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行政部门步调一致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也直接将目标针对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主要使命，就是在行政部门以国会反对的方式行事的时候，向行政部门施压，就像它曾经向这几位总统施压的那样：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施压，因为他威胁说要重新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向老布什总统施压，因为他在1992年暂时停止了对以色列的借款保证；向小布什总统施压，因为他紧接着在“9·11”事件之后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但是甚至还有一种塑造美国行政部门政策更加明显的方式：当那些与其观点相同的个人在行政部门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目标就能够达到。例如，在1992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有位纽约商人海姆·卡茨（Haim Katz）以可能捐赠人的身份打电话给亲以色列的候选人的时候，对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戴维·斯坦纳（David Steiner）的一次电话进行了秘密录音。除了描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如何在竞选资金上直接帮助友好的政治家之外，斯坦纳还告诉卡茨说，他曾私下里为了一笔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外援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会面“达成协议”，外加“一笔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的10亿美元的其他奖励”。更有甚者，他告诉卡茨说：“我们在（克林顿的）竞选中，在他的竞选总部有十几个人……而他们都将得到重要职位。”虽然在卡茨将之公之于众之后，斯坦纳被迫辞职，而且他后来说，他向卡茨所陈述的事情并不是真的，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所作评论的推动力。〔64〕毕竟，难道任何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是都希望与其观点相同的个人在行政部门中得到关键的任命吗？事实上，许多其他的游说集团也完全是那样做的。例如，前内政部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和副部长J.史蒂文·格里勒斯（J.Steven Griles）在布什政府中得到任命之前，曾分别是为石油业或矿产业进行游说的说客，而丹尼尔·A.特洛伊（Daniel A.Troy）在2001年被任命为美国食品与药品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首席法律顾问之前，则是一名经常代表烟草和药品公司的律师。〔65〕
以色列游说集团并无不同之处。就像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克林顿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大大受到那些同以色列有联系的官员或那些著名的亲以色列组织的影响。就此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人，一个是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副研究主任、亲以色列的“华盛顿近东研究所”共同创办人因迪克——他曾在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995—1997年， 2000—2001年）、助理国务卿（1997—2000年）；另一个是丹尼斯·罗斯，他担任克林顿的中东特使，在2001年离开政府后进入华盛顿近东研究所任职。〔66〕他们是2001年7月戴维营首脑会议克林顿总统最密切的顾问中的其中两人。
虽然因迪克和罗斯两人都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赞成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导致了强硬派谴责他们不公平地背叛了以色列，但他们只是在以色列领导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才这样做的。〔67〕就像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戴维营，美国代表团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那里接受了大部分的提示，事先同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并没有针对平息冲突提出美国的独立建议。即便是2000年12月提出的“克林顿参数”，也更多地是克林顿对谈判立场的归纳，以及他对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谈判空间的评估，而较少地是美国的独立建议。巴勒斯坦谈判人员抱怨说，以色列人有时会向他们提出一个具体建议，而随后美国人给出的也是同样的想法，只有美国人会将之标榜为“弥合分歧的建议”。就像美国谈判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以色列人的建议经常是“作为美国的概念提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而不是以色列人的概念”，这种诡计谁也糊弄不了的，且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怀疑。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抗议说，他们“正与两个以色列团队进行谈判——一个团队展示的是以色列国旗，另一个团队展示的是美国国旗”〔68〕。(https://www.daowen.com)
问题不在于像因迪克或罗斯这样的人，是不是以他们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在行事的尽心尽力的公务员——他们肯定是这样的人。相反，问题是他们对以色列所持有的众所周知的同情，是否使得行政部门在谈判期间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使得美国政府更加不倾向于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影响，从而减少了确保和平协议的机会。我们相信，这种情形妨碍了整个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包括无果而终的戴维营首脑峰会。
在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中，这一问题甚至更加明显，里面的各阶级官员包括那些坚定的亲以色列新保守派，如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思、阿隆·弗里德伯格、约翰·汉纳（John Hannah）、I.刘易斯·利比、威廉·卢提（William Luti）、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戴维·乌姆瑟尔等。就像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官员坚持不断地推动受到以色列赞成和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关键组织所支持的政策。况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也试图确保那些被视为对以色列持批评意见的人得不到重要的外交政策职位。1987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负责人汤姆·戴恩告诉一位采访者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在帮助审查总统的顾问人员。他说道：“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1988年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我将立即公开宣布，我将有兴趣雇用某某人担任一个高级竞选职位。告诉我你们对他是怎样看的。’”戴恩说他的回答是，对那个人他“竖起了大拇指”，但其他人却没这么幸运。〔69〕虽然吉米·卡特想要使乔治·鲍尔（George Ball）担任他的首位国务卿，但是他知道鲍尔被视为以色列的批评者，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会反对这一任命。〔70〕类似地，在1995年被雇用为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首席撰稿人的哈佛大学讲师理查德·马留斯（Richard Marius）曾说道，由于《新共和》杂志的发行人马丁·佩雷兹——他是戈尔的本科生导师和心腹——不实地指称马留斯是一个反犹分子，因此在他履新之前就被解雇了。而这一指称是基于马留斯1992年在《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书评。〔71〕
数年之后的2001年，当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中东问题的职位时，《新共和》杂志报道说，国防部曾“阻止了里德尔指定的继任者、中东问题专家阿丽娜·罗曼诺夫斯基（Alina Romanowski）的任命，因为五角大楼的官员怀疑她并不充分支持这个犹太国家”〔72〕。代而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是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此人此前在“伊朗门”事务期间，曾被宣判犯有阻止从国会获得信息的罪行。艾布拉姆斯对以色列几乎谈不上什么客观性，因为他此前在1997年的一本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为了忠实于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协议，犹太人要与他们所生活其间的国家不同。犹太人的本质就是与世界其他的人——除了在以色列——不同。”〔73〕这一评论不同寻常，因为它出自一位在美国政府中的中东政策问题上占据至关重要职位的人之口。内森·格特曼（Nathan Guttman）在《国土报》上写道：“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对他的任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