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伙伴”：新的理论
紧随“9·11”恐怖袭击而来的是，美国支持以色列背后的主要战略理由变成了这样一种主张，即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反恐伙伴”。这一新的理论将美国和以色列描述为受到同样的恐怖主义团体和一伙支持这些团体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的威胁。它们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被说成是起因于它们从根本上憎恨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换言之，它们仇恨美国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以同样的方式，它们憎恨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也是西方的、现代的和民主的，而不是因为它占领了阿拉伯的土地——包括伊斯兰的圣地，压迫阿拉伯的民众。
新理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和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不断高涨的反美主义中没有起到作用，结束以巴冲突，或更加有选择性地或有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将不会管用。华盛顿因此应该放手让以色列去对付巴勒斯坦人或者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此外，在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关押、悔改或死亡之前，华盛顿不应该向以色列施压——如拆除被占领土地的定居点。相反，美国应该继续给以色列提供广泛的支持，并且仍然使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去攻击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以及巴沙尔·艾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还有据信那些其他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这一新的理论不是将以色列看作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要麻烦根源，而是将以色列描绘成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盟友。为什么？因为据说它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就像2001年末阿里埃勒·沙龙访问美国期间所提出的那样，在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攻击之后，“你们在美国进行反恐战。我们在以色列进行反恐战。这是一场同样的战争”。根据第一届（小）布什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沙龙就像小提琴一样在耍弄总统：‘我在为你进行战争，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等等。”〔43〕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2002年告诉美国参议院说：“如果我们不即刻关闭阿拉法特正在制造人体炸弹的恐怖工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你们的城市陷入恐怖只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不对其加以摧毁，这种疯狂将打击你们的公交车、超市、比萨店、咖啡馆。”内塔尼亚胡还在《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上发表一篇社论版文章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够使恐怖活动正当化……美国的力量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那里的基地组织网络自身也崩溃了。美国现在也必须以类似的行动来反对那些其他的政权——伊朗、伊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独裁、叙利亚，还有其他几个政权。”〔44〕他的继任者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的社论文章重复了这一主题，宣称：“世界各国政府确实知道谁是恐怖分子，确实知道是哪些‘流氓国家’支持并推动恐怖活动。像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朝鲜那样的国家，已证实具有有案可查的支持恐怖主义的记录，而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杰哈德，甚至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的恐怖主义凶徒所进行的屠杀则用不着提醒人们。”〔45〕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在2006年向美国国会的讲话中谈的是同样的老调，他宣称说：“我们两个国家有着同样遭受恐怖主义的经历和痛苦。我们有着相同的义务来决定抗击这些残忍的恐怖分子——他们从我们身边夺走了那些无辜者的生命。”〔46〕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从根本上来说用的是同样的辩护理由。2001年10月，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罗伯特·萨特洛甫（Robert Satloff）解释了在“9·11”之后为什么美国要继续支持以色列：“答案应该是明白无误的，由于我们共有的民主价值以及面对的共同敌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遭受到以色列同样类型的恐怖袭击——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袭击。”〔47〕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在2001年12月宣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像塔利班一样，它资助、唆使恐怖分子，并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难所。而以色列就像美国一样，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后方……阿拉法特对于以色列，就像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ed Omar）对于美国一样。”〔48〕2002年4月和5月，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两个几乎相同的决议（众议院352票对21票、参议院94票对2票），宣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致力于共同的反恐斗争”〔49〕。2002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会的正式主题是“美以并肩反恐”，而那些会议发言则强调两国共同面临来自亚西尔·阿拉法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萨达姆·侯赛因、塔利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威胁。〔50〕2002年4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给布什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持相同的论调。这封信的签名者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丹尼尔·派普斯、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诺曼·波多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其他28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著名的新保守派。该信宣称：“不应该有人怀疑美以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两个国家都是您（布什）所正确命名的‘邪恶轴心’所针对的目标……就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全部都从事‘鼓励和资助政治谋杀及自杀式炸弹的文化’来反对以色列，就像它们曾资助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样。……总统先生，您已经向国际恐怖主义宣战了。以色列正在进行同样的战争。”〔51〕
