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伊拉克战争
虽然以色列总是将伊拉克当作敌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却对伊拉克尤其关注，当时法国同意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一个核反应堆。由于这一充足的理由，以色列担心伊拉克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作为建造核武器的手段。为回应这一威胁，以色列人在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运转之前，于1981年对其进行了轰炸。〔16〕尽管遭受这一挫折，伊拉克却在分散的秘密地点继续进行它的核项目。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以色列热情支持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而是推翻萨达姆，尤其是确保伊拉克的核项目被分解。〔17〕虽然美国没有剥夺萨达姆的权力，但是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对巴格达实施的核查机制，却减少了——但并未消除——以色列的忧心。事实上，以色列《国土报》在2001年2月26日曾报道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难以预测的不负责任行为，沙龙相信伊拉克对地区稳定构成的威胁要比伊朗更大。”〔18〕
尽管有沙龙的这些评论，但是到2002年初，当布什政府正认真考虑针对伊拉克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形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有些以色列领导人却告诉美国官员说，他们认为伊朗是个更大的威胁。〔19〕然而，他们并不是反对推翻萨达姆，而且以色列领导人从不打算劝说布什政府不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尽管在轮到向他们的美国同事提建议的时候，这些以色列领导人几乎不会一言不发。以色列政府也不曾尝试动员它在美国的支持者进行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游说。相反，以色列领导人所担忧的，只是美国在打击萨达姆的时候，可能顾及不到伊朗的威胁。一旦他们认识到布什政府正允诺进行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一个要求在伊拉克快速取胜，然后再对付伊朗和叙利亚的计划——时，他们就开始用力推动美国的入侵计划。
简而言之，以色列没有进行倡议向伊拉克开战的活动。就像将要变得清楚的那样，是美国的新保守派想出了那个主意，并且要对9·11事件之后向前推动这一想法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以色列确实同新保守派一道帮助向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推销了这场战争，这种做法远在布什总统作出最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之前。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在战争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曾不断担心布什总统可能根本就不会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而他们则尽力确保布什不会临阵退缩。
以色列人在2002年春开始作出努力，这是发生在布什政府发动向美国公众兜售伊拉克战争活动之前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4月中旬来到华盛顿，同美国参议员们、《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和其他人进行会晤，警告他们萨达姆正在发展核武器，这些核武器可放在手提箱和书包里运到美国本土。〔20〕数周之后，沙龙的发言人拉阿南·吉森（Ra'anan Gissen）告诉一位克利夫兰（Cleveland）的记者说：“如果现在不阻止萨达姆·侯赛因，5年后、6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对付一个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伊拉克，一个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放系统的伊拉克。”〔21〕
5月中旬，现担任外交部长的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上，他在那里说道，“萨达姆·侯赛因就像本·拉登一样危险”，而萨达姆在建造核武库的时候，美国“不能够坐视不管”。相反，佩雷斯坚持认为，是该推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的时候了。〔22〕一个月之后，另一位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华盛顿邮报》的公众舆论版上撰文，建议布什政府“应该首先聚焦在伊拉克和清除萨达姆·侯赛因这一问题上。一旦他下台滚蛋，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阿拉伯世界”〔23〕。
2002年8月12日，沙龙告诉以色列议会的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说，伊拉克“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危险”〔24〕。尔后在8月16日，那是副总统切尼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VFW）大会上以一篇演说而开始战争活动的10天之前，数家报纸和电视、电台——包括以色列《国土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报道说，以色列正敦促美国不要拖延对伊拉克发动进攻。沙龙告诉布什政府说，推迟这一行动“不会为未来的行动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拉阿南·吉森说，推迟进攻将“只是再次给他（萨达姆）一个加速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机会”。外交部长佩雷斯告诉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说：“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进攻伊拉克）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他说，推迟进攻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萨达姆今后将更好地武装起来。国防部副部长维茨曼·雪莉（Weizman Shiry）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现在不这样做，以后做起来就会更加困难。一到两年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将走得更远。”或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报道的大字标题中最好地抓住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忠告美国：别拖延对伊拉克的进攻。”〔25〕
佩雷斯和沙龙都肯定地强调，他们“不要被别人看作在敦促美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26〕。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在美国的许多支持者非常清楚，有些美国评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帕特里克·布坎南，曾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背后的驱动力，是“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amen corner〔27〕）”〔28〕。虽然否认承担任何责任在政治上是能够很好理解的，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公开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到2002年8月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将萨达姆看作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威胁，鼓励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来剥夺他的权力。
大约在同一时候的新闻报道说：“以色列情报官员已收集到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努力加速生产生化武器。”〔29〕佩雷斯告诉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说：“我们认为并且知道他（萨达姆）正在获取核武器。”〔30〕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萨达姆已经“在上周向……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下令加快工作”〔31〕。以色列正向华盛顿灌输这些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警讯报道，按照沙龙自己所承认的说法，当此之时，“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协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维度”〔32〕。入侵伊拉克表明在那里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以色列议会各自发表报告，显示以色列给布什政府的大量情报是虚假错误的。就像一位退休的以色列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伊拉克的非传统实力问题，以色列情报机关是美英情报机关所提供画面的完全合作者。”〔33〕
