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过去的罪行进行补偿
第三个道德理由是历史上犹太人在基督教的西方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悲剧性的大屠杀经历。由于犹太人好几百年都遭受迫害，许多人相信只有在自己的家园犹太人才会安全，因此人们说以色列值得得到特殊的对待。这种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最初的基础，在说服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今天依然令人产生共鸣。
毫无疑问，犹太人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卑鄙的反犹主义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以色列国的建立则是对这一长期犯罪历史记录的一种适当回应。这一历史为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继续存在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理由。这种对以色列的支持，也与美国对民族自决的普遍承诺相符合。但是人们却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国的建立涉及针对基本上无辜的第三方——巴勒斯坦人——的新罪行。虽然针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使得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合理化，但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所犯的罪行却削弱了它要求得到特殊对待的主张。
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保存完好。当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郑重其事地开始进行的时候，只有大约1.5万至1.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54〕例如在1893年，该地大约95％的人口由阿拉伯人构成，虽然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但是阿拉伯人却一直拥有这片领土长达1300年之久。〔55〕古老的犹太复国主义格言——巴勒斯坦是“为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准备的一片没人居住的土地”，是有关这片土地完全错误的一种说法；这片土地为另外一个民族所占有。〔56〕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浪潮般地离开欧洲的犹太人将会来到巴勒斯坦，从而使得犹太人在那里的人口在数量上获得对阿拉伯人的决定性优势。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大多数更喜欢到美国去。在1880年至1920年期间，在离开欧洲的40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10万人去了巴勒斯坦。〔57〕事实上，直到希特勒上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完不成“英国人所允许的慷慨移民配额”〔58〕。1948年，当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以色列的65万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的35％，而这些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也只有以色列的7％。〔59〕
从一开始，那些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决心要创建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巴勒斯坦，甚至部分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犹太国家。〔60〕当然，在关于理想世界中的边界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实现他们全部的领土野心可能是做不到的。应该强调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兴趣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同犹太人在同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宗教认同，并且阿拉伯人有可能比犹太人还多——中并肩生活，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国家。相反，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犹太人至少占人口数85％的国家。〔61〕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也不仅仅限于巴勒斯坦的永久分割。在美国，人们普遍地相信，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支持者中间，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赞同对巴勒斯坦的永久分割，而且事实上他们同意了1937年由英国皮尔委员会（Britain's Peel Commission）和1947年由联合国提出的分割计划。但是他们接受这些计划，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永远只接受巴勒斯坦部分的领土，或者愿意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就像最近的学术研究所充分表明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有时候愿意接受对巴勒斯坦的分割作为第一步，但这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而非其真正的目标所在。他们不打算同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巴勒斯坦国长期相处和共存，因为那一结果同他们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存在直接的冲突。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存在着对皮尔委员会分割计划的激烈反对，而他们的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也只是勉强使他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同路人接受了这一计划。然而，他们之所以最终同意了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本-古里安打算最终夺取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1937年夏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党行政部（Zionist Executive）说：“紧接着国家的建立，在创建一支大军之后，我们将废除分割，并扩张到整个的巴勒斯坦。”类似地，他在同一年告诉自己的儿子阿摩司（Amos）说：“立即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不是在整个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其他的土地经过一段时间将归到我们手中。必须归到我们手中。”〔62〕
皮尔委员会计划在1937年毫无进展，而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表示要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包括在未来的犹太国家之中。本-古里安在1947年的上半年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表明他依然要整个巴勒斯坦。例如，以色列学者尤里·本-厄里泽（Uri Ben-Eliezer）报告说：