这个新的理由乍看起来似乎有理，而且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许多美国人将“9·11”事件等同于那些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如果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反恐伙伴”的理论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作为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客观地看，以色列在“反恐战”和更广泛的对付所谓的“流氓国家”的努力中都是负资产。
首先，这一新的战略理论将“恐怖主义”描述为一个单一的整体现象，因此认为巴勒斯坦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就像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一样，并且认为“9·11”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是组织良好的全球恐怖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袭击。但是，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对何为恐怖主义的根本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组织、一场运动甚或一个可以对之宣战的“敌人”，恐怖主义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敌人的目标——特别是平民——进行攻击的战术而已，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削弱士气，激起敌手的相应反应。这是一种许多不同团体有时候都使用的战术，通常情况下是他们比对手弱小得多，并且没有其他选择来反击军事上优于他们的对手。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并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使用的是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在其他的行动之中，他们于1946年在耶路撒冷用炸弹袭击了大卫王宾馆，在1948年暗杀了联合国协调员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而美国在过去也支持过大量的“恐怖”组织，包括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人员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的游击队。美国的总统们也曾在白宫欢迎过许多前恐怖分子。美国总统们的这种做法只是凸显了恐怖主义作为战术而非统一运动这一事实。阐明这一问题丝毫不是要为攻击无辜的人的行径进行辩护——这种攻击在道德上总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它提醒我们，使用这一斗争手段的团体并不总是要威胁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有时候还积极地支持这样的团体。
事实上，与基地组织形成对照的是，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伊斯兰杰哈德和黎巴嫩真主党——既没有攻击美国，也不构成对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致命威胁。例如，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摩西·梅佐（Moshe Maoz）的观察结果是，它“主要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当黎巴嫩有美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确实攻击美国的目标，但是他们是在为从黎巴嫩赶走外国军队而杀戮。我怀疑他们会疯狂到袭击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 Seale）同意这种观点：“黎巴嫩真主党纯粹是一种完全针对以色列人的本地现象。”而反恐专家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斯蒂文·西蒙（Steven Simon）则对有关哈马斯的问题作出了类似的回应，指出“至今为止，哈马斯还没有将目标对准美国”。〔52〕我们可能会相信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相同的。
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核心成员与各种巴勒斯坦恐怖团伙联系在一起，不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大多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像基地组织一样，渴望发起一场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或者复兴哈里发制度。事实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伊斯兰组织。只是在过去的10多年间，由于被占领的原因，伊斯兰思想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才变得具有吸引力。然而，无论怎样十恶不赦和令人遗憾，他们的活动也仅仅是无目标地针对以色列或西方的暴力。相反，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总是只针对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给自己造成的冤屈苦难，一开始他们是抵抗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涌入，继而是抵抗1948年战争之后大量驱赶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今天，这些行动大多数是对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进行的长期殖民活动的回应，并且反映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软弱。1967年以色列占领这些领土的时候，那里几乎没有犹太人，但是在随后的40年之中，以色列通过定居点、道路网络和军事基地来对这些地方殖民，并血腥镇压巴勒斯坦人对这些侵犯试图进行的反抗。〔53〕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抵抗通常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这常常是受到压制的人民反击占领者所使用的手段。〔54〕而当像哈马斯那样的团体还没有公开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他人，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都在无数场合下反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宣称以色列和美国因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而结合到一起的说法，有着相反的因果关系。美国并不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全球恐怖主义”的严重危险，迫切需要以色列的帮助来打败恐怖主义，而同以色列结成同盟。