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与改造中东之梦
为什么入侵伊拉克？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刺客之门：美国在伊拉克》一书中宣称：“这个问题依然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而这是有关伊拉克战争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他引用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现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话说，他将“至死也不知道答案”〔1〕。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能肯定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就是在今天也叫人难以看透。虽然他显然是一个具有令人担忧野心——其中包括渴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野心——的血腥暴君，但是他自己的无能却使得这些危险目标变得不可企及。他的军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Gulf War）中被击溃，并进而被联合国的10年制裁所削弱。结果，伊拉克军事力量除了在名义之外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到2003年的时候这支军队已经容易被控制了。联合国进入伊拉克进行检查，已经清除掉了伊拉克的核计划以及化学武器储备。在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并不存在有联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事实上相互敌视，而且本·拉登和他的同伙是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而不是在伊拉克。然而，紧随“9·11”事件之后，当人们原本期待美国会像激光一样聚焦在基地组织身上的时候，布什政府却选择了入侵一个情况严重恶化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同进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毫无关联，而且它已经实际上受到了遏制。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决定。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决定却不难理解。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且如果美国作出选择，那么对它推翻萨达姆的能力就不存在任何怀疑。美国不仅赢得了长期的冷战，并且在1989年之后在军事行动上的成功也引人注目：1991年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伊拉克，1995年阻止了巴尔干半岛的流血，1999年战胜了塞尔维亚。紧随“9·11”事件之后对塔利班的迅速驱逐，加强了美国在军事上天下无敌这样一种印象，使得在伊拉克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人更难以说服其他人，即进行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不明智的。“9·11”事件也使美国人备感震惊，而且使许多领导人信服，在一个恐怖分子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美国不能允许哪怕是相隔遥远的地方的危险加大。那些支持战争的人相信，推翻萨达姆将使其他的“流氓国家”相信，美国简直太强大了，以至于不是要反对美国，而是要迫使这些政权符合美国的愿望。简而言之，在战前时期，美国既是威力强大的，又对它的超凡军事充满信心，并且对自身的安全深感忧虑——这是数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情形。〔2〕
这些各种因素形成了决定开战的战略环境，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那一选择的某些潜在力量。但是在这一等式之中还有另外一个变量，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战争将几乎肯定不会发生。那一因素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一伙自“9·11”事件之前就一直在推动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新保守派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这个主战的小集团相信，清除萨达姆将改善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并且将启动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两家的地区改造进程。以色列官员和前以色列领导人支持这些努力，因为他们渴望见到美国推翻他们主要的区域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在1991年曾向以色列发射过飞毛腿导弹。
虽然来自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压力并不是布什政府在2003年3月作出进攻伊拉克决定背后的唯一因素，但那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虽然许多美国人相信，这是一场“石油战争”——或者说为了像哈利伯顿（Halliburton）这样的公司的“石油战争”，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却少之又少，并且有大量的证据对此提出了怀疑。其他观察家指责像卡尔·罗夫（Karl Rove）这样的共和党战略家，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式阴谋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要使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从而确保共和党的长期支配地位。虽然这一观点有一些党派上的吸引力，但是太过于缺乏证据了，以至于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如此多著名的民主党人会支持开战。另外一种解释观点，则将战争看作通过民主传播改造中东地区的勇敢努力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明显雄心勃勃的计划同以色列的安全关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与这些可供选择的解释相反，我们认为这场战争的动机，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期望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虽然在战争开始之前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但是值此伊拉克已经变成了战略上的灾难之时，这场战争甚至更加具有争议性。毫无疑问，那些推动这场战争的个人和团体相信，战争对美国和以色列都有利，而且他们当然没有预期到最终出现的崩溃。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鼓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恰当的描述，最终是一个证据问题；而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以色列和亲以色列的团体——尤其是新保守派——在进行入侵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对证据进行考察之前，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博学多才、广受尊敬的人曾公开说，这场战争同以色列的安全联系在一起。菲利普·泽利考——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成员（2001—2003年）、 “9·11”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法律顾问（2005—2006年）——曾在2002年9月10日告诉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说，萨达姆并不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他认为“真正的威胁”是“对以色列的威胁”。他继续说道：“而这却是不敢言明的威胁，因为欧洲人不很关心那一威胁……而美国政府不想在言词上对此太过严厉，因为这并不畅销。”〔3〕(https://www.daowen.com)
