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以求的地区改造
当时，伊拉克战争不被认为是陷入代价高昂的泥潭之中。相反，人们倾向于将这场战争看作以一种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长远利益的方式，来对中东地区进行重组的更宏大计划的第一步。具体来说，美国并不只是打算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就打道回府；在这一梦想之中，入侵和占领将很快使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它将作为吸引生活在该地区各种独裁国家中的人民的一个样板。伊拉克的结果将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民主效应，虽然除伊拉克外将民主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依然需要使用刀剑，可是一旦民主在该地区取得了控制地位，那么对以色列和美国友好的政权就将成为模范典型；用《干净了结》研究报告中的话来说，以巴之间的冲突就将被“超越”；该地区的其他敌手就会噤声；而且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这两个孪生问题基本上就将烟消云散。
副总统切尼在2002年8月26日向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讲话中，展示了这一野心勃勃的地区改造理论，从而公开了布什政府兜售伊拉克战争的活动。他说道：“当最严重的威胁被消除的时候，该地区热爱自由的国家将有机会促进能够带来持久和平的价值……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战略。整个地区的温和派将振作起来。而我们促进以巴和平进程的能力也将得到提高。”〔147〕在未来的6个月里面，切尼在数个场合重复这些论点。
当布什总统在为伊拉克战争进行合理化辩护的时候，他带着同样的热情说到地区改造。2003年2月26日，他告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听众说，美国的目标是“在中东培育自由与和平”。他强调说：“世界显然对民主价值的传播感兴趣，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产生不了谋杀的意识形态思想。他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且在中东存在渴望自由充满希望的迹象。”进而言之，他宣称道：“在伊拉克的成功也能够为中东的和平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推动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和平向前发展。”〔148〕
这一野心勃勃的战略大大地偏离了美国此前的政策，因为它的根基几乎是以一种神学般的信念去相信自由对权力的改造；而且可以肯定，在“9·11”事件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布什和切尼会支持这一战略。事实上，他们两个人——还有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公开记录显示，他们是反对此类野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计划的，而这是地区改造的中心内容；而且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布什曾尖锐地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家建设计划的强调。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变化呢？根据2003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美国中东政策发生主要变化背后关键的推动力，是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新保守派。该篇报道的大字标题说明了一切：《布什总统的梦想：不仅进行政权更迭，而且进行地区改造——一个亲美的民主地区是一个具有以色列和新保守派根源的目标》。〔149〕
查尔斯·克劳萨默说，这一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的宏伟计划，是纳坦·沙兰斯基智慧的产物，据说这位以色列政治家的作品曾给布什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150〕但是沙兰斯基几乎谈不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种孤立声音。事实上，所有政治领域的以色列人都坚持认为，推翻萨达姆将使中东地区变得对以色列有利。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于2002年9月初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结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将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图景。”他宣称说：“没有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世界，将使这一代（即将掌权的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支持渐进式的民主开放，而这种开放是一些海湾国家和约旦已经开始享有的。”巴拉克也坚持认为，推翻萨达姆将“为以巴冲突的向前发展创造出路”。〔151〕(https://www.daowen.com)
2002年8月，以色列议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利库德党成员伊瓦尔·斯泰尼茨（Yuval Steinitz）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说：“在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之后，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权在阿富汗被安插之后，在伊拉克的基地成为美国的基地之后，向叙利亚施压以使之停止对像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支持，允许黎巴嫩军队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可能结束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就将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个新中东的出现。”〔152〕类似地，阿留夫·本2003年2月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以及像国家安全顾问伊弗雷姆·哈勒维（Ephraim Halevy）这样接近阿里埃勒·沙龙的人，为以色列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精彩未来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他们预想着多米诺效应的出现，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以色列的其他敌人也将纷纷倒下：阿拉法特、（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巴沙尔·阿萨德、伊朗的阿亚图拉（ayatollah），甚至可能还有穆阿迈尔·卡扎菲（Muhammar Gadaffi）。恐怖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随这些领导人一同消失。”〔153〕
《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哈勒维于2003年2月在慕尼黑发表演讲说：“从后萨达姆时代的巴格达出现的惊涛骇浪，能够对德黑兰、大马士革和拉姆安拉产生广泛的影响。”〔154〕该篇文章的作者指出，以色列“希望，一旦萨达姆·侯赛因被废黜，多米诺效应就将开始滚动。按照这种希望……整个中东地区的温和派和改革者就将被鼓励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当局也不例外”。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前沿》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以色列的地区改造思想进行了归纳概括：“以色列的高层政治、军事和经济官员已经逐渐把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看作改变政治经济格局和使以色列从目前的困境中脱身的实际解决之道。”〔155〕
有人可能会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太过于精明和老练，以至于他们不会相信这一解决之道和支持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太熟悉该地区的复杂性，以至于他们不会相信该计划会取得成功。但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长期以来都支持重塑该地区地图这一极为野心勃勃的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初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就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这样一个犹太国家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戴维·本-古里安曾希望夺取所有西岸地区的土地，一部分黎巴嫩的土地，以及埃及的部分领土。类似地，阿里埃勒·沙龙相信，1982年对黎巴嫩的入侵将导致在那里建立一个亲以色列的基督教国家，一劳永逸地彻底击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而连接以色列所控制的被占领土。考虑到那一段历史，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坚持那一希望或许就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事情，即在他们（以色列人）早先失败之处，美国却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