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党的事业，而且他们中的多数赞成一个有关以巴冲突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59〕然而，该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团体，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而现在领导这些团体的，是那些支持他们在以色列国内鹰派搭档立场的人。就像J.J.戈德堡在他那本重要的著作《犹太人的权力》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六日战争及其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得一群“新犹太人”引人注目，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正统派和新保守派圈子招徕的。他写道：“他们发出的挑衅是如此刺耳、他们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犹太人社会的其他人全都谦恭地退避三舍，让这些新犹太人来领头。少数人得到允许来代表大众说话，并且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政治声音。”〔60〕

以下这些因素强化了这一趋势：代表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该修正案将苏联的最惠国地位与莫斯科愿意让更多犹太人向外移民联系在一起——运动，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出现和发展（见下文），利库德党在那些年里在主要亲以组织中培养和加强对强硬派支持的成功努力——当时利库德正与以色列工党分享权力。按照戈德堡的说法：“沙米尔在战略上的天赋……是控制犹太代表的中心机构，这样一来，它们用不着偏袒哪一方就变成了半个利库德政府的声音。”利库德党的官员——包括沙米尔总理的办公厅主任亚西·本-阿哈龙（Yossi Ben-Aharon）——进行活动，以确保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由更加保守的官员担任主席，帮助策划挑选马尔科姆·霍恩莱因担任1986年会议的执行副主席。由于越强硬的团体越能够得到以色列领导人的赏识，因而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它们是犹太人社会的权威声音。正如工党领导人、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一位顾问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忽视美国犹太人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我们让沙米尔的人为所欲为。”〔61〕

这种向右转的情形，也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一些主要组织的决策方式，以及在日益控制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样的一小部分富裕保守派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有50多个代表组织，每个组织无论大小都有一票。但是正如迈克尔·马辛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规模更小的保守派团体，其数量绝对超过了规模更大的自由派团体的数量，因此这些小团体能够压制那些大团体的影响力。而那一职务（执行副主席）使得马尔科姆·霍恩莱因手中拥有了相当的任意决定权。”霍恩莱因是以色列定居点运动的长期支持者，对奥斯陆和平进程持深刻的怀疑态度。〔62〕

类似地，根据马辛的观察，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是以每个董事的财政贡献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他们如何很好地代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为基础的。〔63〕愿意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政治家）最大数量金钱的个人，总是以色列最狂热的辩护者，而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高层领导人（由该组织的那些前主席所组成），在中东问题上要比多数犹太裔美国人具有更多的鹰派色彩。虽然美国以色列共事务委员会正式支持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但是它却几乎没有行动，只是在1999年埃胡德·巴拉克成为总理后，它才扔下了反对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想法——但是并没有支持巴勒斯坦国的想法。〔64〕(https://www.daowen.com)

事实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强硬派团体，偶尔还会支持比以色列政府所赞成的更为极端的主张。例如在1994年，鹰派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一项对外援助修正案进行了成功的游说，该修正案对美国提供给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进行了额外的限制，尽管克林顿政府和以色列的拉宾政府都反对这一法案。〔65〕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从未支持过奥斯陆和平进程，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帮助发起了1995年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Jerusalem Embassy Act），由于该法案通过要求美国将它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因此它显然是在企图破坏和平进程。〔66〕事实上，据报道，由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汤姆·戴恩的观点不具足够的鹰派色彩和太过于独立，因此组成该委员会内部圈子的主要捐款人将他撵走了。〔67〕

除了倾向于那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对支持以色列和控制主要组织观点更极端的人，许多亲以团体朝右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捐款源源不断进来。正如瓦克西曼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犹太组织现在需要以色列使它们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虽然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可能是要提高和加强以色列的地位，但如今以色列已是它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68〕将以色列描述成受到包围、脆弱不堪，并发布持续不断的或正在增强的反犹主义的可怕警告，有助于在潜在支持者中保持一种高度的关注，从而有助于确保这些组织的继续生存。北美犹太人教育服务处的江奈生·武彻尔（Jonathan Woocher）在1992年精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一个全新行业的出现，看到那些操控和旨在同全世界各地反犹主义进行战斗的组织的出现……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成功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它通过在打击反犹主义对犹太人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甚至比反诽谤联盟计胜一筹，因此该组织已经变成了一个通过直接邮件进行募集资金的主要企业。在犹太媒体和接二连三的直接邮件捐款请求之中，发起了一场决定谁在打击反犹主义中最‘强硬’的战斗，在这样的背景里，如今见到那些组织运用手段来取得自己的地位，就并非是什么（令人悲哀的）非同寻常的事情。”〔69〕或者就像《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3年前评论的那样：“自从拉宾先生和阿拉法特先生握手以来，他们从美国主流的犹太人团体——如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得到的只是最缺乏热情的支持，以及来自正统和边缘犹太团体的直接敌视。这些组织似乎只有在有个敌人、有某个人同其战斗的情况下，才能够兴旺发达。”〔70〕

对这一情况重复一遍是合适的，即在美国的犹太人社会中，有许多团体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尤其是它在被占领土上的继续存在，是持批评意见的。一些这样的组织，如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或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它们积极推进美国参与到和平进程之中，并且在近年已经在立法方面赢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样的组织缺乏财政资源，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或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影响力，以及它们那些中间偏右的观点，却被政治家、决策者和媒体当作代表着美国犹太人的声音。〔71〕因此，此刻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将继续推动与它们声称所代表的许多人意见相左的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