事实上，美国之所以有恐怖主义问题，主要是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色列所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中东各个地方不受欢迎，早就不是什么头条新闻，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一边倒”政策在这些年里使其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这些政策不仅激发了基地组织，而且有利于基地组织的招募活动和整个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当然，那些相信以色列依然是一份有价值的战略资产的人，经常否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恐怖主义问题之间存在联系，特别是与“9·11”恐怖袭击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认为奥萨马·本·拉登只是最近才抓住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有利于他的招募活动。因此，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萨特洛甫才会宣称说，拉登认同巴勒斯坦只是“近来的——几乎肯定是机会主义的——现象”。艾伦·德肖维茨则宣称，“9·11”之前，以色列几乎不是本·拉登雷达屏幕上的目标。丹尼斯·罗斯认为，本·拉登只是“企图通过暗示他对美国的攻击是由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所导致的，从而使之获得合法性”。马丁·克雷默说，他知道任何“没有偏见的反恐专家”都不会相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美国遭到普遍敌意的根源，并为基地组织的招募工作推波助澜”。《评论》（Commentary）杂志前编辑诺曼·波多雷茨同样认为：“如果以色列从未存在过，又或者它将魔术般地消失了，美国依然会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一切邪恶东西的集中体现者。”〔55〕
有些以色列的捍卫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主张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承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激怒了反美的恐怖主义，不断鼓励增长的反美主义将要求他们承认，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事实上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承认将使人怀疑以色列的净战略价值，意味着华盛顿应该有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使之采取一种不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方法。
与这些观点相反，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起到了鼓励反美主义的作用，激起了反美恐怖分子的愤怒。当然，虽然这并不是他们唯一不满的地方，但却是一个导致他们不满的核心问题。〔56〕虽然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物质主义和金钱主义、对他们声称的西方“盗窃”阿拉伯石油、对西方支持那些腐败的阿拉伯王权，以及对西方反复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等行为发自内心地感到不快，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严厉对待，也同样使他们感到愤怒。因此，埃及的持不同政见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他的作品是当代伊斯兰宗教激进分子重要的灵感来源——对美国的敌意，既是因为他把美国看作一个腐败放荡的社会，又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57〕或者像黎巴嫩真主党精神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Sayyid Muhammed Husayn Fadlallah）在2002年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美国要对以色列的所有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既要对以色列1948年占领的土地，或者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的全部定居点政策承担责任，尽管美国偶尔发出一些令以色列尴尬、不赞成其定居点的微弱的反对声音……美国是一个虚伪的国家……因为它向以色列人提供坚定的支持和毁灭性的武器，但是许诺给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却（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言词。”〔58〕人们不一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可此种观点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力量，了解美国如此毫无疑问地支持以色列所激起的（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怒火和仇恨。
更清楚地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反美的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是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这个例子——他策划了1993年对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次袭击，现在在美国的监狱被终身监禁。优素福不仅给数家纽约报纸寄信说他会因袭击而得到褒扬，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而且他还在1995年被捕后在飞机上告诉押解他到美国的特工说，他对导致美国人的死亡感到罪过。但是就像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在他受到赞誉的作品《灵魂战争》（Ghost Wars）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优素福渴望制止以色列军队杀戮阿拉伯人的力量胜过了”他在良心上受到的责备；而按照他的信仰，“轰炸美国的目标是‘唯一引起变化的途径’”。据报道，优素福也曾说：“在追求改变美国的以色列政策方面，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根据科尔的描述，优素福“在飞行途中没有提及任何其他的动机，而且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其他问题都不是他所关心的”。进一步的证据是来自优素福的副手阿卜杜尔·拉赫曼·亚辛（Abdul Rahman Yasin），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说，优素福招募他的方式，是告诉他恐怖主义行动将是“为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沙特阿拉伯兄弟进行复仇”，并且补充说优素福“给我讲了许多有关这类的事情”。〔59〕(https://www.daowen.com)
或者考虑一下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与萨特洛甫、德肖维茨、克雷默以及其他人所宣称的相反，有相当的证据确定，本·拉登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抱有深深的同情，长期以来对美国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感到愤怒。根据中央情报局情报单位管理有关基地组织及其创始人的迈克尔·舒尔（Michael Scheuer）的说法，年轻的本·拉登大体上是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的，但是“奥萨马举止得体、不带敌意的行为中的例外之处，是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负面态度”〔60〕。“9·11”之后，本·拉登的母亲告诉一位采访人员说：“在少年时代，他也一样是个好孩子……但是他对巴勒斯坦的局势表现得尤为关心、悲哀和愤怒，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局势也是表现得如此。”〔61〕