北约卸任的退休指挥官、前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将军在2002年8月说：“那些支持进攻的人现在将在私下里坦诚相告，说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真的不是美国的威胁。但在某个时刻他们担心，如果他拥有核武器，他会决心用来打击以色列。”〔4〕2003年1月，一位德国记者向著名的新保守派学者、有影响力的国防政策委员（Defense Policy Board）——委员会主席是理查德·珀尔——成员卢斯·维奇伍德问道，为什么记者应该支持这场战争。维奇伍德说道，我可能要“不客气了，并且提醒德国它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萨达姆呈现给以色列的是关乎这个国家生存上的威胁。事情就是那样地真真切切”。维奇伍德并没有通过说伊拉克对德国或美国构成威胁而为这场战争进行辩护。〔5〕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数周之前，新闻记者乔·克莱因（Joe Klein）在《时代》杂志上写道：“一个更强大的以色列是向伊拉克开战的十足缘由。以色列是人们不敢明言这场战争的理由的部分原因，它是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小集团和许多美国犹太人社会静悄悄地追求的一个幻想。”〔6〕前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在2004年5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霍林斯在指出伊拉克并非美国的直接威胁之后，他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入侵伊拉克。〔7〕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的答案”乃是“因为我们要使我们的朋友以色列安全”。许多犹太人团体立刻给霍林斯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同时反诽谤联盟将他的评论称之为“老掉牙的反犹主义谣言——有关犹太人控制和操纵政府的阴谋谣言”〔8〕。霍林斯坚决拒绝了这种指控，并且提到他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只是陈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并非提出一种不真实的主张。他要求他的批评者“因为谈及反犹主义而向我道歉”〔9〕。
对于美国的亲以色列强硬派是伊拉克战争背后的主要推手这一点，有少数其他的公众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阿诺·德·博尔奇格雷夫（Arnaud de Borchgrave）、莫林·多德、格杰·安妮·盖耶（Georgie Anne Geyer）、加里·哈特（Gary Hart）、克里斯·马修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P.莫兰（James P.Moran）、罗伯特·诺瓦克、蒂姆·拉塞特、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或者把它说了出来，或者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暗示。〔10〕在诺瓦克的例子中，早在战争发生之前他就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沙龙的战争”，而且今天还在继续这样说。2007年4月他说道：“我确信，在着手这场战争的决定中，以色列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在伊拉克战争前夕，沙龙在一次同参议员们的秘密谈话中曾说过，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除掉萨达姆·侯赛因，那就将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11〕
早在战斗打响之前，人们就广泛地认识到以色列同伊拉克战争之间的联系。当2002年秋天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景开始占据报纸大字标题的时候，新闻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写道：“缺乏对以色列所起作用的公开讨论……就像是在房间里的那头寓言中的大象一样：人人都看见，人人都不提。”〔12〕他注意到，这种不情不愿的原因，是因为害怕被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在战争爆发两周前，内森·瓜特曼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报道说：“将以色列同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人们认为，渴望帮助以色列是乔治·布什总统将美国士兵送到波斯湾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的主要原因。”〔13〕
数日之后，现为《纽约时报》执行编辑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写道：“这场战争是有关以色列的战争这一想法，要比你可能想到的被更多的人所普遍坚持。”〔14〕最后，在战争开始后的2005年5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巴里·雅各布斯（Barry Jacobs）承认，认为以色列和新保守派两者要对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承担责任的想法，在美国情报界是“普遍存在的”〔15〕。
有人肯定会这样认为，任何持此主张——即对以色列安全的关心对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他要么是反犹分子，要么是仇视自身的犹太人。这样的指控既是预料之中的，又是错误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要表明的那样，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使这场战争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主张说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只是说他们对一套具体的政策进行了成功的施压，并且能够在具体的背景中取得他们的目标。如果背景不同，他们将不能够使美国走向战争。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美国今天就可能不会陷在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