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情报工作锁定在伊拉克身上
赢得对入侵伊拉克公关活动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对情报信息的操纵控制，以便使萨达姆看起来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斯库特·利比是这一努力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他数次走访中央情报局向情报分析人员施压，以便找到进行战争理由的证据。2003年初他也帮助准备了一份柯林·鲍威尔要求抓紧的有关伊拉克威胁的简报，鲍威尔那时正在忙着准备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那份声名狼藉的陈述发言。〔124〕按照鲍博·伍德沃德的说法，鲍威尔的副手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对他所认为的事情做得过头和夸张感到震惊。利比从零零碎碎的蛛丝马迹中得出了最糟糕的结论”〔125〕。虽然鲍威尔舍弃了利比那些最奇怪的观点，但就像鲍威尔现在所承认的那样，他的联合国陈述发言却依然存在漏洞百出的错误。〔126〕
操纵情报的努力——当时情报被泄露给支持战争的大惊小怪的新闻界——也涉及两个组织机构，它们在“9·11”事件之后创立，直接向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报告。〔127〕反恐政策评估小组（The Policy Counterterrorism Evaluation Group）的任务，是找到基地组织同伊拉克之间的联系——美国情报界被认为漏掉了对这些联系的关注。该机构的两位主要成员是戴维·乌姆瑟尔和迈克尔·马鲁夫（Michael Maloof），后者是一名同理查德·珀尔关系密切的黎巴嫩裔美国人。《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森（James Risen）写道：“以色列情报机构在说服沃尔福威茨不能信任中央情报局方面起到了不为人知的作用”，而这种不满使他依赖艾哈迈德·沙拉比的情报，并对创办反恐政策评估小组起到了帮助作用。〔128〕
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 OSP）的目标指向是找到可用于兜售伊拉克战争的证据。该机构由同沃尔福威茨有长期联系的新保守派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领导，它的普通成员包括从亲以色列的思想库中招募而来的人，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以及从大学毕业后曾为当时的总理西蒙·佩雷斯效力过的迈克尔·马科夫斯基（Michael Makovsky）。〔129〕特别计划办公室在信息上严重地依赖沙拉比和其他的伊拉克流亡者，同各种以色列的情报源关系紧密。《卫报》报道说，事实上，它“同一个平行的特定情报机构打造了密切的关系，这个情报机构在以色列阿里埃勒·沙龙的办公室运作，它特地绕开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而向布什政府提供有关萨达姆伊拉克的报告——这种报告要比摩萨德准备批准的东西更加大惊小怪”〔130〕。国防部检察长在2007年2月发布了一份批评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报告，说它散播“选择性的情报评估”，“而按照我们的观点，考虑到那些情报评估就是情报结果，而且明显显示出同情报界的共识不一致”，因而它们“是不当的”。〔131〕
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新保守派不仅严重依赖沙拉比及其流亡伙伴有关伊拉克的情报，而且他们还拥护他在萨达姆下台以后成为伊拉克未来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则认为沙拉比不诚实、不可靠，对他敬而远之。由于我们现在知道沙拉比和伊拉克国民大会向美国提供假情报，那一严厉的判断现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沙拉比同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不久就恶化了，原因是沙拉比后来被指控向伊朗提供被指定为机密的信息——他已经否认了这一指控。新保守派对他将成为“伊拉克的乔治·华盛顿”的冀望，其结果并不比他们其他的战前预测要更好。〔132〕(https://www.daowen.com)
那么为什么新保守派拥抱沙拉比呢？这位伊拉克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曾竭尽全力地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联系尤其紧密，“自1997年以来”，他就是那里举行的“董事会议、研讨会和其他事件中的常客”。〔133〕他也培育了与亲以色列的组织——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之间的紧密关系。曾帮助创立赫德森研究所的马克斯·辛格，把沙拉比描述为一个“少有的人。他虽然深深扎根于阿拉伯世界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个西方人”〔134〕。2005年11月初，严阵以待的沙拉比回来向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他的第八次演讲的时候，该思想库的主席将他介绍成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勇敢的伊拉克爱国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解放者”〔135〕。沙拉比的另一大支持者是伯纳德·刘易斯——他认为在巴格达沦陷后应该让这位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来管理伊拉克。〔136〕
作为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支持的回报，沙拉比保证一旦他掌权后就培育同以色列的良好关系。按照费思的前法律合伙人L.马克·泽尔（L.Marc Zell）的说法，沙拉比还许诺重建一度从以色列的海法（Haifa）到伊拉克的摩苏尔（Mosul）之间的输油管道。〔137〕这恰恰正是那些支持政权更迭的亲以色列的人要听的话，因此他们以支持沙拉比作为回报。新闻记者马修·伯杰（Matthew Berger）在《犹太人周报》上对这一协定的本质展开了讨论：“伊拉克国民大会将改善同以色列的关系，看作利用犹太人在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的影响力，并竭力争取对其事业不断支持的一种手段。就他们而言，如果当伊拉克国民大会参与到取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行为之中时，犹太人团体就看到了一个铺就以色列同伊拉克之间更好关系的机会。”〔138〕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内森·瓜特曼报道说，“美国犹太人社会和伊拉克的反对派”多年来“尽力掩藏”他们之间的联系。〔139〕
当然，新保守派及其盟友不是在真空中活动，他们本身并没有将美国导向战争。就像早先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9·11”的攻击，这场战争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9·11”的攻击迫使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考虑采取一种新的激进外交政策。由于像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从1998年初以来，就一直敦促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因此他很快地就将“9·11”事件同萨达姆·侯赛因联系在一起——即便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卷入其中，并且将推翻他的统治描述为赢得反恐战争的关键。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动是战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事实上，在有关新保守派在使得伊拉克战争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次讨论中，理查德·珀尔向乔治·帕克精确地阐明了这一点。珀尔指出：“如果布什政府的成员是一群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吉姆·贝克所挑选的人来充任的话——这种情况本可能发生，那么情形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不会把最终由身居要职的那些人的这些想法，带到布什政府之中来。”〔140〕《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在2003年5月有过类似的评估，他告诉以色列《国土报》的阿里·谢维特（Ari Shavit）说，伊拉克是“新保守派所需要的战争……是新保守派营销的战争……我可以给你一份25人的名单——他们此刻全部都在（华盛顿特区）离我这间办公室五个街区的半径范围之内。如果一年半之前你曾把他们流放到一个荒岛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虽然我们完全同意珀尔和弗里德曼的观察，但是也承认这一事实，即最终导致战争的决定，是由于个人、理念和环境诸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