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的角色
这个游说集团的主体是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他们深深地致力于要确保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进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的利益。根据历史学家梅尔文·I.尤罗夫斯基（Melvin I.Urofsky）的说法：“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族裔曾如此广泛地卷入到一个外国的事务之中。”斯蒂文·T.罗森塔尔（Steven T.Rosenthal）同意此说，他写道：“自从1967年以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公民，曾经像美国犹太人致力于以色列的成功那样，致力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4〕1981年，政治学家罗伯特·H.特赖斯（Robert H.Trice）将亲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由至少75个分开的不同组织——大部分是犹太人组织——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积极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和政策立场”〔5〕。这些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不仅仅只是投票支持亲以色列的候选人，它们还包括写信给政治家或新闻组织，向亲以色列的政治候选人进行经济捐赠，积极支持一个或多个亲以色列的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经常直接与这些团体或个人接触，传达他们的议事日程。
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美国犹太人的同义词，而“犹太人游说集团”也不是用来描述那些积极推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不同个人和团体的恰当术语。首先，美国犹太人在致力于以色列的程度深浅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事实上，他们中大约有1/3的人不将以色列看作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例如，在2004年，一项备受关注的调查发现，36％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是非常”，或者“不是全部”在感情上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6〕进而言之，许多非常关心以色列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支持控制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那些组织所支持的政策，就像许多枪支拥有者并不支持美国枪支协会所倡导的每项政策，并非所有的退休人员都赞成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所支持的每一立场一样。例如，相对于整体的美国人，美国犹太人对伊拉克战争的热情更低，即便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核心组织支持这一战争。如今他们更加反对这一战争。最后，有些代表以色列发出特别呼声的个人和团体并不是犹太人组织，例如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因此，虽然犹太人是这一游说集团的主要组成者，但是将这一松散的联盟称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更加准确。界定这一游说集团的是具体的政治议程，而不是宗教议程或那些推动这一游说集团的族裔身份。
就像在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犹太人感到同以色列的联系并不难理解，这与那些生活在异乡的其他族裔团体，同与自己有着类似背景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维持亲密关系相类似。〔7〕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年对其怀有矛盾的心理，但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施加的恐怖行为广为人知之后，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大大增加了。〔8〕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相对而言只有少数犹太人选择离开美国移居以色列，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和其他的以色列领导人已经开始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批评。然而，对以色列的强烈承诺不久就成为了许多美国犹太人重要的认同因素。〔9〕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本身似乎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以色列“使沙漠发展繁盛”的成就显然是其自豪的根源，而同以色列的密切认同，则为正在迅速同化于美国社会并同时正日益世俗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基础。就像罗森塔尔所指出的那样：
通过把一个人的犹太性集中在离家8000英里之遥的一个世俗国家身上，将以色列等同于犹太教因而是一种避免宗教障碍的令人鼓舞的方法……作为战后美国犹太人新生活支柱的犹太教会堂，成了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场所。一个新的犹太专业人士阶级……在郊区出现。他们即刻发现，以色列是抗衡他们中日益增加的宗教冷漠的最有效手段。主要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财政和政治的压倒性支持的需求，新的机构……出现了，而资金募集和游说则日益界定着美国犹太人同以色列的关系。〔10〕
美国犹太人建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公民组织，这些组织的议程包括通过其活动使以色列受益，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做到这一点的。这些主要的组织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美国利库德之友、梅尔卡兹-美国组织〔11〕（Mercaz-USA）、哈达萨组织〔12〕（Hadassah），以及许多其他组织。事实上，社会学家蔡姆·I.瓦克西曼（Chaim I.Waxman）在1992年报告说，《美国犹太人年鉴》列出了80多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它们专注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的活动……而对于其他许多组织来说，像‘推进以色列福利’、‘支持以色列国’、‘增进对以色列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和活动，出现的频率给人印象深刻”〔13〕。51个最大且最重要的组织一起组成了“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其自己描述的使命包括“将各种各样的不同团体打造成一股为以色列谋福利的力量”，并从事“增强和促进特殊的美以关系”活动。〔14〕
该游说集团也包括了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智库，还包括在大学和其他研究组织中工作的个人。数十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准备为亲以色列的政治候选人，或者那些其对手肯定不会充分支持以色列或敌视以色列的候选人募集钱款。追踪竞选捐赠的非党派团体“政治反应中心”确定了大约36个这样的“亲以”政治行动委员会，它们中许多是“秘密行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stealth PACs），因为其名称并未显示出亲以的倾向；该中心还报告说，这些组织在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向国会候选人捐赠了大约300万美元。〔15〕
