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学术机构
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有关以色列的辩论，在学术机构中面临最大的困难。许多教授不仅有任期——这使得他们免受许多形式的压力，而且他们也是在一个学术自由乃是核心价值、挑战主要学识乃是稀松平常和常常受到嘉勉的领域之中工作。在大学校园中，也存在一种对言论自由根深蒂固的承诺。在过去30年中，美国大学的国际化将大量外国出生的学者和教授带到了美国，而这些人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经常比美国人更显得尖锐。
尽管如此，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之所以并未花大气力来塑造校园中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在进行之中。在此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暴力，很多人相信冲突就快要解决了。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对以色列只有温和的批评，而且几乎用不着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干预。
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和阿里埃勒·沙龙在2001年2月上台以后，来自大学院校的批评之声猛然升高，而且批评之声在2002年春天尤其紧张，当时以色列国防军重新占领了巴勒斯坦人控制的西岸地区，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来镇压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咄咄逼人地要“夺回校园”。像“民主大篷车”（Caravan for Democracy）这样的新团体纷纷出现，该团体将“来自以色列的发言人请来讨论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30〕。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为那些要在校园中为以色列辩护的大学生开办了一系列的辩护培训课程，而且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色列校园联盟（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以协调现在在大学校园中寻求证明以色列有理的26个不同团体。
为了不使自己被其他组织超越，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最近同“戴维计划”（David Project）结成伙伴关系，后者是一个以波士顿为基地、集中关注校园问题的亲以色列团体。它们的目标是建立大学分支机构和培训项目——第一个这样的机构项目是在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建立的，以帮助基督教学生“为以色列进行辩护”。基督徒支持的以色列联合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布罗格（David Brog）说，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下一代”；而“戴维计划”的主任查尔斯·雅各布斯（Charles Jacobs）则说，该项目“将教导他们如何作出反应，这样他们能说的东西就不仅仅只是上帝赋予以色列那片土地。我们将教导他们如何理解这场冲突，这不是一场边界战争，而是一场阿拉伯人同犹太人之间的地区冲突，是一场全球战争的核心部分”〔31〕。
可以预测的是，试图重新赢回校园的最重要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该组织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监控校园活动，训练以色列的年轻拥护者。由于以色列受到攻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花在校园项目上的支出多了两倍多。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领导发展项目的主任乔纳森·凯斯勒（Jonathan Kessler）的说法，这一努力目标是“极大地扩大涉及在校学生的数量、这些学生的竞争力，以及他们在全国性的亲以色列努力活动中的参与。”2003年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240位学生的全部旅程出资，将他们带到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4天的密集辩护培训。学生们被教导说，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集中关注建立各种校园领导网络，赢得他们对以色列事业的支持。〔32〕2007年，来自将近400所院校的12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其中包括150名学生组织的主席。〔33〕
这种培养学生的活动，被佐之以影响大学教员及其雇用的做法。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招募学生，帮助它们辨别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教授和大学校园组织。学生们的这些发现在1984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大学指南：揭露校园中的反以色列活动》一书中被公布。与此同时，负责编辑那些可疑个人和组织文件的反诽谤联盟组织，秘密地分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包括“大学校园那些积极亲阿拉伯同情者的背景信息”，这些人“只是用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作幌子，来为他们极其迫切的反犹主义服务”。〔34〕
这种努力在2002年9月变本加厉了，当时丹尼尔·派普斯建立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网站，在上面张贴那些有嫌疑的学术机构的全部文件；该网站盗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页剧本，鼓励学生们报告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评论或行为。〔35〕这种一目了然地将学者们列入黑名单并进行威吓的做法，促使人们作出严厉的反应。虽然派普斯后来将这些文件从网站上撤了下来，但是该网站依然邀请学生报告美国大学中那些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行为。〔36〕
