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
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犹太人团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它是在政治上范围定位更广的基督教右翼的一个下属分支。这批人中的赫赫有名者包括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加里·鲍尔（Gary Bauer）、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约翰·哈吉（John Hagee）这样的宗教人士，以及像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Richard Armey）、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这样的政治家。虽然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但是在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中，已经越来越能够看到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身影、听到他们越来越大的声音了，而且他们最近在政治体制之内成立了一系列组织来推动他们的承诺。〔8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美国犹太人社会中各种亲以团体的重要“年轻朋友”（junior partner）。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在于神学时代主义（theology of dispensationalism），这是一种在19世纪英格兰出现的、对《圣经》进行阐释的方法，英国国教牧师路易斯·魏（Louis Way）和约翰·尼尔森·达尔比（John Nelson Darby）是主要人物。时代主义是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的一种形式，它断言世界将经历一个灾难加剧的时期，直到耶稣重新归来。就像许多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时代主义者相信，基督重新归来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预言中已经被预言过了，而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这一关键事件，则是导致基督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预先注定的过程。达尔比、魏及其追随者的神学影响了许多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使得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弗（Arthur Balfour）更可能接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思想。〔83〕
时代主义神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流行，它是由许多新教神学家促成的，这些神学家包括福音派的芝加哥穆迪圣经研究所创办人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C.I.肖菲尔德（C.I.Schofield）和威廉·E.布莱克斯通（William E.Blackstone）。最近流行的对此进行表述的书籍包括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蒂莫西·拉哈耶（Timothy LaHaye）的《身后遗留》系列——该系列书是对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进行描述的虚构作品，据报道它的组合销售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册。〔84〕
虽然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给时代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但是对于它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1967年的六日战争——时代主义运动领导人视其为“上帝的奇迹”——甚至更加重要。〔85〕时代主义者将以色列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这种主张就像利库德党人一样，他们将这两个地方称为犹太（Judea）和撒马利亚（Samaria）——解释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预言的实现，而且这些“迹象”鼓励他们和其他的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活动，以确保《圣经》中的世界末日计划展开的时候，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86〕根据孟菲斯神学讲习会前主席蒂莫西·韦伯（Timothy Weber）的说法：“在六日战争之前，时代主义者满足于坐在历史的露天看台上，因而是在运动场地之外的看台上来解释历史……但是在以色列扩张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之后，他们开始从看台上走进运动场地，并且肯定已经列队站好，以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方式、金钱方式和宗教方式参与进来。”〔87〕他们进行的努力，是更大范围的所谓基督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并非全部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显然得到了政治上不断崛起的福音派运动的声援。
考虑到这些信仰，丹尼尔·派普斯相信这种说法就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即“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而非以色列国防军，是这个犹太国家根本的战略资产”。或者就像内塔尼亚胡的前公关传媒总监迈克尔·弗隆德（Michael Freund）在2006年所写的那样：“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感谢上帝。无论喜欢与否，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未来对美国犹太人的依赖，可能远小于对美国基督徒的依赖。”〔88〕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大量组织，其声称的目的是要鼓励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团体包括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其创始人约翰·哈吉将其描述为“基督教版本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了以色列的全国基督教领导大会组织、为了以色列的统一联盟组织、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基督教以色列公共行动委员会、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以及许多更小的团体”。〔89〕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是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重要成员，这是一个由拉比·叶奇尔·埃克斯坦（Rabbi Yechiel Eckstein）领导、在芝加哥立足的组织，其使命是“促进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理解、并建立对以色列的广泛支持”。2002年，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与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前主任及老大党战略家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结盟，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寻求“与代表以色列利益的精神和政治人物进行接触”，并主办一个代表以色列利益的年度“国际祈祷和稳定日”活动。〔90〕
