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即使命
维持公众对以色列正面态度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保证主流媒体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报道总是有利于以色列，不会使人以任何方式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虽然对以色列的严肃批评偶尔会在全美国进入大量观众、听众的视野，但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的报道总是强烈地偏向以色列，特别是在把它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时更是如此。
这一主张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过去的反犹主义的责难——“犹太人控制媒体”。但这决不是反犹主义的主张。毫无疑问，有些犹太裔美国人，如马丁·佩雷斯和摩提默尔·祖克曼（Mortimer Zuckerman），利用他们在媒体中担任的职务来推广他们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观点。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并不令人惊奇，就像所有的精英总是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来推进他们的各种利益一样。然而，进而言之，在主流媒体中，当然有些媒体拥有者、出版商、编辑人员、专栏作家和记者对以色列并无特殊感情，并且因批评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美以关系而感到高兴。甚至肯定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他们虽然可能强烈地亲以色列，但是却欢迎有关那个国家的话语更加公开、开放。
因此，认为犹太人或亲以色列的力量“控制”媒体，以及他们所说的有关以色列的事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是应该反对的。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如此卖力地操控和影响主流媒体谈及以色列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没有控制它们。如果按照媒体自己的设计，它们就不会如此一以贯之地提供亲以色列的报道和评论。相反，媒体上将会存在有关这个犹太国家以及美国对其政策更加开放和生动的讨论，就像在世界上几乎每个民主国家都存在的那样。事实上，这种讨论在以色列本国尤其生动活泼，而以色列是有关犹太人确实“控制媒体”的国家。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关以色列的观点之所以在主流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部分是因为大量写作有关以色列的美国评论者本身是亲以色列的。在1976年的一次有关国内利益集团与美国中东政策的比较中，罗伯特·H.特赖斯发现：“在1966年至1974年期间，亲阿拉伯团体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之一，是他们不能够得到任何最知名的全国性联合专栏作家的支持。”特赖斯还发现：“亲以色列团体不仅能够依靠来自全国性专栏作家的媒体支持，而且还能够依靠来自一些美国阅读量最大的报纸媒体的支持。”亲以色列的团体比亲阿拉伯的团体在塑造媒体的报道内容方面更加积极；例如在1970年，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将宣传资料袋——连同照片和特写——派发给1 700多家报纸以及那些主要的通讯社。用特赖斯的话来说：“几乎在每个层面的媒体组织——从地方性的社区、联合专栏作家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到向这个国家提供信息的国际新闻社，亲以色列团体在使他们一方的故事传达给能说会道的公众和一般公众方面，都要比亲阿拉伯的团体做得成功。”〔1〕
打那以来，事情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媒体批评家埃里克·阿特曼在2002年写道，中东问题专家们之间的辩论，由“那些难以想象会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所控制”。他列举了56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可以被指望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相反，阿特曼确定只有5位专家一贯批评以色列的行为或者支持亲阿拉伯的立场。〔2〕虽然有些读者随后对阿特曼一些编码归类的少量例子提出了挑战，并且他列举的那些人当中现在有些已经亡故了，但是它们之间在比例上依然极为悬殊，而那些挑战并没有削弱他的中心主张的可信度。〔3〕
看看那些近年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中东进行报道的专栏作家吧。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和已故的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都是以色列的热情捍卫者——而就萨菲尔的情况而言，他尤其对阿里埃勒·沙龙赞许有加；今天，戴维·布鲁克斯坚持不懈地捍卫以色列的立场。托马斯·L.弗里德曼虽然比较温和，他曾经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偶尔还有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进行过批评，但是他却几乎从未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或者提倡美国应该同以色列保持距离。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经常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批评，在2007年3月写了一篇有争议性的专栏文章，对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缺乏严肃的公开讨论进行谴责。但是中东并不是他评论内容中的常见主题，并且他当然没有采取亲巴勒斯坦的立场。〔4〕莫琳·多德（Maureen Dowd）虽然对亲以色列的新保守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是她却像克里斯托夫一样，很少撰写关于这个犹太国家或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固定的专栏作家名录中，没有一个人是巴勒斯坦人坚定的捍卫者，甚至也没有一个人像前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2001年退休了——那样做到不偏不倚。
至于《华盛顿邮报》，近些年里曾有数位专栏作家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他们是吉姆·霍格兰（Jim Hoagland）、罗伯特·卡根、查尔斯·克劳萨默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它过去的专栏作家常常以另外两人为主角：已过世的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后者经营着《旗帜周刊》，在《纽约时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这些人不仅是坚定的亲以色列者，而且他们总是赞成鹰派的利库德党，而非以色列温和派的思想和政策。虽然理查德·科恩也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关于中东的文章，但是他与《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的姿态相同：虽然使自己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但是却愿意提供有条件而聪明的批评。在这两份据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中，没有一家雇用坚决支持阿拉伯或巴勒斯坦一方的全职评论员。