派普斯在校园中扑灭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行动并不只停留于此。他同马丁·克雷默和斯坦利·库尔茨（Stanley Kurtz）——前者是一位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和以色列沙勒姆中心都供职的以色列裔美国学者，后者是《国民评论》的特约编辑和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一道，开始鼓励国会缩减或至少严密监控《民权法案》第六款（Title Ⅵ）〔37〕的那些联邦政府拨给主要大学进行中东或其他领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其目标是要使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噤声，或至少直至这些批评者这样做为止，而结果是迫使大学聘用那些同派普斯、克雷默和库尔茨观点更加一致的学者。他们所支持的《众议院第3077号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ct， HR 3077），本来要设立一个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来监视那些得到联邦款项的国际研究中心。委员会的权力将包括向教育部长和国会进行推荐，这将有助于确保那些收到资助的中心的活动“反映各种各样的观点，以及对世界各种宗教、外国语言和国际事务的全面观点”〔38〕。虽然所建议的该项立法的这一方面内容看似无害，但实际上它是对克雷默和库尔茨主张的一种回应，他们认为现有的中东研究项目是歧视性的，并在助长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态度。〔39〕
如果像上面写到的这项立法获得通过的话，那么需要得到政府支持的那些大学将明显地面对这样的激励——聘用那些因地区研究项目支持现有的美国政策和对以色列不加批评的个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支持这一立法倡议，因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其他5个组织向国会散发了一封信函，该信函指责受《民权法案》第六款资助的那些研究中心“不加批评地宣传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世界的正面形象，而对以色列却不加理会或诋毁贬损”〔40〕。虽然众议院第3077号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从来没有被参议院全体正式考虑过。〔41〕2005年重新进行了类似的立法，并且于2006年3月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221票对199票）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却拒绝这项立法，因而该项立法在109届国会结束时到期终止了。〔42〕
然而，克雷默和库尔茨在2007年却宣称赢得了胜利，当时国会授权的对《民权法案》第六款项目进行研究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推荐成立一个由总统任命的行政级别的人员来监督国际研究和语言项目。〔43〕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为现有的地区研究项目进行了辩护，而且不支持克雷默和库尔茨的偏见性指责。事实上，该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前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局长肯尼思·普鲁伊特（Kenneth Prewitt）告诉记者说，如果任其蔓延，偏见会是明显的；但是用他的话来说：“偏见这种东西在那里并不是公开的。”〔44〕有些支持现有的《民权法案》第六款资助的研究中心的人认为，将这些项目指派给一个由总统任命的高层官员来监督，将提高它们的地位，帮助它们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赋予一个单个的人如此广泛的监督权力，也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担忧——未来某位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可能有一天会持有这样的立场，即实行派普斯/克雷默/库尔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计划。
进而言之，2007年4月版本的国际教育项目《民权法案》第六条款立法——参议院现正对此加以考虑，将为那些感到现有的《民权法案》第六条款没有充分包括多种观点的个人，建立一个控告程序。如果大学的回应没有使这些控告者感到满意的话，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充塞（教育）部，并由教育部长来进行审查”。立法草案也指导教育部长“在决定新的资金资助时考虑对这些控告进行审查”。〔45〕如果这一条款变成了法律，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将针对任何聘用批评以色列政策者的中东研究项目反复提出控告，以便说服教育部切断《民权法案》第六条款的支持，或鼓励有争议的大学通过亲以色列的方向来保证它的资金。
为进一步反击在学术界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偏见，许多慈善家在美国大学里设立了以色列研究项目——其中不包括已经存在的大约130个犹太研究项目，以便在大学校园里增加“对以色列友好”的学者数量。〔46〕纽约大学于2003年5月1日宣布建立陶布以色列研究中心（Taub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类似的项目在其他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兰代斯大学以及埃默里大学。虽然学术机构管理者强调这些项目的教学价值，但是他们也倾向在校园中提升以色列的形象。陶布基金会（Taub Foundation）的负责人弗雷德·拉弗清楚地表明，他的基金会资助纽约大学的陶布以色列研究中心，以帮助反对“阿拉伯的（原文如此）观点”，他认为纽约大学的中东研究项目弥漫着这样的观点。〔47〕(https://www.daowen.com)