在这个现代活动分子的时期，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信仰，自然地与美国犹太人社会和以色列那些支持定居点运动、反对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团体结盟了。按照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的创始人哈吉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是由人的行动所创造的，而以色列则是由上帝的行动所创造的”！哈吉也告诉其追随者说：“上帝反对放弃这片土地”，声称他的运动募集到了1200万美元，以帮助那些在以色列新定居的移民，其中包括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
〔91〕
哈吉代表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典型观点。已过世的埃德·麦卡惕尔（Ed McAteer）是福音派宗教圆桌（Religious Roundtable）的创办人，是基督教右翼的主要组织力量之一，他曾经宣称：“死海、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每一颗沙子都属于犹太人。这其中包括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92〕根据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的主任马尔科姆·赫丁（Malcolm Hedding）的说法：“我们支持这一权利，即根据4000年前亚伯拉罕文约（Abrahamic covenant）中上帝所赋予的所有土地都是以色列的……不存在像巴勒斯坦此类的事情。”〔93〕类似地，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的创始人特德·贝克特（Ted Beckett），将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的使命描述为向在“犹太、撒马利亚和加沙”的定居者提供“稳定、安乐和帮助”；该组织使美国的教会与单个的以色列定居点结成对子，这样前者就能对后者进行支持。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科罗拉多州阿尔瓦达的“信仰圣经礼拜堂”（Faith Bible Chapel），“收养”了西岸地区的阿里埃勒定居点，据报道，它向该定居点提供了一个图书馆、一个医疗保健站，以及其他所需物品的资金。〔94〕
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反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以及任何形式的向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让步。1977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到耶路撒冷进行突破性访问的前夕，福音派团体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们“严重关注任何从犹太人的家园中切割出另外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企图”〔95〕。1996年，第三届国际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决定：“上帝许诺给他的子民的土地是不能够被分割的……而在以色列圣地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那些国家是更加错误的。”〔96〕如此狂热的信仰导致了基督教右翼领导人帕特·罗伯逊——而且是信心十足的老大党前主席——主张认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2006年1月的中风，是对沙龙决定从加沙地带撤出的神罚。用罗伯逊的话来说：“他分割上帝的土地，而且我将诅咒那些用类似方法对（欧洲联盟）、联合国或美国采取绥靖政策的任何以色列总理……上帝说：‘这片土地属于我。你最好让它留下’。”虽然罗伯逊后来为他“不当和不得体的”评论进行了道歉，但是这些评论却使人明显地洞察到，有些福音派基督徒是如何为一个大以色列而进行辩护的。〔97〕
这些相同的信仰似乎影响到一些著名的美国政治家。2002年，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后来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说，他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土地。他说道：“我巡游过犹太和撒马利亚。我在戈兰高地上伫立过。我没有看到被占领土。我看到的是以色列。”〔98〕 迪莱的前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在2002年5月告诉微软-美国广播公司的“与克里斯·马修斯硬碰硬”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说，“他对以色列夺取整个西岸地区感到满意”，而且他“恰巧相信巴勒斯坦人应该离开此地”。〔99〕或者就像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有权得到整个巴勒斯坦的参议院发言中告诉他的同事时所说的那样：“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上帝这样说……上帝就是在这个地方——希布伦（Hebron）（即哈利勒），向亚伯拉罕显灵并且对他说道，‘我授予你这片土地’，即西岸地区。”〔100〕
考虑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支持，特别是考虑到传统基督教会内部日益增强的反对声，以色列强硬派渴望同他们携手进行共同的事业就不足令人惊奇了。就像科林·辛德勒（Colin Shindler）所注意到的那样：“1977年之后，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因此得以形成，这种关系同时可以为以色列右翼和基督教右翼的意识形态服务”〔101〕。梅纳赫姆·贝京的利库德政府在这一时期积极地奉承福音派基督教徒，在1979年给了福尔韦尔一架喷气式私人飞机，使他在1980年成为唯一因“杰出成就”而获得雅布廷斯基奖（Jabotinsky Medal）的非犹太人，其他的获奖者包括像列昂·尤里斯和埃利·维瑟尔这样的作家。当以色列在1981年轰炸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时候，据报道，贝京在打电话给里根之前先打了电话给福尔韦尔，要求福尔韦尔“开始为我效力”，并向美国公众解释以色列的行动。〔102〕在以色列基督教拥护委员会的赞助下，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1996年将一群福音派基督教领袖带到了以色列，由帕特·罗伯逊和时任耶路撒冷市市长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担任2002年为耶路撒冷祈祷运动的共同主席。〔103〕(https://www.daowen.com)
