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忠诚”问题
这幅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主要由美国犹太人组成，致力于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方向发展——图景，肯定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它似乎引发了“双重忠诚”的忧虑，而“双重忠诚”一度是老欧洲反犹主义的共同谣言。这种指控的最初体现是，海外犹太人是永远的异乡人，他们不能够被同化为良好的爱国者。根据这种现已不足为信的观点，犹太人被认为只会在他们之间相互忠诚。臭名昭著的《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是一部被揭露的沙文主义伪作，并早已不足信了。该书声称犹太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充当第五纵队，为秘密计划控制世界的一个犹太长老委员会效力。
在这一较早的反犹主义体现之中，双重效忠事实上是一个不当之词，因为这一指控暗示的乃是犹太人只是在相互之间进行忠诚，而并没有感到对他们居住国的真正忠诚。然而在今天，学者和评论家都是以一种中立和不含贬义的方式，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个人感觉到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的真正联系（或忠诚）。因此，在最近对不同族裔生活在海外的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以色列政治学家加布里尔·谢菲尔（Gabriel Sheffer）对“全部的”、“双重的”和“分裂的”忠诚进行了区分，并指出说，当一个特定族裔、民族或宗教团体散落在不同国家的时候，所有这样三种忠诚的反应都会发生。〔145〕就像在下面讨论的那样，虽然其他细心的犹太裔美国人已经使用“双重忠诚”来描述他们的态度和经历，但是他们使用这一术语，与过去反犹主义的恶毒诽谤使用这一术语已经大相径庭。
任何认为犹太裔美国人是不忠的公民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同意领导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马尔科姆·霍恩莱因的说法：“可以保险地说，美国犹太人位列最爱国和最忠诚的美国公民之中。”〔146〕就像我们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些代表以色列利益进行游说的人的行事方式，是与美国长期的政治传统相一致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生活长期是以这样一种假定来进行的，即所有的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忠诚——对国家、对宗教、对家庭、对雇主，等等，而且美国公民会创建反映那些忠诚和利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协会。例如，考虑到2006年的一项在13个国家进行的皮尤全球基督徒态度调查，其中42％的美国回应者首先是把他们自己看作基督徒，其次才是美国人。〔147〕这些不同的联系——有时候包括同一个外国的密切关系——可能反映的是与祖先的联系、宗教的关系、个人经历（海外学习或和平队任务），或者任何其他的许多根源。美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达这样的联系和密切关系是合法的；这实际上是民主理论蕴含的他们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甚至美国公民持有双重国籍和在外国军队中服务——包括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务——都是被允许的，而且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
那些以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式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人总是相信，他们所赞同的政策也将有利于美国。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执行主任汤姆·戴恩在告诉一位采访者时所说的那样：“我继承这项工作想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以色列考虑得很多，因为我是犹太人。”〔148〕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前负责人西奥多·曼（Theodore Mann）在2001年更为扼要地说道：“杰出的美国犹太人实际上深深感到，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是相同的。”〔149〕
虽然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但它却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哪两个国家总是拥有相同的利益。国际政治恰恰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美国同以色列的利益相左，这在过去有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例如，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以色列来说获得核武器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但是让以色列获取核武器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以色列杀伤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即便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时候，它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在以色列使用美制武器这样做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以色列决定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时候，以及它最近反对美国计划将先进武器销售给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时候，人们从中看到了类似的利益分歧。〔150〕
然而，许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发现他们难以承认耶路撒冷与华盛顿之间会有根本不同的利益存在。换言之，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列举并驳斥过的那些战略和道德理论，他们卖力地说服政策制定者相信那些理论的有效性。他们之所以可能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当重要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通常是感到不快的。即使当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明显相左的时候，有些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也发现他们难以承认折中情况的存在。