据报道，赌博大王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所建议的数百万美元馈赠款的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存在，这笔馈赠款的目的是要扩大乔治敦大学现有的犹太文明项目，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集中关注“作为国际关系范式的犹太主题”研究中心。以色列《国土报》在2006年8月报道说：“阿德尔森和这个犹太研究中心的其他倡导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减轻该大学存在的阿拉伯的影响力。”该项目的第一任主任约西·谢恩（Yossi Shain）——他也是特拉维夫大学哈托格政府学院的负责人——说道，在乔治敦大学设立这样的一个项目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因为它是在华盛顿，因为它是在一所驻外事务的学校之中”。类似的，该大学的犹太学者哈罗德·怀特（Harold White）也说道，建立这个新的中心将对乔治敦大学现有的阿拉伯研究中心形成制衡作用，由于“许多乔治敦的毕业生最终在美国国务院就职”〔48〕，因此这个项目显得尤其重要。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控制学术机构的渴望，导致它进行数次引人注目地向行政官员施压或影响人事决定的努力。例如，2002年夏，芝加哥大学亲以色列的团体宣称，“校园里”存在“威吓仇视犹太学生的氛围”；并指控说，该大学的教员和行政管理者对这一问题坐视不管。事实上，据说教员和行政管理者“同意甚至鼓励这种爆炸性的氛围”。受此指控的刺激，学校管理当局收集了对所有学者的指称并加以调查。只有两项指控被发现是有效的：一项是在一间寝室墙上的反犹涂鸦——宿舍管理员工没有及时对其进行处理；另一项是一位研究生在系邮件发送清单中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讲了一个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笑话。尽管令人遗憾，但这却几乎构不成“迫害和隔离氛围”的证据，而这正是一名犹太学生在2002年对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描述。然而，以色列驻芝加哥总领事和当时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却在此后不久即刻到访芝加哥大学。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校长和教务长找到改善以色列在该校形象的办法。在同一期间，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教员、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的电子邮件系统受到垃圾邮件的狂轰滥炸。〔49〕
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报告说，当哥伦比亚大学从芝加哥大学将哈利迪招聘走的时候，“受到那些与他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人的指控”。数年之后，当普林斯顿大学试图恳请哈利迪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面临着完全相同的问题。〔50〕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他是类似谴责所针对的目标；科尔后来说道：“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声明，都将引起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信函和新闻报道，呼吁我们谴责萨义德，制裁或解雇他。”〔51〕哥伦比亚大学的艰苦工作并未到此结束：2004年，“戴维计划”制作了一个宣传片，指责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东研究项目人员是反犹的，威吓那些为以色列进行辩护的犹太学生。〔52〕虽然在像《纽约太阳报》这样的新保守派出版物中哥伦比亚大学被反复筛查，但是被指派调查这些指控的教员委员会没有发现反犹的证据，而且唯一值得注意的一起事件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一位教授曾对一个学生的问题“作出过气愤的反应”。该委员会也发现，被指控的那些教授曾经是受到公然威吓活动的目标。〔53〕
虽然人们可能愿意认为这些只是孤立性的事件，但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在2006年又发生了，当时耶鲁大学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投票赞成对胡安·科尔（Juan Cole）教授的任命。科尔教授是密歇根大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也是获奖博客“见多识广的评论”（Informed Comment）的作者，在近些年里曾对以色列的许多政策提出过批评。《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亲以色列专栏作家对科尔的任命进行了攻击，而《犹太人周报》则报道说，数位著名的犹太捐款人呼吁耶鲁大学的官员对这一任命决定进行抗议，而这项任命随后则被耶鲁大学的任命委员会推翻。虽然捐款人施压的实际影响力并不清楚，但是这一事件强调了这样一种重要性，即某些以色列的支持者曾在塑造校园话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54〕
使以色列免受批评的努力也曾将目标对准单个的发言者、访问教授以及客座教授，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限制自由表达和公开辩论的氛围。1984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邀请该校校友、前国会议员皮特·麦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作为客座教授来讲学。麦克洛斯基是一个针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著名批评者，他曾在1980年提出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削减美国提供给以色列每年用于西岸地区定居点的资助。他的行动导致了说他是一个反犹分子的指控，并且使之在1980年的参议院竞选中必败无疑。但是争议还不仅限于此：希勒尔犹太人校园生活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分会主任说，对他（麦克洛斯基）的任命是“向犹太人社会当面扇了一记耳光”，而且斯坦福学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威胁，如果他不从自己的教学大纲中删掉一篇前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的文章，增加反映亲以色列观点的材料，就要减少它的薪水或中止对他的任命。与正常的学术活动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他们还坚持要求他增加另外代表不同观点的来客的课堂讨论。一项教员评估发现，该学生团体对学术自由的“被严重剥夺”感到愧疚，而麦克洛斯基最终则得到了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正式道歉。〔55〕
