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权力之源

为什么以色列的游说如此有效力？一个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全的开放性本质。美国拥有一个分权政府、一个言论自由的完好传统，以及一个选举费用高昂、竞选捐赠受到很小约束的制度。这种环境使得不同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进入到政策领域或对政策产生影响。利益集团能够直接为自己所喜欢的候选人进行竞选捐赠，试图击败那些观点令其怀疑的候选人。他们也能够对当选的议员或行政部门的官员进行游说，并且他们还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关键的决策位置的任命。进而言之，利益集团有无数的方式来塑造公众舆论，包括通过培养对其怀有同情的新闻记者，撰写专著、文章和社论，使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失去信用或边缘化。对于一个怀有高度动机并拥有充分资源的团体来说，不存在缺乏影响政策手段的问题。〔123〕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有效性也反映了多元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的活力。在民主国家中，即使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坚定地致力于某个问题，而且其他的人对此问题漠不关心的话，也能够施加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该团体的绝对人数不多，决策者——特别是国会议员——也总是迁就他们，因为他们肯定其他人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惩罚他们。当一位参议员被问到他以及他的同侪为什么签署了一项由利益集团推动的具有争议性的立法时，就像他所指出的那样：“不签署的话就没有政治好处。如果你确实签署了，你就不会触怒任何人。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就可能触怒你国家的一些犹太人”〔124〕。

当反对团体弱小或不存在的时候，规模不大但是关注集中议题的利益集团，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甚至增加得更多，因为政治家不得不迁就一种利益，而公众则有可能只听到一面之词。无论是农业补贴问题还是外交政策问题，特殊利益集团经常拥有远远超过其绝对人口数量的政治权力。

就像在下一章中清楚显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竞争影响力方面享有许多优势。美国犹太人相对富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有令人钦敬的慈善传统。他们向政党慷慨解囊，且政治参与率很高。虽然达到一定规模但却属于少数派的美国犹太人并不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但是美国犹太人当中的明显多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一事业，并且有极少数人对这一问题兴奋不已。当它同以色列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得到的支持进行联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力的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主要犹太组织内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和技术专业水平。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特莱斯（Robert Trice）的说法：“大多数犹太人团体的特点是会员人数宠大，专业志愿者训练有素，有充足财力支持的社会、福利和政治项目，针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工作团队，以及详细描述的内部交流网络。”进而言之，在地方层面和全国层面大量组织的存在，解释了“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出现时亲以色列运动以一种全国性协调方式进行迅速动员的能力”〔125〕。(https://www.daowen.com)

以色列在美国普遍受到欢迎的形象促进了这些事业。就像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前参议员沃伦·卢德曼（Warren Rudman）曾评论过的那样：“他们有很好的产品销售。”〔126〕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一受欢迎的形象，主要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自己决心要使以色列被描绘为一个受欢迎形象的努力所致，这就像那种存在的普遍感觉——即美国和以色列是共同的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由各种非正式的联系结合在一起——一样。〔127〕

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因有力的反对者的缺乏而获益。就像一位参议员解释的那样：“并不存在敌对的情绪……如果你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巨大压力对着干来进行投票的话，就没有人对你说‘了不起’的话。”〔128〕虽然阿拉伯裔美国人是重要的少数族裔，但是他们却并不像犹太裔美国人那么富有、组织良好、人数众多，或在政治上活跃。作为一个群体，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学术界、工商界、媒体界，都没有成功地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而且他们在政治中的可见度也更低。这部分是因为阿拉伯移民到美国的主要浪潮出现得相对晚近，因而第一代移民更加不富有，在重要的职业中更少具有代表性，对美国的道德观念和制度更不熟悉，政治上更不积极，因而影响力就总是不如下一代的移民。

亲阿拉伯组织也不能够同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要团体相匹敌。虽然在美国有少量的亲阿拉伯和亲巴勒斯坦的利益集团，但是它们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亲以组织更小，资金上不像后者那么充足，影响力更是谈不上像后者那么有效。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近东报道》（Near East Report）前编辑米切尔·巴德（Mitchell Bard）的说法：“从一开始，阿拉伯游说集团就不仅面临选举政治上的劣势，而且面临组织上的劣势。虽然有几个以政治为目标的团体，但是许多这样的团体都是缺钱或缺人的单人运作。”即便有的话，美国政治家也很少抱怨来自“阿拉伯-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而且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迁就它。就像哈里·杜鲁门发表过的著名评论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整个政治经历中，我从来就想不起阿拉伯人的投票曾左右过一次要紧的选举。”〔129〕

进而言之，因为阿拉伯人来自各种国家和各种背景，而且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因此他们不可能在中东问题上用统一的声音说话。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持有尖锐对立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美以之间的文化亲近感，相信以色列人“像我们”，而阿拉伯人则经常被看作异（甚或敌对）文明的一部分。结果，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美国赢得人心是一场以不同于美国犹太人或他们的基督教盟友的方式来进行的困难战斗。罗伯特·特莱斯1981年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的评估今天依然是事实：“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