在近年里，唯一经常批评以色列的著名专栏作家是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其专栏通过《芝加哥太阳报》得以发表，定期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面。然而，诺瓦克却几乎谈不上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拥护者。就此而言，事实乃是，无论是在《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或者在任何其他主要的美国报纸，“另外一方”都没有与萨菲和克劳萨默，甚或弗里德曼和科恩旗鼓相当的人物。例如，《洛杉矶时报》定期发表三位坚定捍卫以色列的社论版专栏作家的文章，这三位专栏作家是：马克斯·布特、江奈森·蔡特（Jonathan Chait）和杰弗里·戈德堡。《洛杉矶时报》所雇用的专栏作家没有一位是批评以色列的，更不用说有任何人来一以贯之地为捍卫巴勒斯坦人而反对以色列人。
虽然这些报纸偶尔安排发表挑战以色列政策，但却不代表报纸立场的社论版观点，但是舆论上的平衡则有利于以色列。在美国，不存在可与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和帕特立克·希尔（Patrick Seale）相比的评论员，他们经常定期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尖锐批评以色列的文章；也不存在像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阿基瓦·埃尔达尔（Akiva Eldar）、吉迪恩·利维（Gideon Levy）和布拉德利·伯斯顿（Bradley Burston）那样的以色列评论家，他们都对自己国家所追求的某些政策进行公开批评。此处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这些个人总是对的而亲以色列的评论家总是错的，而在于像他们那样的声音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几乎完全没有。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亲以色列的偏见也反映在报纸的社论中。已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曾评论说：“沙米尔、沙龙、比比——无论这些伙计需要什么，就我而言都是大捧特捧的东西。”〔5〕《华尔街日报》与其他著名报纸——如《芝加哥太阳报》、《纽约太阳报》、《华盛顿时报》——一样，定期登出读起来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撰写的社论。出于信用考虑，《纽约时报》的社论有时候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评，并且近年来批评的措辞偶尔显得强硬。《纽约时报》承认，巴勒斯坦人有着合理、合法的冤情，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园。然而，多年来，《纽约时报》对待双方并没有一碗水端平。〔6〕《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自己的亲以色列态度对他选择社论的影响：“我对以色列的忠诚，要比自己敢于声明的要强烈得多……受到我对以色列的了解和在那里所拥有的友谊的强化，我自己撰写我们的大部分中东评论。就像更多的阿拉伯而非犹太读者所认可的那样，我是从亲以色列的角度来撰写这些评论的。”〔7〕(https://www.daowen.com)
像《评论》、《新共和》和《旗帜周刊》这样的杂志，也经常积极地捍卫以色列。事实上，《评论》杂志的前编辑诺曼·波多雷茨曾经在耶路撒冷一个记者集会上说：“在犹太和普通的出版物上写文章的那些犹太人的作用就是要捍卫以色列，而不是加入到攻击以色列的行列之中。”〔8〕长期担任《新共和》杂志编辑的马丁·佩雷茨曾宣称道，“我恋上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并且承认道，他的杂志“存在一种以色列的政党路线”。〔9〕
虽然媒体有关以色列的新闻事件报道，要比它们的社论评论更少具有偏向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记者都努力做到客观，但同样也是因为如果不承认以色列的实际行为，报道被占领土或南黎巴嫩的事件就是困难的。但是，为了打消对以色列的不利报道，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依然组织写信运动、示威，以及抵制那些他们认为反以色列的新闻发布。就像《前沿》杂志在2002年4月所报道的那样，“在媒体中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偏见，已经成了许多美国犹太人关乎那场6 000英里之外冲突最直接和最易动感情的发泄机会”〔10〕。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行政主管曾说道，他有时候在一天当中收到6000封电子邮件，抱怨说一篇报道是反以色列的，而像《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纽约时报》、《费城问询者报》和《华盛顿邮报》那样的报纸，则曾因其有关中东的报道而面临顾客的抵制。〔11〕有位通信记者告诉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说，那些报纸“害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亲以色列团体，并且说“来自这些团体的压力是不留情面的。编辑们宁愿不去碰他们”〔12〕。就像以色列驻纽约领馆前发言人梅纳谢姆·谢勒夫（Menachem Shalev）曾经指出的那样：“当然，许多的自我审查在继续。新闻记者、编辑和政治家们如果知道将在几小时里面接到数以千计的愤怒的电话，那么他们就要三思而后行才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犹太游说集团拿手的就是组织压力活动。”〔13〕
美国的犹太出版物也不能免受压力的影响。例如，1989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媒体主任托比·德肖维茨（Toby Dershowitz），就曾要求《华盛顿犹太人星期周报》（Washington Jewish Week）的编辑安德鲁·卡洛尔（Andrew Carroll）不要委派记者拉里·科勒（Larry Cohler）开展一项有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而进行的专题特写工作，因为科勒早先的报道——该报道对以色列有点持批评态度——被认为是“不准确的”。当科勒到底得到那项委派的时候，德肖维茨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律师戴维·伊夫欣（David Ifshin）打电话给卡洛尔。伊夫欣说，如果科勒继续接受这项委派，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将“以着眼诉讼”的方式来重新审查他早先的报道。虽然这种向卡洛尔进行不太精明的施压企图并未成功，但是在1991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外交政策主任史蒂芬·罗森，却给《华盛顿犹太人星期周报》的数位董事寄去了一份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内部备忘录，认为卡洛尔对政治左翼太过于同情，“试图打倒有组织的犹太人社会”。1992年4月，一位没有报纸专业经历的新编辑受雇取代卡洛尔，这位编辑3个月之后辞职，取代他的则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时事通讯《近东报道》的前编辑。〔14〕