我们两位作者本身也有一些遭遇这种手段的经历。2006年初，我们俩各自独立地应邀出现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年度“当前战略论坛”的一个座谈会上。座谈会的主题是“权力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主题同中东政治或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以色列游说集团》于2006年3月发表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就接到数名国会议员的电话，质疑让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是否合适。〔56〕值得称道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没有为回应这些电话而采取行动，而我们也顺利地出现在这次会议上。（斯蒂芬·）沃尔特随后被邀请在蒙大拿大学的一个系列讲座中发表演讲，也引发了该校数名教员的激烈谴责，他们开始了一场延宕不决但并不成功的活动，以便使该系列讲座的教员协调员从他的职位上走人。〔57〕
除了将目标针对教员和校园里的教员聘用外，许多亲以色列的学术机构和团体还曾试图压制那些挑战它们具体观点的学术作品的出版。例如在1998年，反诽谤联盟就呼吁由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和鲁斯·贝蒂纳·伯恩（Ruth Bettina Birn）所著的《受审的民族》一书的出版社（Metropolitan Books）中止发行该书。《受审的民族》一书是对丹尼尔·戈德海根（Daniel Goldhagen）所著的颇具争议性的畅销书《希特勒那些自愿的刽子手》言词尖锐的批评。该书认为，大屠杀不仅是纳粹信仰和希特勒自己疯狂的产物，而且也植根于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先于纳粹时期而存在。就像戈德海根的书一样，《受审的民族》一书也引发了那些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褒扬和批评。然而，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却说道，《受审的民族》一书本不应该出版，因为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戈德海根论点是对是错，而在于什么是‘合法的批评’，以及什么是超过许可范围的”〔58〕。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当时代表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的律师，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发去了一封威吓信，企图阻止芬克尔斯坦所著的《何止是“虎刺怕”〔59〕》一书的出版，这是一部对德肖维茨的作品《为以色列辩护》一书进行广泛批评的作品。作为反对芬克尔斯坦的一部分，德肖维茨也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名义上他对像大学那样的公共机构拥有权力。虽然德肖维茨随后宣称，他不是试图对出版进行压制，但是那显然是由于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官员如何理解他的行动所导致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抵制住这些压力，出版了芬克尔斯坦的著作。〔60〕
使美国人避免读到或者听到有关以色列的批评观点，甚至出现在高中这种层面。例如，2005年2月《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哈利迪涉及一个为高中教师进行授课的项目，该项目是由纽约市教育局所主办的。《纽约太阳报》和一些当地政治家立即行动起来将哈利迪解雇了。《纽约太阳报》指责哈利迪将以色列称之为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哈利迪激烈地否认这一指控，而且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他那时候是一名市长候选人——将哈利迪参与那一项目称之为“蛮横无耻”，而布鲁克林市议会议员西姆查·费尔德（Simcha Felder）则称之为“可憎之极的事情”。纽约市教育局长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第二天就将哈利迪从该项目中除名，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拉希德·哈利迪不应该包括在一个为（教育局）教师提供职业发展的项目之中，并且他将来也不会参与这样的项目。”〔61〕第二年，纽约市议会批准了一个“由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公关部发起的”以色列研究项目。〔62〕与此同时，一个由30多个犹太团体组成的联盟已经组织起一个新的全国性项目，以培训高中学生对以色列进行更有效的辩护。〔63〕
为了塑造校园中的话语，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针对学生、教授、行政官员以及课程本身，进行了多条战线的战斗。虽然他们在学术机构中所作的努力不像在国会山甚至媒体上那样成功，但是他们的工作并未白费力气。尽管在中东地区存在持续的混乱，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进行持续的扩张，但是今天的美国校园中对以色列的批评比起5年以前是更加少了。〔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