蒂文森以微弱劣势落败，而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屡次三番地使那次选举结果变得不同。”〔34〕
或许付出代价——这一代价落到了一位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家头上——最著名的例子，是1984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的落败。尽管珀西有着总体上亲以色列的投票记录，但是由于拒绝签署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发起的“76人信函”——该信函抗议福特总统威胁要“重新评估”美国1975年的中东政策，珀西因此招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怒火。由于他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要比其他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加“温和”，他因此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在1984年的初选和决选中，珀西的对手都从那些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收到大笔的金钱；而一位来自另一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商人迈克尔·戈兰德（Michael Goland），则在伊利诺伊州花上110万美元来做反对珀西的广告。戈兰德后来在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选举中被证明犯有进行非法竞选捐赠的罪行。〔35〕就像汤姆·戴恩在珀西以微弱劣势落败后所夸耀的那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所有的犹太人都集中力量来将珀西赶下台。而美国的政治家们——那些位列公职或渴望位列公职的政治家——则得到了这个信息。”〔36〕尽管戴恩的说法夸张，但是这些例子中的基本教训却难以忽略。就像《前沿》周报的编辑J.J.戈德堡在2002年所说的那样：“在国会中存在这样一种印象，即你不要同这些人作对，否则他们会把你弄下台。”〔37〕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集中关注的，不仅仅是让对以色列友善的候选人当选。他们在使对以色列持批评意见的政治家转化为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前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他大部分的生涯中，都是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也意味着它反对给予以色列大量的援助。然而，1984年赫尔姆斯却处于一场艰难（而昂贵）的参议员重新选举战之中，对手是颇受欢迎的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由于感觉到有机会使一个强有力的敌手遭受重创，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使大量的竞选资金流向亨特——他差一点点就赢得了胜利。赫尔姆斯得到了这一信息：第二年他去了一趟以色列，拍了一张头戴（犹太男子所戴的）圆顶小帽、亲吻哭墙（the Western Wall）的照片。这一趟以色列之行还为他的办公室挂上了一张这位参议员同阿里埃勒·沙龙合影的照片。更加重要的是，赫尔姆斯成为了以色列的有力支持者，直到他2002年退休为止。〔38〕
人们也看到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类似变化。她在1998年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在1999年公开拥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阿拉法特（Suha Arafat）的行为，激起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的强烈批评。一旦她自己成为公职的竞选者，克林顿即成为以色列的热心捍卫者，而且她现在得到亲以色列的组织和个人的坚强支持，包括财政支持。2006年7月，希拉里在一个亲以色列的集会上出现，并表示强烈支持以色列发动的那场对黎巴嫩的高度毁灭性战争之后，立场强硬的“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的执行主任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eedman）即宣称：“我认为她所作的评论非常好，特别是根据她的历史情况来说更是如此，而且我们忘不了她对苏哈的亲吻。”〔39〕亲以色列的政治委员会为克林顿2006年再次竞选参议员捐赠了3万美元，而且《前沿》周报在2007年1月报道说，克林顿“被预期在200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将得到犹太人社会大量政治捐赠中的最大份额”〔40〕。
如果选举压力和劝说都不奏效的话，人们知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将威胁那些似乎不愿意跟随其领导的政治家。〔41〕例如在2006年，虽然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贝蒂·麦科勒姆（Betty McCollum）是一位有着坚定亲以投票记录的自由派，然而她却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反恐法案》（Palestinian Anti-Terrorism Act）。该法案寻求在哈马斯赢得选举之后对巴勒斯坦当局实施严厉的制裁，它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天主教主教团，以及像“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那样的亲以色列团体的反对。然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告诉麦科勒姆的办公室主任说，这位国会议员“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将不会被容忍的”，这一威胁导致麦科勒姆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霍华德·科尔（Howard Kohr）进行道歉，并且禁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进入她的办公室。〔42〕
这一基本信息很清楚：任何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是在玩火。尽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几乎很难说是这些被击败的候选人所要面对的挑战，并最终失去选举的唯一原因——例如广为公开化的辛西娅·麦金尼与国会山一位保安之间的冲突也损害到她的选举前景，林肯·查菲则由于2006年的反共和党情绪而面临一场困难的战斗，但是它影响政治家们选举前景的能力却是众所周知的。就像1991年的一个国会消息来源所指出的那样：“投以色列的反对票已经变得像在华盛顿州投票反对伐木一样了，只不过与华盛顿州不同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全国做这件事情。”〔43〕而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主任莫里斯·阿米塔伊——他后来担任该机构的财务官——在2002年能够说“如今每个人似乎都非常地好”的原因；这也是吉米·卡特2007年2月说下面这番话的原因。卡特说：“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前景，即任何美国国会议员，无论是众议院议员或者参议院议员，会说出‘让我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采取平衡立场、并谈出一个和平协议吧’这样的话来。”他继续说道：“对于任何想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来说，采取一种可能被解读为反对保守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立场……在政治上就无异于自杀。”〔44〕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权势，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年度政策会议已经成为著名政治家们的专场演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2007年度政策会议的发言者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内尔（Mitch McConnell）、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前一年的发言人则包括切尼、博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波尔顿、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伊·布伦特（Roy Blunt）、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谢利·伯克利（Shelley Berkley）、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s）、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莱尔（Bill Pascrell）、众议员罗伯特·维克斯勒，以及前参议员、有望竞逐总统的约翰·爱德华兹。