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具能量的媒体监督团体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团体——是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curacy in Middle East Reporting in America，CAMERA）。它尤其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网进行了批评，并称其为“全国巴勒斯坦广播网”。〔15〕除了保留一个使该广播网被声称的媒体偏见例子的曝光网址外，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还于2003年5月在33个城市的全国公共广播网播放台的外面组织示威活动，它还试图说服捐赠者撤回对全国公共广播网的支持，直到其中东报道对以色列持更加同情的立场为止。据报道，由于它的这些努力，波士顿的公共广播电台之一WBUR失去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2006年，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上刊登整版广告，批评吉米·卡特的《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一书，广告内容包括发行商的电话号码，并鼓励读者打电话进行抱怨。〔16〕
对全国公共广播网另外的压力来自以色列在国会的朋友。例如，在2003年3月，一群国会议员——位列其中的包括以色列的坚定捍卫者，如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汤姆·兰托斯、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和亨利·韦克斯曼，他们写信给全国公共广播网总裁凯文·克罗斯（Kevin Klose），要求对它的中东报道进行内部审核。虽然克罗斯拒绝了，但是他也开始出去同各种犹太人团体进行接触，以努力扭转这种压力。〔17〕
以色列游说集团获得于己有利的报道也以其他的形式呈现。例如，在2003年8月，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如何谈论以色列》。他的明显观点是，在美国有时候很难“批判性和不带感情地”谈论以色列；并且指出：“即便对以色列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批评，也经常被各种各样的监察人员谴责为反犹主义。”作为回应，那时的《耶路撒冷邮报》编辑、现在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和编委成员布赖特·斯蒂芬斯，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封措词辛辣的公开信，信的一开始就责问布鲁玛说：“您是一个犹太人吗？”两个段落过后，斯蒂芬斯宣称：“对我重要的是您说‘我是个犹太人。’”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呢？因为在斯蒂芬斯看来，“一个人，至少必须是犹太人，必须告诉非犹太人他们如何可以或不可以谈论以色列”。简而言之，这封引人注目的信意味着非犹太人应该只能以犹太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谈论这一主题。〔18〕这一敏感性也可解释，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会要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所撰写的、为我们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最初那篇文章进行辩护的社评文章中，把自己看作一个犹太人。〔19〕
毫无疑问，虽然斯蒂芬斯的观点对许多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包括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但是这种事实却依然存在着，即一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著名人物对于自由公开地讨论同以色列相关的问题感到不适。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告诉《纽约时报杂志》的作家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说，他认为“思想的自由市场最终去伪存真”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像特劳布所描述的那样：“经验……已经告诉（福克斯曼），真理不会因其本身的价值而赢得胜利；虚妄的市场太强大有力了。”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虚妄则是源于有关美以关系，以及对以色列战略道德立场的严重质疑的那些东西。像反诽谤联盟那样的团体确信，对以色列以及美国无条件支持这个犹太国家的批评者，依然是在公众话语的边缘，而且他们有关以色列的观点应被看作不合法的。〔20〕
鼓励有利于以色列报道的最后方法，是指派著名的评论家，这样他们就会传播亲以色列的观点。为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帮助建立了“以色列美国之声”，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团体。根据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网站的说法，“以色列美国之声”的目标是“促进美国对以色列的了解和支持，促进的方式是邀请以美国为基地的脱口秀电台节目主持人来了解以色列，并从耶路撒冷现场直播他们的节目”。以色列美国之声网站将它自己的这个组织描述为“以色列公共关系努力的中心”，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负责人马尔科姆·霍恩莱因——他也是“以色列美国之声”委员会的主席——还将这一组织称之为“最重要、最激动人心、最有效的公共关系倡议之一”。电台参与人员包括这些人，如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格伦·贝克（Glenn Beck）、莫尼卡·克劳利（Monica Crowley）、迈克尔·梅德韦德（Michael Medved）、阿姆斯特朗·威廉斯（Armstrong Williams）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一运动有助于保证一系列不断增加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向他们的听众提供亲以色列的信息。〔21〕
这些多样性的努力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使主流的媒体具有较小的可能性来组织报道负面描述以色列的信息或事件，使充当美国坚强支持以色列的战略和道德理论正当化的公开评论得到促进。当然，虽然这些努力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们还是非常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