然而，有思想见地的犹太裔美国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政策制定者——却公开承认，在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对以色列能够理解的福利利益，以及他们对美国的真正忠诚之间可能而且确实出现了冲突。值得称赞的是，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尽管我没有进行我的宗教实践，但是我不能够忘记我那死在纳粹集中营的13个家庭成员……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然而……我必须使我的情感偏好服从我的国家利益观……它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偶尔它还被证明是令人痛苦的。”〔151〕
基辛格承认许多人会拒绝承认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美国与其他国家有强烈的密切关系，无论那些联系的根源是什么，无论他们怎样一以贯之地代表他们的祖国来解决它们，紧张关系注定是要出现的。或者就像比尔·克林顿的一位不具名的中东政策顾问承认的那样：“虽然我们按美国的利益行事，但却是通过一面三棱镜来进行的。”另外一位老资格的犹太裔美国外交官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他说道：“感谢上帝我不是在中东事务部门或联合国工作，因为在那你可能要投票谴责以色列。”〔152〕(https://www.daowen.com)
这样的陈述一点也不是承认自己不忠诚；相反，他们令人钦佩地诚实思考了多重忠诚的问题，而这是整个人类都有的感受，有时候还会有冲突。新闻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同样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并指出他的“双重忠诚”是“由我的父母、我的祖辈、我的希伯来语学校教师拉比传授给我的，更不用说还有少年活动营的领队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大学生代表”。但是奥尔特曼并不是假装说可能的折中情况绝不会出现，相反，他承认说：“我们应该足够诚实地至少想象一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利益的假设性冲突。在此，我非常寂寞地承认，偶尔我会同最有利于以色列的事情相配合。”〔153〕
然而，奥尔特曼事实上并不孤单。考虑一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前国家事务主任斯蒂芬·斯坦因赖特（Stephen Steinlight）的评论。在叙述了他自己在美国作为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甚至准分离主义者”抚养长大后，斯坦因赖特评论道：
我的民族主义训练过程是灌输将世界基本分裂为“我们”与“他们”的信仰。当然，虽然我们通常是带着真情向美国和加拿大国旗敬礼、唱那些国歌，但我们的忠诚指的是在哪里则是很清楚的。我也对那个在任何时候对这一紧张关系进行的经典、精致的回答很熟悉，这被引证为：以色列和美国是民主国家；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它们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一方的忠诚不能令人信服地认为是对另一方的不忠，等等。所有这些都回避了那些大问题……虽然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是真实的，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绝对的概念，完全缺乏各种可能的例外……在团体忠诚与更广意义上对美国归属之间的平衡行为，我们的困难不会更少。美国对这种双重忠诚的基本容忍——我怀疑，我们之所以免费入场，基本上是因为基督教对大屠杀所怀有的罪恶感——使之依旧是一个现实。〔154〕
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犹太裔美国人；相反，这种紧张关系是一个从全世界吸引民众的熔炉社会不可避免的特点。〔155〕同样重要的是，要指出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将肯定拒绝任何这样的建议，即如果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出现明显冲突的时候，他们将把以色列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前。
相信美国应继续给予以色列坚定而无条件支持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完全有权利推进他们的主张，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质疑他们的忠诚将是错误的。然而，批评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也同样是合法的，即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是非中立的，管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以及类似组织的那些个人，他们是受到同以色列的联系所激发促动的，而那注定要塑造他们对有关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思维。否则的话，马尔科姆·霍恩莱因为什么要像下面这样来描述他的工作？——“我全身心致力于这个犹太国家的安全。”〔156〕或者为什么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的约翰·哈吉说到他所支持的以色列定居点同美国官方反对这些定居点之间潜在的冲突时要这样说呢？——“上帝的法律超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务院的法律。”〔157〕如果不是受到同以色列联系的强烈关系的激励，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信息研究主任伦尼·本-戴维（Lenny Ben-David），要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充任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副馆长呢？〔158〕
对由这些个人倡导的政策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质疑，同样是合法的，就像对其他特殊利益游说集团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其他方面施加影响进行质疑一样。虽然他们的爱国主义不应受到责难，但是他们的建议可能正在促进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对美国，以及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相当战略重要性的地区造成了大灾难。对这种建议的公正性进行质疑，同那种说犹太人不爱国的不足为信的“双重忠诚”老调子，是毫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