进而言之，本·拉登于1994年12月29日为更广大的听众准备的第一个公开声明，直接讲的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本·拉登公开声明的编辑者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解释道：“声明信清楚地表明，从一开始的时候，巴勒斯坦就是本·拉登议程上的中心议题，这一议程根本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62〕
“9·11”事件之前，本·拉登也有数次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人，并呼吁以“圣战”为基础来反抗美国。根据本杰明和西蒙的说法，在1996年本·拉登所作出的裁决——裁决的标题是《向占领两大圣地的美国人宣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愤恨”是“本·拉登所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同盟’标签”。本·拉登毫不含糊地宣称，穆斯林的血正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流淌，并且将这一切归罪于“美国-以色列的阴谋”。〔63〕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1997年3月问他为什么要宣布向美国进行“圣战”的时候，本·拉登回答道：“我们之所以宣布对美国政府进行‘圣战’，是因为美国政府是非正义的、犯罪的、残暴的。它的行为是极其不正义的、可怕的、犯罪的，它们或者是美国政府直接所为，或者是通过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而且我们相信，美国要直接对那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伊拉克被杀害的人负责。”〔64〕这些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像《经济学人》杂志的中东记者马克斯·罗登贝克（Max Rodenbeck）对两本有关本·拉登的著作写的出色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所有的声明主题中，有关偿还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主张，或许是本·拉登的讲话中反复出现的最强有力的内容”〔65〕。
“9·11”委员会〔66〕。（the 9/11 Commission）确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两者都对本·拉登和其他主要的基地组织成员产生了刺激作用。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份背景研究注意到，在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埃勒·沙龙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伊斯兰三大最为神圣的圣地之一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地——进行挑衅性的访问（由数以百计的以色列防暴警察陪同）之后，本·拉登试图将攻击的日期提前到2000年秋天。根据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声明，“虽然本·拉登承认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和其他的飞行员才刚刚抵达美国开始其飞行训练，但是基地组织要惩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67〕。在下一年里，“当本·拉登从媒体上得知沙龙将在2001年6月至7月间访问白宫的时候，他再次试图将行动提前”〔68〕。除了将攻击的时间定在“9·11”之外，本·拉登对攻击目标选择的偏好，也蕴含了他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愤怒。在1999年末进行的攻击任务负责人阿塔与本·拉登的首次会面中，最初的计划是要求打击美国的国会山，因为它被“看作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根源”〔69〕。简而言之，本·拉登及其副手显然将巴勒斯坦问题看作他们的议程核心。
“9·11”委员会也注意到，被该委员会描述为“‘9·11’袭击主要设计者”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主要是受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刺激。用该委员会的话来说：“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对美国的敌意并非源于他作为一个学生的经历，而是源于他强烈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70〕在激起“9·11”的袭击行为中，难以想象还有比美国支持以色列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
即使本·拉登没有亲自卷入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依然为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招募工具。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爆发以来——起义爆发的部分原因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程度更为严重和明显，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已经在明显地增强。〔71〕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1987—1992年）的暴力程度要远远比这一次低得多，而且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那些年里（1993—2000年），被占领土也显得相对平静。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和替代性媒体新闻发布的出现，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h），因此现在对大屠杀的报道是全天候的。以色列不仅对巴勒斯坦国民施加了更多的暴力，而且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能够目睹以色列所施加的暴力。他们也能够看到，以色列的暴力是用美制武器来进行的，并且得到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这种情形为那些批评美国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弹药。这就是为什么黎巴嫩真主党副领导人谢克·奈姆·盖瑟姆（Sheik Naim Qassem）在2006年12月告诉一群黎巴嫩人说：“在黎巴嫩不再有美国的政治空间。你们难道想不起那些向黎巴嫩人开火的武器是美国造的吗？”〔72〕
这些政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美国会如此愤怒，并满怀同情地看待基地组织，有些人甚至愿意支持基地组织——直接地或者不事声张地这样做。2004年一份对摩洛哥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布什总统持“正面”或“非常正面”看法的人是8％，与之相比，对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却达到了45％。 在美国的一个主要盟国约旦，对布什和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分别是3％和55％。而在巴基斯坦——其政府同样与美国结成紧密的联盟，对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以多出58％的优势超过了布什。〔73〕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的2002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报告说：“有关美国在中东/冲突地区的负面性公众舆论是压倒性的”，而这种不受欢迎的许多部分，则是源于巴勒斯坦问题。〔74〕根据中东问题专家希伯利·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的说法，“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的公众当中，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共鸣。没有什么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一地区形成对美国的看法中起到更加根本性的作用”〔75〕。乌萨玛·马科蒂希同意这种说法，并写道：“没有哪个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令人感到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愤怒会更加普遍和激烈……正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使得本来对阿拉伯历史进行世俗主义解释和伊斯兰主义解释的相互对立双方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美国官方所宣扬的对自由的支持与歧视及政策之间的巨大差距。”〔76〕当然，虽然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唯一的反美主义根源，但却是重要的根源，它使得赢得反恐战争和推进美国的其他利益更为困难。