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动另外一个国家采取代价高昂或高风险行动的做法，以色列几乎算不上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面临外部危险的国家经常企图将责任推给别人，而美国本身就有着类似行为的丰富传统。〔34〕它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以遏制来自发生革命的伊朗的威胁；它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武装并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员（mujahideen）。美国没有派自己的军队去进行这些战争，它只是尽力帮助战争的其他方——他们有自己战斗的理由——去奋力战斗。
考虑到他们让美国去消除一个区域对手的那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决定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对战争进行授权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痛苦就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而当萨达姆同意让联合国核查人员回到伊拉克的时候，他们甚至更加忧虑了。这些发展使以色列领导人苦恼，因为它们似乎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部长佩雷斯告诉记者说：“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是必需的。虽然核查和核查人员对于诚实正直的人有好处，但是不诚实者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核查和核查人员。”〔35〕在9月底走访莫斯科的时候，沙龙向正负责领导新核查工作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清楚地表明，对他们来说太迟了，以至于不会有效果的。〔36〕佩雷斯对接下来几个月的联合国进程变得如此愤怒，以至于他在2003年2月中旬狠批法国，质疑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37〕(https://www.daowen.com)
以色列对核查的坚决反对使之处在一个孤立和尴尬的位置上，就像马克·佩雷尔曼（Marc Perelman）2002年9月在《前沿》上面的一篇文章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萨达姆·侯赛因令人吃惊地‘无条件’接受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使得以色列本周处在困境之中，迫使它公开自己作为唯一积极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的国家。”〔38〕
为面对联合国的外交而进行事先施压，以色列人用最可怕的话来描绘萨达姆，经常将他比作阿道夫·希特勒。他们宣称，如果西方不对抗伊拉克，就将犯下对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犯下的同样错误。著名的以色列学者施罗姆·阿韦内利（Shlomo Avineri）在《洛杉矶时报》上面写道：“所有那些谴责20世纪30年代同德国绥靖的人都应该进行长期而艰难的反思：今天对伊拉克行动的失败是否有一天将被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39〕其含义够明显：任何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或者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任何推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像内维尔·张伯伦一样的绥靖者，注定要被后代人这样看待。《耶路撒冷邮报》的立场特别具有鹰派色彩，它经常刊登支持战争的社论和舆论，几乎从不登载反对战争的文章。〔40〕事实上，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发表社论说：“推翻萨达姆是反恐战争的关键，非如此则不可能热切地开始反恐战争，遑论赢得反恐战争。”〔41〕
其他以色列公众人物则附和佩雷斯和沙龙对战争的鼓吹，而不是进行外交争论。2002年9月初，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纽约时报》的舆论版撰文宣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核武器计划，迫切地要求（我们）清除他。”他继续警告道：“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不采取行动。”〔42〕他的前任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数周之后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为《推翻萨达姆的情形》。内塔尼亚胡宣称：“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比瓦解他的政权更加管用，”他还说道：“我相信我所说的是代表了支持对萨达姆政权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观点，”他称这个政权“正狂热地试图获得核武器”。〔43〕
当然，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舆论版写写文章和在电视上露露面。由于曾在美国上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熟悉美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转的，而且在其中运作得很娴熟。他同布什政府内外的新保守派联系紧密，在国会山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那里进行过无数次讲话或作证。〔44〕巴拉克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安全专家和学者也具有很好的联系。
以色列政府的战争狂热并没有在战斗打响之前的几个月里面消失。例如，以色列《国土报》在2003年2月17日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热情的以色列国防军等待伊拉克的战争》，该文说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渴望伊拉克战争”。10天之后，詹姆斯·贝内特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大字标题为《以色列说伊拉克战争将使该地区受益》的报道。《前沿》在2003年3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不满美国向伊拉克开战延迟》的文章，该文清楚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战争早点而不是更迟发生。〔45〕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活动，比尔·克林顿在2006年这样的一番叙述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以色列政治家”都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即便他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应该被清除掉。〔46〕渴望战争也不仅限于以色列领导人。除了被萨达姆于1990年征服的科威特之外，以色列是美国以外唯一多数政治家和公众热情支持战争的国家。2002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8％的以色列犹太人相信，“以色列应该鼓励美国进攻伊拉克”〔47〕。一年后的2003年2月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7.5％的以色列犹太人要求美国入侵伊拉克。〔48〕即便是在托尼·布莱尔的英国，就在战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51％的回应者反对战争，而只有39％的人支持战争。〔49〕这一相当异乎寻常的情形促使以色列《国土报》的吉德昂·利维问道：“为什么是在英国有5万人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在以色列却没有一人反对？为什么在以色列不存在有关这场战争是否必要的辩论？”他继续说道：“以色列是西方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他的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支持战争，而且在以色列听不到替代性的选择观点。”〔50〕
以色列的战争热情，最终导致其在美国的某些盟友告诉以色列官员缓和自己的鹰派言辞，以免战争看起来像是在为以色列而进行的。〔51〕例如在2002年秋，一群因以色列计划（Israel Project）而为人所知的美国政治顾问，曾将一份6页纸长的备忘录在美国的地位关键的以色列人和亲以色列领袖当中传阅。备忘录的名称是《谈论伊拉克》，并且打算以此作为有关战争的公开声明指导。“如果你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由于可能的反弹，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语言措辞小心谨慎得多。你并不希望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战争的进行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而非美国。”〔52〕
根据数篇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出于同样的思考，沙龙告诉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对可能的伊拉克战争保持缄默，当然不要说到任何似乎是以色列推动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的话。一种不断强化的观点使以色列领导人感到担忧，即以色列正鼓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实上，以色列过去是这样做的：它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立场为人所知而已。〔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