以色列政府鼓励基督教旅游团访问以色列，这既可以作为旅游收入的来源，又可以加强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在2002年，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告诉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的年度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据报道这是在以色列最大的外国宗教聚会——会议说：“我们需要你们，而且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我还有一个希望你们愿意带回家的任务：派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来访问以色列。”〔104〕沙龙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在担任耶路撒冷市长的时候，也给了类似的任务，他告诉聚会的人说：“你们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权力、我们的防卫的组成部分。”〔105〕
在其他的中东问题上，也可见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那些组织的影响力。在2006年夏季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亲以色列的会议，而杰里·福尔韦尔则选择这个时刻警告说：“我们濒临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那“将是未来世界善恶大决战战役以及耶稣基督光荣归来的序曲或前兆”。〔106〕千禧年畅销书的作者哈尔·林赛在2007年1月写道，对伊朗的预防性核打击是“以色列可以进行的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而约翰·哈吉在他2006年的《耶路撒冷倒计时》一书中则警告说：“同伊朗即将到来的核摊牌是必定要发生的。在本书出版之前，《以西结书》之38—39（war of Ezekiel 38—39）〔107〕战争就可以开始。”〔108〕哈吉也对2006年12月的美国两党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进行了谴责，说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又在以色列的背后捅刀子”，并且宣称“要是我父亲那代人的话……这时候就已经轰炸伊朗了”。〔109〕
有些犹太人美国组织欢迎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一结盟，尽管他们对这些团体试图在美国推进一项基督教议程，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存有疑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自己的联络办公室，以便同福音派运动进行工作；像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亲以组织，同福尔韦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同基督教福音派的合作，甚至都在《评论》杂志上受到了新保守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的欧文·克里斯托尔的祝福。〔110〕根据反诽谤联盟前主任内森·珀尔姆特（Nathan Perlmutter）的说法：“犹太人可以承认基督教右翼在国内的所有优先议题——自由派犹太人对此的观点则大异其趣，因为没有什么关注像以色列那样重要。”虽然珀尔姆特的继任者亚伯拉罕·福克斯曼总是批评基督教右翼的国内政治议程，但是却在2007年初回应这种观点时说：“值此犹太国家存在严重威胁之际，反诽谤联盟欢迎福音派的支持。”〔111〕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的说法，同基督教右翼进行结盟的意愿，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用主义的，“虽然明天世界末日可能就到了，但以色列今天还安危未定”〔112〕。
在2007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会议上，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两个主要支派之间的联系得以显现，约翰·哈吉在会议餐会开幕时的演讲，得到了参加者极度热情的欢迎。考虑到哈吉最近才这样写道——犹太人“除了精神生活，什么都拥有”，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反叛（上帝）的”结果，以及上帝正将“反犹国家拖到以色列身边，以使以色列民族受到挤压，从而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将承认他（He）是上帝”——因此对哈吉作出的这种热烈反应有点叫人觉得吃惊，〔113〕尽管哈吉的陈述有些叫人忧虑，但是反诽谤联盟的福克斯曼却宣称：“有他扮演的角色……因为他支持以色列。”〔114〕
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议程的认识，已经使得更温和的以色列人和犹太裔美国人对他们之间的相互拥抱心生警惕。历史学家瑙米·科恩（Naomi Cohen）注意到：“如果不是为了以色列的需要，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会立即拒绝同新基督教右翼的任何交易”〔115〕。他们担心，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依然是许多福音派团体的长期目标，并且他们担忧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毫不妥协的观点，将使得同巴勒斯坦人达成持久的和平更加困难。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的乔-安·默特（Jo-Ann Mort）将美国犹太人与基督教右翼之间的勾结，称之为“邪恶联盟”；而以色列的温和派约西·阿尔菲（Yossi Alpher）则警告说，基督徒对继续定居点扩张的支持，正“使我们陷入一场彻底的灾难之中”。正如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所说的那样：“愿上帝把我们从这些人当中拯救出来。”类似地，以色列-美国学者格肖姆·戈伦伯格（Gershom Gorenberg）指出，时代主义神学没有为犹太人预见一种幸福的命运：在世界末日之时，“犹太人或者死去或者皈依”。他特别警告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不喜欢真正的犹太人。他们喜欢的是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剧本中的人物形象……（而且）它是一部五幕剧，犹太人在其中的第四幕中消失”〔116〕。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支派有多重要？通过向定居者运动提供财政支持，通过猛烈抨击领土让步，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加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硬态度，使美国领导人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更加困难。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定居者的数字就不会这么大，而定居者在被占领土的存在和政治活动，对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约束也就更小。基督教旅游——实质上是福音派赞助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以色列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据报道，它在邻近地区产生的收入每年有10亿美元。〔117〕
