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推动力是一小群新保守派，他们长期以来支持大力使用美国的权力来改造世界的关键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就鼓吹推翻萨达姆，相信这一步骤将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54〕这一群人包括布什政府内的著名官员，如五角大楼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非军职官员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费思，具有影响力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珀尔、肯尼斯·阿德尔曼和詹姆斯·伍尔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库特·利比、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及其特别助理戴维·乌姆瑟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政策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这一群人也包括为数不多的著名新闻记者，如罗伯特·卡根、查尔斯·克劳萨默、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威廉·萨菲尔。
任命大量新保守派担任高级政策职务，被以色列人及其美国盟友看作非常积极正面的发展。当沃尔福威茨在2001年1月被挑选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的社会正欢欣雀跃”〔55〕。2002年春，《前沿》周报指出，沃尔福威茨以“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亲以色列声音而为人所知”，该杂志还在2002年末挑选他为50个“有意识地追求犹太行动主义”名人中的第一人。〔56〕大约与此同时，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由于他促进以美之间的坚强伙伴关系，因而将该研究机构的亨利·M.杰克逊杰出服务奖（Henry M.Jack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授予他；而《耶路撒冷邮报》则将沃尔福威茨描述为“忠心亲以色列”的人，并提名他为该报的2003年“年度人物”。〔57〕
费思在塑就战争理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他长期对以色列的承诺以及先前同以色列强硬路线团体的联系。费思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主要组织——如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联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他写文章支持定居点，并认为以色列应该保留被占领土。〔58〕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费思与珀尔、乌姆瑟尔一道，是1996年6月著名的《干净了结》报告的作者。〔59〕由于报告是在一个以色列右翼思想库的主办下为即将就任的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所撰写的，因而除其他内容，该报告还建议内塔尼亚胡“集中关注剥夺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权力——这是根据以色列自身权利的重要战略目标”。报告也要求以色列采取步骤重组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虽然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建议，但是费思、珀尔和乌姆瑟尔却即刻鼓动布什政府追求这些目标。这种情形促使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阿吉瓦·厄尔达尔警告费思和珀尔，说他们“正在对美国的忠诚……和以色列的利益之间走钢丝”〔60〕。就像乔治·帕克在《刺客之门》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费思和乌姆瑟尔来说，以色列的安全或许是”他们背后支持这场战争的“主要起因”。〔61〕
约翰·博尔顿和斯库特·利比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一贯热情地捍卫以色列的利益。事实上，博尔顿捍卫以色列的利益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2006年5月，开玩笑地把博尔顿描述为“以色列自己在联合国团队的秘密成员”。他继续说道：“秘密泄露了。我们实际上只有5名外交人员。我们至少有6名外交人员，包括约翰·博尔顿。”〔62〕当2006年底博尔顿具有争议性地被再次任命担任那一职务成为问题的时候，亲以色列的团体选择了支持博尔顿一方。〔63〕至于利比，当他在2005年秋离开白宫的时候，《前沿》周报曾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喜欢利比。他们将他描述为能够接近的重要中间人，他发自内心地对跟以色列相关的问题感兴趣，并且非常同情他们的事业。”〔64〕
布什政府外的新保守派，完全像他们那些在布什政府内的同路人一样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我们来看看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2002年6月10得到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天国卫士奖（Guardian of Zion Award）之后所发表的评论吧。〔65〕他讲话的主题是将以色列参与奥斯陆和平进程，刻画成误导犹太人弥赛亚信念的一个例子。在他的评论中，克劳萨默明确地使自己认同以色列——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以色列人。他一度注意到：“35年前的今天，六日战争结束了。它似乎像是一个新纪元……耶路撒冷被重新统一了，圣殿山（Temple Mount）是我们的，我们以色列的。”他继续说道：“今夜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犹太国家，我们今天的许多麻烦事情都恰恰是植根于这种新的弥赛亚激情之中。”就像其他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学者一样，一直到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克劳萨默都是一个无情的战争权利鼓吹者。
虽然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都是强烈眷恋以色列的犹太裔美国人，但是赞成战争的那一伙人当中的著名成员，却并不是犹太裔美国人。除了约翰·博尔顿之外，由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的签名者，包括像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这样的非犹太人。伍尔西尤其执迷于证明萨达姆要对“9·11”事件负责，而且他花费相当的气力来试图确认早先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9·11”事件劫机犯之一的穆罕默德·阿塔曾经同伊拉克情报人员在布拉格碰过面。虽然这种说法似乎不像是真实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是虚假的，但是伍尔西和副总统迪克·切尼却都据此作为支持战争的理由。〔66〕
新保守派并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唯一推动伊拉克战争的那部分人。亲以色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声援战争行动。当然，许多新保守派本身同这些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2002年9月中旬，当战争的兜售还在进行的时候，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即在《沙龙》（Salon）杂志上写道：“主流的犹太人团体和领袖，现在是美国主张入侵巴格达的那些人中最强烈的支持者。”〔67〕这一观点在巴格达陷落很久之后刊登在《前沿》周报的一篇社论中：“由于布什总统试图兜售……伊拉克战争，美国最重要的犹太组织像一个组织那样动员起来捍卫他。在一个又一个的声明中，犹太人团体领导人强调需要从世界上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团体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清除伊拉克领导人将代表带给中东地区和平和赢得美国反恐战而迈出的重大一步。”社论继续说道：“对以色列安全的关注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要犹太团体思虑的因素。”〔68〕(https://www.daowen.com)