其他的政府研究和无数的民意调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阿拉伯民众深深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激怒，他们认为这是对阿拉伯人所关心的问题麻木不仁，美国所声称的价值也不相一致。虽然许多阿拉伯人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观点、美国的产品、美国的影视有点喜欢，甚至令人吃惊地对美国的人民和美国的民主持有正面的看法，但是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却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77〕正如一位来访的也门物理学家在2001年所评论的那样，“当你去那里的时候，你确实热爱美国这个国家；但是当你回到你自己国家的时候，你却发现美国只是将公正和公平施于它自己的人民，而不是施于国外的人民”〔78〕。五角大楼科学委员会（Pentagon's 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的一份报告所作出的结论说，“穆斯林并不‘仇恨我们的自由’，而是仇恨我们的政策”。而“9·11”委员会则承认：“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有关美国的以巴冲突政策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成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广受评论的主导因素。”〔79〕
类似地，当受人尊敬的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询问六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问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由自己对美国价值还是美国政策的感受而形成的时候，“作出回应的人里面，占绝对多数的人表明政策的作用更加重要”。在进行自由问答式的提问的时候，当问及他们想到美国的时候“最先的想法”是什么，最普遍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外交政策”。而当问及美国可以做什么来改善它的形象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改变中东政策”和“停止支持以色列”。〔80〕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当国会在2003年下令国务院设立一个“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公共外交顾问小组”的时候，该小组的报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们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及他们认为的美国正在扮演的角色，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和痛苦”〔81〕。
著名的阿拉伯领导人和学识渊博的公共评论家确信，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已经使得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越来越不受欢迎。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是布什政府所支持的、帮助在2004年6月建立伊拉克过渡政府的联合国特使，他说道：“这一地区的一大毒害就是以色列的支配政策和强加给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另外他还说，整个中东地区都看出了“这一政策的不公正性，以及同样不公正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2004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警告道：“这一地区现在存在着未曾有过的（对美国的）如此仇恨，”部分是因为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总理）沙龙想要什么就做什么，而美国人却对此不置一词。”〔82〕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Ⅱ of Jordan）在2007年3月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告诉美国国会的两院联席会议说：“在巴勒斯坦拒绝公正与和平……是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仅给我们的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且给我们的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83〕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亲美政权之所以要求美国改变政策，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增加了民众对他们自己与美国保持联系的不满。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很难说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唯一根源，而如果对以色列的支持附加更多的条件，也不会消除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考察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后果，以及美国对这些政策心照不宣的支持，不是要否认在各种阿拉伯国家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或者要否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社会中的团体和政府有时候煽动这些情绪性的态度和利用以巴之间的冲突，是为了分散人们对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注意力。相反，我们只是要表达这样的观点——美国如此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种态度给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敌意火上浇油，刺激了反美主义的极端分子，为他们的招募活动助一臂之力，给该地区的独裁政府因自己的失败再方便不过地提供了替罪羊，并且使得华盛顿在说服可能的支持者打击它们国内的极端分子方面更加困难。简而言之，当涉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并不一致。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使得打赢反恐战争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而且“反恐伙伴”理论没有为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提供引人注目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