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派的角色

新保守派的出现加强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运动就是美国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9·11”之后它却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团体因制定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作出注定要受到惩罚的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而著名。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有自己鲜明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观点，虽然此处与之相关的只是对外政策观点。〔72〕大多数新保守派颂扬美国霸权——有时候甚至是美国帝国的想法——的优点，而且他们相信，美国的权力应该用于推广民主、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不要有同美国进行竞争的企图。〔73〕按照这种观点，传播民主和保持美国的支配地位，是长期和平的最佳途径。新保守派也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保证它会被其他国家看作仁慈的霸主，美国只要果断地行使其领导权，人们就会欢迎美国的领导。他们总是对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联合国，他们视其为反以色列的，是美国自由行动的羁绊；他们总是对许多盟友保持警觉——特别是对欧洲人，因为他们视其为美国治下的和平进行“搭便车”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者。〔74〕引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网站上的话说，由于把美国的领导看作“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因此新保守派一般赞成单边地行使美国的权力。

非常重要的是，新保守派相信，军事力量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世界是极其有用的工具。如果美国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愿意由其支配来使用权力，那么盟友们就会追随美国的领导，潜在的敌手就会意识到进行抵抗的无济于事，并且决定对美国“趋炎附势”。〔75〕简而言之，新保守主义是一种鹰派色彩特别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

新保守派在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著名的新保守派包括此前和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如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威廉·贝内特、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I.刘易斯·“喷水炮”·利比（I.Lewis “Scooter”Libby）、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詹姆斯·伍尔西、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新闻记者中有已过世的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查尔斯·克劳萨默、威廉·克里斯托尔、布赖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和诺曼·波德霍雷茨；学者有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埃里奥特·科恩、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伯纳德·刘易斯、卢斯·维奇伍德（Ruth Wedgwood）；而思想库的专家有马克斯·布特（Max Boot）、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Reuel Marc Gerecht）、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迈克尔·雷丁（Michael Ledeen）、耶和华·穆拉维奇科（Joshua Muravchik）、丹尼尔·派普斯、丹妮拉·普雷特卡（Danielle Pletka）、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梅拉夫·乌姆瑟尔（Meyrav Wurmser）；著名的新保守派杂志和报纸有《评论》、《纽约太阳报》、《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与这些新保守派关系最紧密的思想和辩护团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CSP）、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民主捍卫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MEF）、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这是他们公开强调而且并不讳言的一点。根据著名的新保守派专家马克斯·布特的说法，支持以色列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他将这种立场归因于“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76〕

政治学家本杰明·金斯堡（Benjamin Ginsberg）对美国政治和反犹主义进行过广泛的写作，他令人信服地认为，新保守派向右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同以色列连接在一起，以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对民主党不断加强的挫折感，因为民主党日益反对美国的军事扩张，不断迷恋第三世界的事业。”金斯堡写道，具体而言，他们拥抱罗纳德·里根“强硬的反共主义”，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一场“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政治运动”。〔77〕(https://www.daowen.com)

考虑到他们的鹰派倾向，新保守派总是同以色列本国的右翼分子结盟就并不令人诧异。例如，正是由8名新保守派组成的一个小组——该小组由理查德·珀尔领导，成员包括道格拉斯·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为即将上台的利库德党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起草了1996年的《干净了结》（Clean Break）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主张以色列放弃奥斯陆和平进程，使用大胆的措施——包括军事力量——来推翻中东的不友好政权，从而“超越”阿以冲突。〔78〕

许多新保守派以一种交叉重叠的模式与华盛顿的思想库、委员会和出版物——它们的议程包括推进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发生联系。以最著名的保守派之一理查德·珀尔为例，他既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又挂靠在右翼的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中东论坛和民主捍卫基金会，并且还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供职。他的那些新保守派同道也很好地以类似方式同那些机构发生联系：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旗帜周刊》的编辑、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共同成立者，先前还挂靠在民主捍卫基金会、中东论坛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文·克里斯托尔奖（Irving Kristol Award）——该奖以威廉·克里斯托尔之父、新保守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名字命名——一位过去的获奖者、美国新世纪计划数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旗帜周刊》的特约编辑，也在民主捍卫基金会挂靠。他们这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将会使网络理论家都感到其乐无穷：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威廉·贝内特（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美国新世纪计划）、约翰·博尔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道格拉斯·费思（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戴维·弗鲁姆（美国企业研究所、《旗帜周刊》）、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旗帜周刊》）、迈克尔·雷丁（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民主捍卫基金会、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耶和华·穆拉维奇科（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丹尼尔·派普斯（新美国世纪计划、中东论坛）和诺曼·波德霍雷茨（赫德森研究所、《评论》、美国新世纪计划）、迈克尔·鲁宾（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戴维·乌姆瑟尔（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论坛、民主捍卫基金会）、詹姆斯·伍尔西（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民主捍卫基金会）。

虽然这一归纳绝没有穷尽新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相互交叉的挂靠情况，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甚或是一个“右翼阴谋”——的想法，则根本不成立。相反，曾经滋养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库、委员会、基金会和出版物，其运作方式完全像其他的政策网络一样。这些团体为了塑造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的明显目的而积极地取悦公众，从而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他们赞成的方向发展。新保守派网络既不可否认地给人深刻的印象，又同在其他政策领域——如税收改革、环境，或移民领域——中出现的网络相类似。

当然，新保守派同时关心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开出的政策处方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传统的保守派——有时被称为“旧保守派”——宣称，新保守派关心以色列胜于关心美国。例如，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坚持认为：“真正鼓舞新保守派的……是维护以色列。那才是一切的一切理由。”〔79〕新保守派强烈地否认这些指责，从而导致了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的口角。虽然冲突最终平息下来了，但是保守主义运动这两个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依然存在。〔80〕

许多评论家强调了新保守主义的犹太根源，即便这一运动的许多主要信条同依然支配美国犹太人社会的自由主义态度相左。在《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这本将其主题描绘成具有同情心的形象的书中，默里·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甚至极端到将新保守主义描述成“美国的犹太保守主义”〔81〕。但是并非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这提醒我们记住，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根据种族或宗教，而是根据政治议程来界定的。有许多著名的非犹太人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基本信条，其中包括对以色列的踊跃支持以及赞成以色列强硬分子的倾向。这些非犹太人的级别范围涵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罗伯特·巴特利、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前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虽然这些非犹太人对于推进新保守主义的议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犹太人却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更大规模的亲以色列运动的缩影。虽然犹太裔美国人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就像他们构成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体一样，但是非犹太人却在新保守主义运动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都很活跃。在新保守派的许多政治议程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传统政治观点相左的情况下，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