虽然在主要犹太组织中几乎不存在对战争的任何反对声音，但是如何表述对战争的支持则存在分歧。主要的关注是担心太过于公开地支持入侵，将使得战争好像是为了以色列而进行的。〔69〕然而，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却在2002年秋投票支持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著名人物甚至走得更远。〔70〕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摩提默尔·祖克曼是支持入侵者中最直言不讳的人，他经常公开声明要推动战争。2002年8月末，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他现在担任该报主编——上写道：“那些预测如果我们试图推翻萨达姆就会有可怕结果的人，恰恰是拒绝明白——就像布什总统明显所做的那样——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选择同噩梦生活，情形只会变得更糟糕。更糟糕得多。换言之，这里最有效的药品就是预防性药品。”〔71〕
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杰克·罗森（Jack Rosen）和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负责人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也是热情支持战争的鹰派分子。以自由派观点著称并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国会山典型的宗教说客”的萨珀斯坦在2002年9月说道：“犹太人社会很愿意看到针对萨达姆·侯赛因构成的威胁而作出的强有力决议。”〔72〕在大纽约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报纸《犹太人周报》也支持这场战争。该报编辑和发行人加里·罗森布拉特（Gary Rosenblatt）在2002年12月中旬所写的一篇社论中强调说：“华盛顿对萨达姆·侯赛因迫在眉睫的战争，不仅只是为世界清除掉一个危险暴君——他对以色列构成特别可怕的威胁——的机会。”他继续说道：“当暴君宣布他的邪恶意愿的时候，要相信他所说的。这是我们应该从希特勒和大屠杀中吸取的教训之一。进而言之，教律（Torah）教导我们说，当你的敌人试图杀害你的时候，先把他给杀了。自卫不是许可的问题，而是被迫的问题。”〔73〕虽然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这样的组织也支持这场战争，但是他们却尽量低调地做这件事情。
既然这场战争现已变成了一场灾难，以色列的支持者有时候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没有支持入侵。〔74〕但这种观点经不住常识的验证，因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常支持以色列所需要的东西，而以色列当然是要求美国入侵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内森·瓜特曼在2003年春天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会议上的报告中，正好进行了这样的联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向来支持有利于以色列的任何事情，而且只要以色列支持这场战争，聚集在美国首都数以千计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游说人员也会同样支持。”〔75〕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霍华德·科尔2003年1月在《纽约太阳报》上的声明，对此甚至更加表露无遗，因为他承认，“‘静悄悄地’游说国会批准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是“过去一年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功”之一。〔76〕而在《纽约客》上面一篇有关斯蒂芬·J.罗森——伊拉克战争预备阶段其间他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主任——的冗长人物素描中，杰弗里·戈德堡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游说国会支持伊拉克战争”〔77〕。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直是美国驻扎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2003年秋，当布什政府在说服参议院民主党人给战争拨付更多的款项遇到困难时，参议院共和党人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游说他们的民主党同僚支持这一拨款要求。由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们同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了谈话，款项于是得以批准。〔78〕当布什2004年5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为其伊拉克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赢得了23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79〕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2007年的会议上——当时美国有关战争的公众舆论已经恶化，副总统切尼为留在伊拉克的路线进行辩护。按照《耶路撒冷邮报》的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vitz）的说法，他得到了“大量的掌声”〔80〕。而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波尔纳讲到下面这番话的时候，他则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谁不相信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不会是对以色列国的直接威胁呢？在伊拉克失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人们甚至都不能够去开始想这件事情。”相反，当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批评布什政府的“高潮”（surge）战略时，听众中许多人却发出了嘘声。〔8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唯一在伊拉克问题上坚持同布什站在一起——或者至少不起来反对战争——的主要团体。就像《前沿》周报在2007年3月所报道的那样：“大多数犹太人组织拒绝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并且不时地表示他们对布什政府的支持。”〔82〕考虑到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对这场战争本身的态度，这一行为尤其引人注目。根据2007年盖洛普组织以2005年以来的13次民意调查结果为基础所进行的研究，美国犹太人反对这场战争（77％）与总体的美国公众反对这场战争（52％）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83〕关于伊拉克，规模更大、更富有的亲以色列组织，显然同范围更广的美国犹太人步调不一。少数犹太人组织，如“恢复和谐社会”和“犹太人和平之音”，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反对这场战争，并且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就像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团体资金既不充裕，又不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那样具有影响力。
这种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同美国犹太人的公众态度之间的落差，凸显了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根本点。虽然著名的以色列领导人、新保守派，以及许多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领导人都渴望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在范围更广的犹太人社会中则不然。〔84〕事实上，就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萨缪尔·弗里德曼（Samuel Freedman）即报告说：“皮尤研究中心编辑的全国范围的公众舆论民意调查显示，犹太人比普通民众对伊拉克战争更加不支持，民调的比例为52％对62％。”〔85〕因此，将伊拉克战争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力”，或因为战争而“责难犹太人”，那将是一个主要的根本错误。相反，战争部分地要归咎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它的新保守派一翼。而就像我们以前强调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总是代表它所经常宣称的更大范围的犹太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