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中的一致性和反对异见者的准则
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一场权力集中的等级化运动。即使是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犹太分子之间，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近些年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已经向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以及其他的强硬派政党倾斜，怀疑奥斯陆和平进程——我们在下面将花更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一现象，而其他许多更小的团体——如阿梅纽组织〔31〕（Ameinu）、“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即犹太人正义和平联盟）、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犹太人和平之音（Jewish Voice for Peace，JVP）、梅尔卡兹-美国组织，以及恢复和谐社会（Tikkun〔32〕 Community）——则强烈支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并相信以色列需要作出重大让步来实现这一方案。〔33〕
这些差别偶尔会导致这些组织内部或这些组织之间的不和。例如在2006年，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犹太人和平之音、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就公开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发起的国会决议——众议院4681号，该决议将对给予巴勒斯坦人的援助施加比以色列政府所寻求的更为严苛的限制。〔34〕虽然被打了折扣的这一决议的版本以相当不错的优势获得通过，但是这一事件却提醒我们，亲以团体并没有形成具有单一政党路线的整体。
虽然存在这些分歧，但是美国犹太人社会中那些有组织的团体中的多数——尤其是它们中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团体，则继续赞成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无论这个犹太国家追求什么样的政策。就像在2000年6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所解释的那样，当有关以色列向中国销售武器的关注导致减少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呼吁时，“我们反对在任何情形下将对以色列的援助与此相联系，因为一旦开了头就不会再停下来”〔35〕。即使是属于鸽派的“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也支持“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反对“削减或附加条件”的呼吁，只是寻求防止美国的援助用于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36〕类似地，立场温和的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不是主张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要附加更多的条件，而是集中努力来说服美国政府更积极有效地做好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工作。〔37〕简而言之，尽管在和平进程和相关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几乎每个亲以团体都保持这一“特殊关系”完好无损。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犹太人和平之音，该组织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直到以色列结束在西岸地区、加沙地带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为止。〔38〕事实上，考虑到它的这一立场，人们可能会认为犹太人和平之因根本就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考虑到他们要使美国支持最大化的欲望，以色列官员经常与美国犹太领袖接触，并请求他们在美国帮助动员对以色列具体政策的支持。就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前主席拉比·亚历山大·辛德勒（Rabbi Alexander Schindler）在1976年告诉一家以色列杂志的那样：“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已经成了以色列政府官方政策的工具。接受以色列政府圈子的指令，并无论如何地尽力来影响犹太人社会，被看作我们的任务”。辛德勒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他告诉访问者说：“美国犹太人不想被任何人利用”〔39〕。然而，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的阿尔伯特·切尔宁在20世纪70年代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他说道：“我们在国内领域制定政策，但是在以色列事务中政策则是给定的……实际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是一个以色列将其政策传达给犹太人社会的管道。”〔40〕犹太人周报《前沿》的奥瑞·尼尔（Ori Nir）在2005年引用一个主要犹太人组织中一位不具名的活动家的观点说：“我们总是按常规说，‘这是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政策，但是我们必须核实一下以色列人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一直做这件事情。”或者就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高层官员海曼·布克班德曾经承认的那样：“如果不是正受到实在关键和根本性的可怕压力，你就是以色列路线的传声筒，目的是维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作为美国犹太人，我们不会到处去说以色列的有关政策是错误的。”〔41〕
以色列在美国国内激励对自己支持的能力，已经在无数的事例中得到了体现。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官员鼓励美国的犹太领袖争取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方案和美国1948年对以色列的承认，游说反对由联合国协调员福克·伯纳多特于1948年设计的那个流产了的和平计划。像这样的协同努力，也有助于说服杜鲁门政府在1952年大量增加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放弃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项赠予埃及的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42〕在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危机期间，以色列政府指令它的华盛顿大使“创造一种构成对（约翰逊）政府压力的公众氛围……但是不要太明显地露出我们是这场公众运动背后操纵者的痕迹”。这种努力涉及让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美国人写信、发表社论、发电报、发表公开声明等。“用各种格言的风格进行”——按照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公众氛围……这种氛围将加强我们在政府部门中那些朋友的地位”。虽然白宫官员最后要求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停止写信运动，但是以色列大使向耶路撒冷汇报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写信运动。”根据历史学家汤姆·塞戈夫的说法，白宫被“呼吁总统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公民的信件给淹没了”〔43〕。
