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沉默的巨大力量
虽然存在这样的洞察力，但是反犹主义的指控依然是普遍用来对付以色列批评者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手段由于许多原因而一直行之有效。第一，反犹主义是一套在过去导致了巨大罪恶的信念，其中包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而这种罪行今天在大部分的社会中都是绝对名誉扫地的。反犹主义的指控是一个人在美国攻击某个人最强有力的侮辱性言词之一，而且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要让自己被这样的言词抹黑。毫无疑问，对被称为反犹分子的恐惧，使许多人缺乏勇气来对以色列的行为或美国对其支持的价值持保留意见。
第二，用反犹主义的指控去抹黑批评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人，对使他们在公众领域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奏效、管用。如果坚持对批评者进行指控，那么批评者的争辩并不会受到媒体、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精英的严肃对待，而且那些反而注意那位批评者观点的团体就会缺乏勇气去招募他们。政治家们尤其不愿意同任何曾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的人有瓜葛，因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的生涯将会产生不寒而栗的效果。
第三，这种手段管用，因为任何人都难以向所有人释疑说他（她）不是个反犹分子，尤其是他（她）在批评以色列或者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否定的回答几乎都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当回答涉及意向和动机那样的东西时更是如此，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的；而指向与反犹主义不一致的其他行为是不可能具有很大分量的。因此直到最近，反犹主义的指控曾经是保证这一情况的可能手段，即人们几乎不对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而当批评之声发出的时候，要么是对其置之不理，要么是对其进行诬蔑毁谤。
这种指责可能在美国犹太人中间得到回响，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相信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离散中的犹太人历史提供了大量令人担忧的理由，而且在大量的美国犹太人中间，大屠杀在他们的态度中所起的作用也使那种倾向得到扩大。就像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新颖的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清楚表达的那样，那一灾难性事件已成为了美国犹太人意识中的关键因素。它决定着许多美国犹太人如何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它助长了他们中一些人强烈的牺牲意识。尽管犹太人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许多美国人依然担心，恶毒的反犹主义随时可能重返。就像杰克·沃特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按几乎任何标准去衡量，国内的反犹主义都锐减了；然而，许多美国犹太人还在相信，其他犹太人是偏见行为的目标。”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在下面这样写的时候，他承认了这种想法，他说：“就像许多其他犹太人一样，我或许是完全太愿意相信整个世界都是反犹的。”〔93〕
当2002年春以色列在全世界遭到激烈批评的时候，美国犹太人中间存在的这种深深的恐惧感显得清晰明了。为文化周刊《村声》写作的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那时评论道：“如果扬声器一响，有个声音说‘所有犹太人都到时代广场集合，’它决不会使我感到吃惊。”而《纽约观察家报》的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则警告说，在“以色列的第二次大屠杀”有可能发生。这些关注的声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本身深深致力于为以色列进行辩护的《新共和》的利昂·威塞提尔（Leon Wieseltier），都感到被迫要写一篇题为《希特勒已死：反对犹太民族恐慌的理由》的公开报道。在描述美国犹太人的时候，他写道：“犹太人社会陷于容易兴奋之中，陷于想象的灾难之中。（他们）存在智力上的失控状态。焦虑是这种状态存在最有力的证明。到处都充斥着不准确的煽动性类比。到处都是大屠杀的比喻。”〔94〕简而言之，许多美国犹太人发现，很容易相信一个批评以色列行动或者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种团体影响力的公民，可能打心眼里是一个反犹分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当面对以色列的政策遭到批评时，以色列的某些辩护者就会很快提出反犹主义的指控。首先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吉米·卡特最近的著作《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的反应。尽管书的标题具有挑衅性，但是这本书既不是要对以色列的战略局势挑起争端，也不是对之不抱同情。卡特当然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以及这对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持批评态度，并且他正确地观察到，在美国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但是就像著名的以色列政治家约西·贝林（Yossi Beilin）所指出的那样：“卡特对以色列的批评中没有什么不是以色列人本身曾经说过的。”〔95〕即使卡特所使用的“种族隔离”这一术语——这引发了针对他的许多愤怒，这也是附和对以色列占领进行批评的人对此术语的使用，也是附和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主教和目前担任情报部长的龙尼·卡斯利尔斯（Ronnie Kasrils）这样著名的南非人对此语的使用。〔96〕
就像所指出的那样，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以突出的广告在主要报纸上攻击卡特的这本书，而且尽管许多批评者对卡特主张的基本内容进行讨论，其他人却立即对这位前总统进行人身攻击。〔97〕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说：“我相信他卷入到反犹主义之中。”而马丁·佩雷茨则写道：“卡特将作为一个仇视犹太者在历史上留名。”〔98〕在一起针对臭名昭著的否认大屠杀者戴维·欧文的划时代诉讼中，历史学家德博拉·李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 胜诉了，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卡特反复求助——可能是无意识地——于传统的反犹主义谣言”，认为在卡特的某些观点与前三K党领袖戴维·杜克（David Duke）的观点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似性。〔99〕就像卡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曾被称为反犹分子。我曾被称为顽固分子。我曾被称为剽窃分子。我曾被称为懦弱分子。”〔100〕对这样一个人的如此反应是引人注目的，他在担任埃以和平进程中管理者的工作时为促进以色列总体安全所做的工作，不亚于任何其他的一个人。
