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一种方式思维的思想库
亲以色列的力量在思想库中掌握了重要的影响力，它们在关键问题上塑就公众辩论以及在实际的政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越来越依靠那些落脚在华盛顿的思想库中的专家，而不是依赖政府官员或大学教师来提供分析和评论，大部分这样的思想库拥有强有力的公共关系和媒体关系办公室，用于在公众领域中推广他们的专家的观点。许多思想库也向立法人员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派发简易的政策备忘录摘要；组织研讨会、工作早餐，以及给官员们及其助理的吹风会，并鼓励它们自己的分析人员公开发表社评和其他形式的有形评论，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气候氛围。像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协会这样的思想库，它们向总统竞选和到行政当局履新的官员们提供顾问人员，在这些人失去权力时向他们提供安全的栖身之所，并向他们提供继续影响华盛顿圈内圈外辩论的平台。它们是新的政策思想的孵化器，它们是华盛顿权力网的关键部分。〔22〕
由于认识到需要一种围绕以色列政策领域的重要而“客观的”声音，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拉里·温伯格（Larry Weinberg）和他的妻子芭比·温伯格（Barbi Weinberg），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副主任马丁·因迪克，于1985年成立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23〕虽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减少了它同以色列的联系，声称它在中东问题上提供一种“平衡而现实主义的”观点，但是情形却并非如此。〔24〕事实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由这些个人出资管理的，他们深深地承诺要推进以色列的议程。虽然它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像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马丁·佩雷斯、理查德·珀尔、詹姆斯·伍尔西和摩提默尔·祖克曼这样著名的亲以色列人物，但是却没有包括一个可能被认为有利于任何其他“近东”国家或团体观点的人。虽然它的许多人员是货真价实的学者或经验丰富的前官员，但是他们几乎说不上是中东问题中立的观察者，而且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行列之中几乎不存在多样性的观点。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思想库领域的影响力远不限于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就像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过去的25年间，亲以色列的那些人已经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赫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确立了自己发号施令的地位。这些思想库全部都坚决地亲以色列；而对于美国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持批评意见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很少。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思想库领域影响力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布鲁金斯协会的演变。多年以来，布鲁金斯协会中东问题的资深专家是威廉·B.匡特，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官员，在有关阿以冲突方面，他享有完全受之无愧、不偏不倚的声誉。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鲁金斯协会发布了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有关中东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以色列人需要撤离，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不受阻拦地进入耶路撒冷的宗教场所，以及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布鲁金斯协会的那份研究报告是由各种团体的专家完成的，如今它被普遍看作卡特政府进行埃以和平条约谈判成功努力背后的蓝图。〔25〕
然而，布鲁金斯协会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工作，如今是通过它的萨本中东政策中心来进行的，该中心因为一笔1300万美元的赠款而于2002年成立，而这笔赠款主要来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海姆·萨本（Haim Saban）。《纽约时报》将他描述为“或许是好莱坞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显要人物，他将自己的势力和金钱触须伸向华盛顿，并且越来越向全世界伸展，企图影响所有有关以色列的事情”。这位“永不疲倦的以色列拉拉队队长”告诉《纽约时报》说：“我是个关注单一问题的人，而我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他所作出的努力致使阿里埃勒·沙龙将他描述为“一位伟大的美国公民、一个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同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站在一起的人”〔26〕。被选择来管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人是马丁·因迪克，他是克林顿政府的前官员，此前曾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副主任，帮助创建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https://www.daowen.com)
一个由萨本出资、因迪克管理的研究所，除了亲以色列外，难以想象它还会是其他的什么样子。固然，萨本中东政策中心偶尔也会接纳阿拉伯学者，并展示一些观点上的多样性。就像因迪克本人一样，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成员经常支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两个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出版物，却从来不会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对以色列的主要政策进行过重要的批评。进而言之，那些偏离该中心路线的个人在那里呆不长，就像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在该中心的短暂任期所说明的那样。〔27〕
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亲以色列倾向，在它的年度萨本论坛（Saban Forum）上得到了体现。在两天的会议中，该论坛或者在华盛顿，或者在耶路撒冷举行，它使那些著名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萨本论坛2006年的标题是“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一个混乱中的中东”；在出席者当中，引人注目的有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比尔·克林顿、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西蒙·佩雷斯、威廉·克里斯托尔、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和简·哈曼（Jane Harman），以及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阿维格多尔·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亲阿拉伯的声音，或者说可能对美以关系清楚地表达一种不同的声音，显然是不存在的。〔28〕
考虑到这些机构在塑造观点和政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华盛顿圈内的均势因而强烈地有利于以色列。虽然有一些较小的思想库——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自身并非亲以色列的，但是华盛顿那些最大、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却经常站在以色列一边，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价值不加以质疑。
最后，轮到该说说落脚于纽约市的声望卓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了。它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专家，其观点要比华盛顿那些著名的思想库专家更具多样性。多年以来，该委员会既接纳对以色列政策持显然批评态度的专家，如美国犹太人大会前负责人亨利·西格曼（Henry Siegman），也接纳坚定的亲以色列专家，如马克斯·布特。但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并非没有受到压力，就像2006年9月它因邀请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而遭到的反应所说明的那样。著名的犹太组织愤怒地抗议这一邀请；只有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同意将会议由餐会降格为“工作会议”的时候，这些犹太组织企图组织一系列高调辞职的活动才得以阻拦。就像反诽谤联盟的福克斯曼告诉《纽约时报杂志》所说的那样：“款待那个家伙……跨过了红线。”考虑到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以色列和大屠杀的攻击性言论，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29〕然而，这却再次说明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为确保那些塑造公众话语的各种机构对它的反应保持敏感所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