虽然这种支持以色列行动的倾向今天反过来可能没有那么普遍，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在许多情况下依然遵从以色列领导人的偏好。例如，紧接着2003年3月发布布什政府的中东和平“路线图”，据报道，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马尔科姆·霍恩莱因即告诉《国土报》说，如果以色列政府表达对路线图的保留，那将会得到美国犹太人社会的支持。而且霍恩莱因强调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出我们的声音。”〔44〕
尽管在以色列政府和美国一些犹太人团体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个犹太人社会“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原则，即在关乎根本安全方面的事情，不应该对以色列进行公开的批评”〔45〕。斯蒂文·罗森塔尔的说法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批评以色列是比违背信仰而结婚更大的罪恶。”或者就像布克班德曾经承认的那样：“在犹太人是否要对以色列政府进行制止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负疚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自动整齐划一地不这样做。”〔46〕最近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大约2/3的回应者同意：“无论他们对同阿拉伯人的和平谈判持什么样的个人观点，美国犹太人都应该支持由正式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47〕因此，即使是当重要犹太人美国组织的领导人和民众对以色列政策持严厉保留态度的时候，他们也几乎不会呼吁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反对公开批评以色列的准则在无数的事例中得到了说明。例如，一群美国进步的犹太人在1973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布雷拉（Breira）——即选择（Alternative），它呼吁在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之间进行更加开放性的讨论，并寻求动员支持从被占领土撤离以及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了在美国主要报纸上通过广告使公众知道他们的观点外，有几位布雷拉领导人还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代表团的成员，该代表团在美国教友会的赞助下，以私人身份同一群巴勒斯坦代表进行了会见。(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有几位犹太领袖为布雷拉进行辩护，但是一股强大的反击力量不久就出现在主要的犹太组织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近东报道》指责布雷拉削弱了对以色列的支持，而改革犹太教（Reform）的犹太教士亚瑟·勒利维尔德（Arthur Lelyveld）则说道，像布雷拉那样的团体“帮助和取悦的是……那些想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使以色列在凶手和恐怖分子面前毫无防卫的人”。哈达萨组织的时事通讯给布雷拉成员贴的标签，则是“失败主义的拉拉队”，并且警告它的成员“要拒绝这些组织所推动的信条，因为这同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人的生存相抵触”。保守的犹太教士大会（Rabbinical Assembly）主席宣称，布雷拉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办的”，而且有47位犹太教士发表一项声明，称布雷拉的立场“实际上与阿拉伯人的观点一致”。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则散发一本30页的小册子，诬称布雷拉的领导人卷入到其他左派事业中，并称他们是“为法塔赫效力的犹太人”。无出其右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杂志《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American Zionist），它指责布雷拉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告“那些公开出言‘污秽’的犹太人必须认识到他们进行背叛努力的后果……那些后果他们感受不到，而数千英里外的犹太同胞却感受得到”。
面对这样的攻击，布雷拉几乎没有机会来形成自己的一批拥护者，或者形成一种更加开放的讨论气候。地方性社会团体将布雷拉的代表排除在外，而纽黑文的犹太人社会委员会承认当地的布雷拉分支的前提条件，则是它在该社会中限制自己对以色列的批评。虽然一份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准备的内部备忘录推荐吸收该团体，但只是在它同意“将有关敏感的以色列海外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观点直接告诉犹太人社会本身，而不诉诸公众的条件下才可行”。由于不能吸引到持续的资金资助以及遭受领导人变节的削弱，布雷拉在5年后解散了。〔48〕
为回应布雷拉引起的争议，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美国犹太教堂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以及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对持异见者的适当地位进行内部研究或公开研究。根据J.J.戈德堡的说法：“所有这些组织都达成了同一个结论：虽然美国犹太人有自由讨论问题的权利，但那只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论坛内部谨言慎行地进行。”1976年，以色列驻美大使施穆察·迪尼兹（Simcha Dinitz）与来自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一道工作，发展出了一套在犹太人社会内的行为指导原则。戈德堡指出：第一条原则是“以色列人才是那些有权决定以色列政策的人”，而第二条原则则是“美国犹太人的公开立场应该同以色列保持一致，只有在私下里才可以宣扬不同的观点”。〔49〕爱德华·蒂夫南（Edward Tivnan）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对以色列的全体支持已经成了对整个美国的地方性犹太人社会进行领导的要求”〔50〕。