一种人们听得见、但却是非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声音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支持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犹太人发出呼吁的回应，还可能对那些没有获得很多犹太选民支持的政治家的政治算计产生影响。欧文·安德森（Irvine Anderson）认为，时代主义思想加强了“美国支持以色列国的文化倾向，部分是基于基督教圣经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听着圣经故事长大……或者读过……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收复作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序幕而长大的许多美国人，他们简单地接受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正确而恰当的观点，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尽管肯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18〕
然而，不应该高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影响力。他们对“大以色列国”的承诺，以及由此导致的反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没有阻止克林顿政府于2000年在戴维营追求一个两个国家解决的方案，没有中止1998年命令以色列从西岸地区的一些地方重新部署的《怀伊河协议》。而或许最具启发性的则是，这种承诺没有阻止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宣布他对巴勒斯坦国的支持，尽管小布什同基督教右翼关系密切。
在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施加影响力方面，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之所以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组成部分要小，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存在。虽然基督教右翼是小布什总统一个关键的政治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扩大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范围更广的运动中的能见度，但是这一联盟因包括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议题而远远超越了单一的以色列问题。支持以色列只是同罗伯逊、鲍尔和福尔韦尔这样的福音派相关联的众多问题之一，它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基督教右翼领导人经常宣称自己代表4000万乃至更多公开承认的福音派基督徒，但是深切地关心以色列的追随者人数却无疑要更少。此外，与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团体形成尖锐对照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缺乏组织能力来分析国家安全主题，或者在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提供具体的立法指导。鲁思·莫利（Ruth Mouly）在20世纪80年代和欧文·安德森在1999年对国会助手所作的调查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福尔韦尔或其他的宗教右翼，在以色列问题上对国会进行过直接广泛的游说。”〔119〕类似地，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创立者拉比·叶奇尔·埃克斯坦告诉以色列作家泽夫·查夫茨（Zev Chafets）说，他在2003年带去参访那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一个福音派代表团，“是唯一一个曾特别代表以色列游说过白宫的基督教团体”〔120〕。即便埃克斯坦有点夸大其词，但很清楚的是，以色列只是福音派所关注的一大串问题之一。相反，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这样的团体，则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放在它们议程的最优先考虑位置，而且它们通过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思想库加强了其外交政策。
进而言之，基督教包括一套复杂的道德宗教教义，而且它的许多规则既没有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进行辩护，也没有鼓励这种支持。虽然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可能相信，圣经预言使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合理化，但是其他的基督教原则——例如基督命令“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同以色列对待其巴勒斯坦国民的做法尖锐对立。基于他们自己对基督教和平正义原则的承诺，对《旧约全书》上的故事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其他方面内容的精通，故而并没有防止许多主流的基督教教会公开支持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和对以色列政策各个方面的批评。〔121〕就像许多美国犹太人并不支持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许多基督教徒——其中包括福音派教徒——也非如此。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缺乏主流亲以犹太团体那样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涉及中东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媒体存在的影响力也是如此。〔122〕像罗伯逊和鲍尔这样的领导人，在说到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可能会得到媒体的许多关注，但是在讨论当前以色列或中东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媒体组织更可能转向布鲁金斯协会或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最好是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犹太成分的重要附属，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