在这些包括以外交政策作为其核心议程的各种犹太人组织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显然是最重要也是最为著名的一个。1997年，当《财富》杂志要求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列举出在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集团的时候，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排名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但是却位列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和美国全国枪支协会那样的重量级游说集团之前。〔16〕《国民月刊》（National Journal）2005年3月的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为在华盛顿的“力量排名”（muscle rankings）中，它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放在了第二位——位次紧靠着美国退休人员协会。〔17〕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前民主党国会议员默文·迪马利（Mervyn Dymally）有一次曾经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称之为“在国会中毫无疑问最有影响的游说集团”；而在国会效力达34年之久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李·汉密尔顿则在1991年说：“没有哪个游说集团能够与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匹敌……他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是独一无二的。”〔18〕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现在所享有的影响力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早年期间，而且即使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总是在幕后静悄悄地进行，通常依靠的是个人与具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总统，以及少数犹太领袖、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顾问，或者犹太朋友之间的接触。例如，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犹太朋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和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的影响。类似地，哈里·S.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承认这个新的国家的决定，也是受到来自犹太朋友和顾问代为求情的影响——虽然不是由此决定——所致。〔19〕(https://www.daowen.com)
以色列支持者保持低调的倾向，反映了对在美国挥之不去的反犹主义的关注，以及担心公开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将使美国犹太人面临双重忠诚的指控。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明显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它的创始人I.L.“Si”凯南（I.L.“Si” Kenen）在1951年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是一个注册为外国游说团体的组织。1953年至1954年，凯南承认它是一个美国的游说组织——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1959年，这一新的组织更名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凯南依赖的是与主要立法人员的个人接触，而非公开竞选或群众动员，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在总体上遵循“凯南规则”来促进以色列的事业。“凯南规则”的第一条规则是：“隐身立法之后，而非跳到立法之前——也就是说要保持低调。”〔20〕
按照犹太人周报《前沿》编辑J.J.戈德堡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之所以“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期间呈指数级增加，不仅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富裕度和影响力都增加了”，而且还因为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亲密顾问、捐赠人和私人朋友中有许多的犹太人”〔21〕。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时候依然是个小规模运作、工作人员和预算有限的组织；而且正如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所指出的那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代表以色列的有组织的公开性犹太人政治活动还没有盛行起来。”〔22〕
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规模、财富和影响力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根据埃森斯塔特的说法，那场冲突“对美国犹太公众的刺激，不像以色列独立以来的任何其他一个事件……自豪、强大、能够保卫自己的‘新犹太人’自豪感，对美国犹太人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力”。成功地反击反犹主义，加上人们普遍意识到的纳粹大屠杀恐怖行为，有助于消除挥之不去的歧视性障碍，而犹太裔美国人则“没有了那种早年阻碍其政治意志的恐惧了”。而且由于在一个同化日益活跃和普遍的世界里，以色列正成为犹太人身份的中心焦点，因此几乎就不存在什么理由不在政治上表达这种联系。〔23〕
在1969年至1970年的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犹太人组织内部这种对以色列福祉关注的加深在继续。虽然这些冲突提高了以色列军队的士气，但是也提出了对以色列安全担心的问题，因而强化了许多犹太人社会关系团体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关注。〔24〕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National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Advisory Council ， NJCRAC）——后更名为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阿尔伯特·切尔宁（Albert Chernin）在1978年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当时说道，我们“首要的优先关注当然是以色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犹太人领袖完全认同草根阶层所关心的问题”。历史学家杰克·沃特海默（Jack Wertheimer）称这一评论是“令人震惊地承认了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努力，已经取代了美国犹太人社会关系组织所关心的所有其他问题”〔25〕。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外援开始超过私人捐赠，所以亲以组织日益集中在那些试图维持或增加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支持的政治活动上。按照韦塞莫尔的说法：“为以色列进行游说的总体责任由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来承担。这两个组织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而且在1967年之前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对以色列政治支持的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这两个组织猛力推上了引人注目的位置。”〔26〕
这种努力的加大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即支持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是代价高昂的，因此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使之合理化并捍卫之。就像在1975年取代凯南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莫里斯·阿米塔伊（Morris Amitay）所表达的那样：“如果你要帮助以色列的话，那么游戏的名字就是政治行动。”〔27〕在阿米塔伊和他的继任者汤姆·戴恩（Tom Dine）的领导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由一个低预算的私人活动组织，转变成了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大型组织——其工作人员超过150位雇员，单单源于私人捐赠的年度预算就由1973年的大约30万美元增加到今天的大约4000万至6000万美元。〔28〕在凯南的领导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做法并不是避开镁光灯的关注，相反，它却在不断努力地张扬自己的权力。根据该组织的一位前工作人员的说法：“其理论是，如果不了解你，就没有人怕你。”〔29〕与早期由代表犹太人的顾问和对犹太人怀有同情的非犹太人私人游说模式相反，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团体，并不将他们的公共议程限定为对以色列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支持。相反，该游说集团的演化却日益涉及塑造和推广那些有关美以战略利益和道德价值进行结盟合作的复杂观点。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金钱充足，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中处于有利位置。由于新的联邦竞选资金规则引发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使得金钱更容易流向亲以候选人，因此它发现自己的政治力量加强了。沃伦·巴斯（Warren Bass）注意到，虽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可能还不那么可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俨然“华盛顿的权力之源”。〔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