反对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准则今天大部分依然完好无损。〔51〕例如，1996年10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寄了一封信给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抗议邀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在反诽谤联盟的餐会上发表讲话，指控弗里德曼“总是诽谤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克莱因然后将这封信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一系列官员间流传，从而导致福克斯曼谴责他是“思想警察”。当内塔尼亚胡的公关传媒总监戴维·巴尔-伊兰（David Bar-Illan）加入到辩论中宣称“任何声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组织”都不应该给予弗里德曼平台的时候，这种争议加剧了。虽然弗里德曼有时候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持批评意见，但是他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反以色列者，而且福克斯曼本身就是以色列的一位狂热的辩护者。但是，克莱因的反应表明，对公开讨论的反对有多么强烈！〔52〕
数年之后，时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的老埃德加·布隆福曼（Edgar Bronfman Sr.）在他写信给布什总统，敦促他向以色列施压，以约束它建立有争议的“安全栅栏”的时候，他被指控为“不忠”。世界犹太人大会执行副主席埃希·利伯勒（Isi Liebler）宣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在任何时候游说总统来反对以色列政府正在推动的政策，都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53〕利伯勒和其他人两年后被激怒了，因为当时温和的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主席西莫尔·雷克（Seymour Reich），建议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向以色列施压，要以色列在2005年11月重新开放加沙地带一个关键的边界路口。虽然雷克给赖斯的建议合情合理、满怀好意，但是利伯勒却谴责他进行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正统犹太教联盟（Orthodox Union）主席斯蒂芬·萨维茨基（Stephen Savitzky）则说道，他的行为“不仅对以色列政府不敬，而且是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犹太人的冒犯，他们绝对反对这种方法”。利伯勒还警告道：“当据称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流领导人感到他们能够自由地游说反对以色列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安全政策的时候，该大会显然是有些叫人恶心。如果此种行为得到容忍，那么我们最好一笔勾销我们余下来的一个盟友——以色列海外犹太人组织（Diaspora Jewry）。”由于面对这些攻击畏缩不前，因此雷克宣布：“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我的词汇里不存在压力这个词。”〔54〕
不难领会不愿意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除了明显希望不说任何可能帮助以色列敌人的事情，那些批评以色列政策或美以关系的团体或个人，可能会发现在犹太人社会内部维持自己的支持和募集资金将更加困难。它们也冒着被更大的主流组织摒除的风险。虽然像“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恢复和谐社会、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以及新以色列基金会（New Israel Fund）这样的团体在布雷拉没有持续茁壮成长的地方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新以色列议程（New Jewish Agenda）这样的其他犹太人进步团体，则遭到了像布雷拉曾面临过的那样的反对，该团体持续下来的时间只不过10年多一点而已。〔55〕类似地，虽然“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经过激烈斗争，最后在1993年被接纳进入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但是像美国活力党（Meretz USA）和自由主义的重建主义希伯来语联合会（Reconstructionist Rabbinical Association）这样的团体，则在2002年被拒绝入会，尽管它们得到了像世界犹太人大会这样的温和团体的支持。在更小规模的范围里，犹太人和平之音没有在旧金山的主要犹太人社会获得自己的位置，理由是它没有充分地支持以色列；而希勒尔〔56〕（Hillel）则拒绝给一个名为“为了巴勒斯坦人权力的犹太学生”组织提供场所来进行一次学习研讨会。〔57〕
使持不同意见的犹太人的声音被边缘化的努力今天还在继续。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Union of Progressive Zionists，UPZ）在2006年通过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一个对以色列国防军在被占领土行动持批评态度的前以色列士兵组织——来主办校园演出的时候，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进行了谴责，要求将其驱除出以色列校园联盟（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 ICC）——一个包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的亲以色列团体组织网络。根据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克莱因的说法，发起批评以色列的组织“不是以色列校园联盟的使命”。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的主任强调该团体“热爱以色列”，其他团体集会捍卫它，而且以色列校园联盟指导委员会一直拒绝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要求。克莱因并未受到威胁，他谴责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们说：“他们的使命包括力图打击煽动行为，然而让我们感到吃惊不已的是，他们对通过以色列人反对以色列的煽动却视而不见。”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还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敦促以色列校园联盟的成员组织改变它们的投票。这份新闻稿引用以色列外交部报告中的话说：“犹太人社会招呼这些组织，而且甚至赞助它们的意愿是不幸的……必须阻止它们对以色列形象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一个以色列校园联盟指导委员会的正统团体随后宣布，它现在赞成清除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