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改造中东中的作用

到2002年的时候，许多新保守派也热衷这种想法，即美国能够使中东地区民主化，并且使那里的环境对美国和以色列更为友好。由于对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感到幻灭，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那种立场。

亲以色列的团体——而且不仅仅只是新保守派——长期以来对使美国军队直接介入中东一直感兴趣，这样美国军队就可以保护以色列。他们尤其对看到大量美军永久驻扎在该地区感兴趣。〔156〕但由于美国充当着该地区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因此冷战期间它在这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功比较有限。大多数被指派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如快速反应部队，都被保持在超出受到伤害的“视距之外”。通过使该地区的强国相互争斗，华盛顿维持了一种有利的均势，这就是为什么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1980—1988）期间支持伊拉克反对革命的伊朗的原因。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这一政策发生了改变，当时克林顿政府采取的是“双重遏制”战略。新战略支持在该地区驻扎相当的军队立即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遏制，而不是利用伊朗和伊拉克来相互制衡对方，美国则根据需要来改变自己的支持。双重遏制之父是马丁·因迪克，他最先在1993年5月在华盛顿近东研究所阐明了这一战略，然后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近东和南亚事务主任的时候执行了该战略。〔157〕就像因迪克的布鲁金斯协会同事肯尼思·波拉克所观察的那样，双重遏制是一项基本上为回应“以色列安全关注”而采取的政策。具体来说，以色列清楚地向克林顿政府表明，“唯有以色列”从伊朗那里“感觉到合理的安全”，它“才愿意在和平进程中往前走”。〔158〕(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双重遏制使得美国成为两个相互仇恨的国家的致命敌人，由于双重遏制迫使华盛顿承受同时遏制这两个国家的负担，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人们对此已经存在相当的不满。就像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不仅保住了这一政策，而且说服国会和克林顿使这一政策变得更加强硬。然而，新保守派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越来越相信，双重遏制不管用，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被赶下台，并代之以一个民主政府。他们的想法在1998年致克林顿总统的两封公开信，以及他们对《伊拉克解放法案》的支持中得到了反映。

大约与此同时，相信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民主将使整个地区得到平息的想法，开始在新保守派的圈子中扎下根来。虽然在冷战一结束就有几个新保守派胡乱思忖过这一想法，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想法才得到广泛的支持。〔159〕当然，这一思想脉络在1996年一群新保守派为内塔尼亚胡所撰写的《干净了结》研究报告中已经清晰了。到2002年，当入侵伊拉克已成为最优先的问题的时候，地区改造随即成了新保守派之间的坚强信念。而这些新保守派回过头来又帮助使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160〕因此，以色列领导人、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都将同伊拉克的战争，看作在重塑中东这场野心勃勃的运动中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