在1947年5月13日，本-古里安对在美国举行的犹太人行政局（Jewish Agency Executive）说：“我们要以色列的整个土地。那是最初的打算。”一个星期之后，在对耶路撒冷的选举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伊休夫领导人纳闷地问道：“我们当中会有哪个人不同意这一点，即《贝尔弗宣言》和托管地的最初打算，一代代的犹太人民心怀希望的最初打算，是最终在整个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呢？”在6月对以色列工党秘书处发表讲话的时候，本-古里安声明道，放弃任何一部分土地都将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权利那样做，也没有必要那样做。〔63〕
那一年年末的11月，联合国设计出一个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分割巴勒斯坦的新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公开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事实上，本-古里安已经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谈判协商了一项以色列与外约旦进行分割巴勒斯坦的协定，并且拒绝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出现。〔64〕这一受到英国支持的秘密安排，允许外约旦得到西岸地区，而以色列则占有巴勒斯坦剩余的土地。这项协定最终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得到实施，虽然实施的方式有点杂乱脱节。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以色列领导人在战争期间认真地考虑过征服西岸地区，谈论着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作为他们的新国家，但他们的判断是可能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后来成为约旦的外约旦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都控制着西岸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在六日战争期间征服了该地区。简而言之，以色列的建国者们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建立一个“大以色列”。这个“大以色列”将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存在空间；而且在这个犹太国家之内，留给巴勒斯坦人的空间也是几乎不存在的。
考虑到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人口数量大大超过犹太人，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下决心要尽可能多地征服土地，因此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有从最终将变成以色列的领土上驱逐大量的阿拉伯人。由于阿拉伯人几乎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的土地，因此犹太人如果要完成他们的目标，就几乎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皮尔委员会的分割计划明确呼吁进行人口迁移的原因所在。这同样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分割计划——该计划呼吁建立一个由55％的犹太人和45％的阿拉伯人组成的以色列——不可行的原因所在。〔65〕如果不说服大量的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一个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家当然没有可能。
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驱逐阿拉伯人就经常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对话交流的一个主题，他们普遍认可这是唯一解决这个横亘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道路上的人口问题的现实途径。〔66〕本-古里安清楚地明白这个问题，他在1941年写道：“如果不进行驱逐，而且是野蛮的驱逐，难以想象能够使（阿拉伯人）全部撤离。”〔67〕或者像他在1937年10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将组织现代国防力量……然后我确信，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定居不会受到阻挠，既不会受到我们与阿拉伯邻国之间双边协议的阻挠，也不会受到其他方式的阻挠。”〔68〕毫无疑问，虽然本-古里安更喜欢的是经由“双边协议”来这样做，但是他明白，这种可能性很渺茫，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将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莫里斯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当然，本-古里安是个人口迁移论者（transferist）。他明白，如果在其间存在一个充满敌意、人口巨大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就不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曾做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个犹太国家就不会存在。如果不对巴勒斯坦人连根拔起，一个犹太国家就不会在此出现。”〔69〕(https://www.daowen.com)
驱逐是一项可怕且充满争议性的战略，而任何一个打算要将敌对人口迁移的群体向世界宣布自己的打算都是说不通的。因此，在发表1941年的评论——如果没有“野蛮的”驱逐，他不能想象如何能够完成迁移——之后，本-古里安继续说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该“使那些赞成迁移的其他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因气馁而不拥护这一事业，但是我们决不会使之成为我们计划的一部分”〔70〕。然而，他不是在拒绝这一政策，他只是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该公开宣称这一政策。在进一步思考了迁移的话题对以色列的建国者们是多么地“高度敏感”之后，本尼·莫里斯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当中，通常的做法是下令速记员‘中断一下’，这样就可以排除掉讨论此类事情的纪录。”进而言之，他指出道：“犹太人的新闻报道”在描述本-古里安以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如何对皮尔委员会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作出反应的时候，“总体上没有提到本-古里安或其他任何人显示出强烈赞成迁移，或实际上曾经提出过这一话题”〔71〕。
驱逐巴勒斯坦人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机会在1948年来了，当时的犹太武装力量将70万巴勒斯坦人驱赶上了流亡之路。〔72〕以色列人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长期宣称，阿拉伯人的逃离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叫他们这样做的，但是学者们已经粉碎了这个神话。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敦促巴勒斯坦人留在家园，但是对暴死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之手的恐惧，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离家园。〔73〕就像本-古里安在1948年6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竭尽所能阻止他们回来。”〔74〕到1962年，以色列在其境内拥有了几乎93％的土地。〔75〕为了得到这一结果，有531个村庄被毁，“11个城市街区的居民被清空了”。〔76〕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讲话，成功地捕捉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建立以色列国给巴勒斯坦人所带来的灾难场景：“犹太人的村庄在曾经的阿拉伯人村庄所在地建立起来了。你甚至不知道这些阿拉伯村庄的名字，而我也不会责怪你，因为地理书上不再存在了，不仅地理书上不存在了，而且阿拉伯人的村庄也不存在了。……在这个国家进行建设的任何一个地方，此前都曾有过阿拉伯人的存在。”〔77〕