其他年份的发言者曾包括小布什总统、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康多莉扎·赖斯，前众议院议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特尔特（Dennis Hastert）和纽特·金里奇，前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以及一群亲以色列的著名专家。很难想到有任何其他游说组织受到两党政治家们如此竭尽全力的奉承。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影响选举的能力，有助于确保以色列每年得到慷慨的援助，使得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即使是对以色列的作为发出温和的批评也是危险的。但是这一组织在国会山的影响力甚至走得更远。各种类型的游说团体不仅仅只是通过直接的劝说和利用竞选捐赠来获得施加影响的能力，而且还通过向对己持同情态度的立法人员提供“立法补贴”，通过向过度辛劳的工作人员提供对问题分析和制定立法框架的直接帮助，通过提供向选举人演讲的发言要点来施加影响。〔45〕不仅每位国会议员都能够收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周一次的《近东报道》新闻稿，而且当以色列问题出现的时候，它的工作人员还能够向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位前工作人员道格拉斯·布鲁姆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的说法：“当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需要情报的时候，在打电话给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委员会工作人员或行政部门的专家之前，他们普遍地首先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求助。”他指出，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被“经常要求起草发言稿、进行立法准备工作、提供策略建议、进行研究工作、认定共同的发起人和汇集选票。”〔46〕换言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相当高的频率，亲自直接介入到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将更为详细地探讨的那样。
为了促成一项协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姐妹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American Israel Education Foundation， AIEF）为国会议员到以色列的免费旅游提供资金。这些免费公费旅游不仅擦亮了立法人员亲以色列的信任状和促进其资金募集，而且使他或者她直接接触到以色列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和基本的世界观。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约有10％的国会海外旅行都是到以色列的原因，尽管以色列只是世界上差不多200个国家中的一个而已。公众诚实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为这些访问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犹太人游说团体卖力——而且成功——地游说，以确保在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和汤姆·迪莱的丑闻发生之后，不会妨碍到这些访问。〔47〕
再次强调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活动同其他游说团体的活动是类似的，并且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利益集团传统是相一致的。斯蒂芬·艾萨克斯（Stephen Isaacs）在他的《犹太人与美国政治》研究中，是这样来描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莫里斯·阿米塔伊的：“重要的是……所有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你利用传统的民主策略……信函、打电话。”〔48〕
这些影响国会的传统策略，也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行政部门采取被认为不符合以色列利益政策的时候，能够向行政部门施压。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总统或内阁成员有可能收到一封来自众议员或参议员，或者国会两院议员们签署的具有打击力的信函，就像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1975年威胁要对美以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4月收到一封类似的信函，当时他寻求对以色列进行暂时的施压，要求它结束对被占领土大规模的侵略。每封信上这些“一边倒”的签名者的百分比，雄辩地证明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扭转乾坤的能力。就像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伊努耶（Daniel Inouye）在1975年签署给福特的信函之后所评论的那样：“在一封信函上签名比回复5 000封信函要更加容易。”或者就像来自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卡尔弗（John Culver）后来承认的那样：“压力真的太大了。我投降了。”〔49〕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通过2007年3月对中东的访问寻求重启和平进程的时候，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就在动身之前，赖斯收到了一封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起的有79名参议员签署的信函，敦促她在巴勒斯坦新的“团结政府”在承认以色列、谴责恐怖活动并同意遵守以巴之间的那些协议之前，避免与之进行接触。〔50〕无怪乎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要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汤姆·戴恩说：“戴恩，我之所以应付你，是因为你有能力伤害我。”〔51〕
归根结底，将自己宣传为“美国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几乎拥有不受挑战的地位。〔52〕美国政府三大部门之一的国会，对以色列支持的承诺坚定不移。有关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公开辩论在那里并未发生，尽管那一政策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像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2004年就要卸任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除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给的对以色列政策之外，别无其他的对以色列政策。”〔53〕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参议员在1991年告诉《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说：“我的同事们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组织，它冷酷无情、机警活跃。有80％的议员对某些投票翻白眼。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并不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为什么要为一种他们肯定会被推翻的情形进行战斗呢？”〔54〕
不足为奇的是，有一次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对美国听众说：“当人们问我如何对以色列进行帮助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帮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吧。”他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对此表示同意，并评论说：“感谢上帝我们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我们在整个世界上最大的支持者和最伟大的朋友。”〔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