当以前的新保守派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一篇文章，批评查尔斯·克劳萨默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2004年欧文·克里斯托尔讲座的时候，类似的反应——尽管规模更小——出现了。虽然福山的分析率直而带恭维——除其他分析之外，福山称克劳萨默是位“天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值得严肃对待”，但是他认为克劳萨默如何对待伊斯兰世界的观点太多是来自以色列的经历，这导致克劳萨默以反犹主义来指控福山。〔101〕(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对这种攻击路线并不陌生。当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以色列游说集团》于2006年3月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时候，我们被广泛但却是错误地指控为反犹分子。埃利奥特·科恩在《华盛顿邮报》上针对我们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一篇社论版文章，标题为《是的，它是反犹的》；《纽约太阳报》则立即将我们同戴维·杜克联系在一起。〔102〕反诽谤联盟将我们的那篇文章冠以“引起犹太人权力和控制谣言的经典反犹主义阴谋分析”，但却罔顾我们明白无误的声明——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只不过是涉及合法政治活动的另一个利益集团而已；而《新共和》则针对我们的文章发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所有文章都将我们的那篇文章描述为反犹主义的东西。〔103〕在《华尔街日报》的不同观点文章中，威廉·克里斯托尔指控我们“反犹太教”。而哈佛大学的意第绪文学教授鲁思·怀斯（Ruth Wisse），则将我们的文章比喻为19世纪德国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的作品。以色列《国土报》的施穆尔·罗斯纳（Shmuel Rosner）在他对卡特的书进行批评时，宽宏大量地认为，这位前总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不上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那样反犹”〔104〕。
2007年初，指控批评以色列的人为反犹分子的趋势达到了新的高度——或者可能是新的低点，当时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表了印第安纳大学的英语教授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Alvin H.Rosenfeld）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进步的”犹太思想和新的反犹主义》。罗森菲尔德认定了一群自由派美国犹太人——其中包括剧作家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以及《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他们曾批评过以色列，并指控他们“一道”参与否认以色列生存权的新反犹主义。在这篇文章的导言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写道：“这一新潮流最使人吃惊的——也是最使人痛苦的——特点，正是一些犹太人公开参与到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这个犹太国家的口诛笔伐之中。”〔105〕
罗森菲尔德所批评的那些人激烈否认对他们的各种指控，恢复和谐社会组织的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拉比指出了这些无根无据的指控的后果。他写道：“当我们对国会议员谈到谁是自由派，或者甚至在任何其他问题上谁是极端进步主义的时候，他们私下告诉我们说，他们害怕说出有关以色列政策损害美国最佳利益或世界和平最佳利益的做法，以免他们也被贴上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标签。他们中有人最近告诉我，如果这种标签能够被贴在吉米·卡特——一个毫无道德瑕疵的人——身上，那么就没有哪个人在政治上是安全的。”〔10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证据。真正的反犹主义是以各种惹人反感的方式将犹太人视为异类，这赋予其他人将犹太人单挑出来，并且以大大小小的方式来迫害他们。反犹分子坚持认为，卷入看似合法的政治活动——竞选公职、政治竞选捐赠、撰写文章和著作，或者组织游说团体——的犹太人，实际上卷入到黑暗秘密的阴谋之中。真正的反犹分子有时候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来否认犹太人完整的政治权利，不时地鼓吹甚至对犹太人进行更为暴力的迫害。即使是以更加温和的形式，在寻求否认犹太人完整自由地参与到社会各领域活动中的能力时，反犹主义也沉迷于各种形式的陈词滥调，并暗示应该怀疑、轻蔑地看待犹太人。在其本质特点中，真正的反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相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在欧洲和美国都受到了严厉谴责。
相反，现在几乎所有批评以色列政策或担忧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许多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发现，这样的观点是使人深感不安的，并且要完全加以拒绝。相反，他们认为犹太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既能够为善又能够作恶，并且他们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有权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他们也相信，以色列的行为像其他国家一样，也就是说，以色列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有时候追求既不明智又不公正的政策，有时候做那些在战略上愚蠢甚至不道德的事情。这种观点与反犹主义背道而驰。它呼吁像对待任何其他人一样对待犹太人，像对待一个正常合法的国家一样对待以色列。根据这种观点，当以色列行为得体的时候就应该受到称赞；当以色列行为不当的时候就应该受到批评。当以色列做了伤害美国利益事情的时候，美国人也有权感到不快并进行批评；而当以色列政府采取被认为也不符合以色列利益政策的时候，关心以色列的美国人应该对它进行自由的批评。这里既不存在特殊对待，也不存在双重标准。类似地，大多数对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的人，没有将它看作一个秘密团伙或阴谋；相反，他们认为——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亲以色列组织的行为像其他利益集团一样。虽然反犹主义指控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抹黑手段，但那却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反犹主义指控本身正开始失去它压制辩论的权力。对吉米·卡特那本书的攻击，没有使这位前总统远离公众视线——包括在布兰代斯大学的一次成功亮相，而其他许多公众人物和主流出版物最近也提供了对以色列政策和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富有智慧的批评。〔107〕甚至连威廉·克里斯托尔都似乎承认，将对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的人称为反犹分子，正在丧失其使他人沉默不语的能力。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主流的犹太人组织如此经常地打‘反犹主义’这张牌，以至于它已经贬值了。”〔108〕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严重的指控不仅反复针对那些并非反犹分子的个人，而且针对那些只是质疑以色列政策，或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总是推行那些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个人。
还是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吧：反犹主义是一种具有漫长悲剧历史的可鄙现象，所有人都应该警惕它的死灰复燃，在它出现时予以谴责。进而言之，对于真正的反犹主义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部分地区——以及其他社会，如俄罗斯——的存在，还有在美国和欧洲社会中的某些挥之不去的现象，我们所有人都应对其感到不安。但是对真正的反犹主义和对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评进行区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使得打击真正的偏见行为更加困难，使得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富有智慧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人应该自由地讨论那些推动美国慷慨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团体的活动，就像我们考察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一样，在这样做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被抹黑和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