以色列领导人完全明白，创建一个以色列国给巴勒斯坦人民所带来严重的不公正这一事实。就像本-古里安在1956年告诉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纳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那是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国家。无疑，上帝许诺给了我们这片土地，但那跟他们有什么相干？我们的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我们来自以色列，的的确确，但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而那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曾有过反犹主义、纳粹、希特勒、奥斯威辛集中营，但那是他们的过错吗？他们只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来到这里，偷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个结果？”〔78〕
以色列右翼创始人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在1923年的观点本质上与此是一样的，他写道：“殖民即自我扩张，每个有判断力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殖民中只能有一个目的。对于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来说，这一目的根本不能接受。这是自然的反应，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一点。”〔79〕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是本-古里安的密切盟友，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一位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他毫不掩饰地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即征服事业。”〔80〕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的60年里，以色列领导人反复企图否定巴勒斯坦人建立国家的抱负。〔81〕例如，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有过这样著名的评论：“不存在像巴勒斯坦这样的一回事情。”〔82〕许多以色列领导人也坚持对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摩西·达扬就在1949年宣称，以色列的边界“从任何观点看都是荒谬的”。他感觉以色列的东部边界应该是约旦河。在这一方面，达扬并不是一个例外；他的许多将军同僚们以及本-古里安本人，都对为以色列获取西岸地区感兴趣。〔83〕当本尼·莫里斯指出“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终极目标的‘大以色列’前景并没有随1948年战争的结束而结束”〔84〕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在1987年12月的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之后，有些以色列领导人开始支持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特定区域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的伊扎克·拉宾总理，经常被说成是个允许巴勒斯坦人在整个被占领土拥有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国家的人。但是这种观点不正确；拉宾事实上反对建立一个有充分资格的巴勒斯坦国。以拉宾遇刺的1995年为例，他曾说道：“我寻求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是全部或大部分以色列土地上的和平共处；我寻求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我寻求与重建的约旦之间的安全边界；我寻求紧挨以色列的是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它够不上是一个国家，管理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目标，不是回到六日战争之前的界限，而是建立两个实体，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分隔开来，后者居住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85〕
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色列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程度之深，也在涉及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事件中得到了反映。1998年春，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对她所说的下面这番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即“一个其地位与别的国家一样、智能有效的现代巴勒斯坦国的存在，长期而言是符合中东地区的和平利益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官员立即“否认”她的评论，“坚持她只代表自己发言”。白宫新闻秘书说，她的观点“并不是总统的观点”〔86〕。
然而，到了2000年，美国政治家公开说希望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终于变得可以接受了。与此同时，来自极端主义者的暴力和不断增长的巴勒斯坦人口所形成的压力，已经迫使最近的以色列领导人拆除加沙地带的定居点，探究涉及西岸地区的领土妥协。然而，没有一个以色列政府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就像在下面要讨论的那样，甚至连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据称于2000年7月在戴维营慷慨给予巴勒斯坦人的，也只是在以色列实际控制下的一个解除武装、领土分割的国家。2002年，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反复说他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任何类型的国家，而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则在第二年清楚表明，他赞成的只是一个拥有半主权的巴勒斯坦国。〔87〕
欧洲的反犹罪行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理由。虽然没有哪个新定居者的国家在没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情况下能够希望生存下来，但数十年来，以色列却在持续不断地对巴勒斯坦人施加恐怖暴力和歧视。这些政策再也不能够用以色列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的理由来进行辩解了。以色列的生存是没有疑问的，即便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即便伊朗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以色列“应该从历史上消失”〔88〕。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民过去的遭遇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今天无论做什么，美国都有义务帮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