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兜售伊拉克战争
早在布什成为总统之前，新保守派就已经开始他们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的活动。通过组织两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函，呼吁解除萨达姆的权力，他们在1998年初引起了一阵骚动。第一封信（1998年1月26日）是在美国新世纪计划主导下写成的，有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罗伯特·卡根、威廉·克里斯托尔、理查德·珀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的人在上面签名。第二封信（1998年2月19日）是在为了波斯湾的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办下进行的，该组织于1990年由珀尔、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政治主任安·刘易斯（Ann Lewis）和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前国会议员斯蒂芬·J.索拉兹（Stephen J.Solarz）创办，以便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游说。除上面那封信上的签名者之外，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仅列举少数几个名字——还包括道格拉斯·费思、迈克尔·雷丁、伯纳德·刘易斯、马丁·佩雷茨、戴维·乌姆瑟尔。〔86〕
除了这两封引人注目的信函之外，新保守派及其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盟友，还在1998年苦心孤诣地让国会通过《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该法案要求“支持剥夺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政权在伊拉克的权力，并促进一个民主政府的出现以取代该政权的努力，应该是美国的政策”。新保守派对这一立法特别热心，不仅是因为该法案许可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而且还因为它提供9700万美元，以资助那些致力于推翻萨达姆的团体。〔87〕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主要团体就是伊拉克国民大会（Iraqi National Congress， INC）——该团体由新保守派的密切伙伴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所领导。就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一样，珀尔、沃尔福威茨和伍尔西都卖力地代表这一立法进行游说。〔88〕该法案在众议院以360票对38票获得通过，在参议院则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然后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10月31日签署了该法案。
虽然克林顿不怎么需要《伊拉克解放法案》，但是他却不能够承受否决该法案而要付出的代价，原因是他正面临中期选举和弹劾。〔89〕克林顿及其顾问都不怎么尊敬沙拉比，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实施这一法律。事实上，到克林顿卸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将任何拨出的款项花在像伊拉克国民大会这样的反对派团体身上。虽然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口头上说过要推翻萨达姆的目标，但是他对发生这件事情没有进行什么样的作为，而且他当然不考虑使用美国的军队来使那位伊拉克独裁者下台。〔90〕简而言之，在克林顿时期，新保守派并不能够兜售他们伊拉克战争的想法，虽然他们确实成功地使得在巴格达进行政权更迭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目标。
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面，他们也不能够产生许多入侵伊拉克的热情，尽管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且对他们的事业没有失去丝毫的激情。理查德·珀尔后来说道，在布什政府的早期阶段，拥护推翻萨达姆的那些人当时在布什政府内部的辩论中输了。〔91〕事实上，《纽约时报》在2001年3月曾报道：“一些共和党人”抱怨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说他们“没能成功实现他们在选举前加紧努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主张”。与此同时，《华盛顿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鹰派已成鸽派乎？》的社论。那篇社论的文本即1998年1月26日致克林顿总统的那封信函。〔92〕
考虑到围绕2004年出版的两部书——理查德·克拉克所著的《反对一切敌人》和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所著的《忠诚的代价》——的宣传和争论，人们可能认为，从2001年1月底就职的那一刻起，布什和切尼就倾向于入侵伊拉克。〔93〕然而，这种解释却是错误的。虽然他们肯定对推翻萨达姆感兴趣，但是在公开记录中，却并没有证据表明在“9·11”事件之前他们就在认真思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2000年的竞选期间，布什不主张使用武力来对付萨达姆，而且他清楚地向鲍博·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表明，在“9·11”事件之前他没有考虑过对萨达姆发动战争。〔94〕有趣的是，他在竞选中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于2000年初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该文说美国能够同一个核武装起来的伊拉克相处。赖斯宣称，萨达姆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且说对他的政权“不需存有许多的恐慌感”。〔95〕
副总统切尼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坚持认为，征服伊拉克将铸成战略上的大错，他在1998年新保守派致克林顿总统那两封呼吁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的信上面都没有签名。〔96〕在2000年竞选的结束阶段，他为1991年没有进军巴格达——他作为当时的国防部长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的决定进行了辩护，说“我们要维持目前对伊拉克的态度”。〔97〕没有证据表明他或者总统的想法在2001年初有了重大的变化。〔98〕在两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函上都签过名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似乎是布什政府高级官员行列中在就职时唯一可能赞成伊拉克战争的人。当此之时，在那些有时被指责要对战争负责的其他团体——如石油公司、武器生产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或像凯洛格·布朗和鲁特公司（Kellogg Brown & Root）这样的国防承包商——中，没有一个团体在嚷着要入侵伊拉克。在开始的时候，新保守派基本上是孤军作战。(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尽管新保守派的重要程度达到了成为这场战争主要设计师的地步，但是他们却无力说服克林顿或布什支持入侵伊拉克。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帮助，而所需要的帮助在“9·11”事件发生之际降临了。具体而言，那个悲剧性日子里的事件导致布什和切尼彻底地改变了路线，并成为以预防性战争推翻萨达姆的坚定支持者。罗伯特·卡根在接受乔治·帕克的访问时很好地陈明了这一点：“9月11日是个转折点。其他什么都不是。这不再是9月10日的布什了。”在说服总统和副总统支持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新保守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斯库特·利比、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来说，“9·11”事件是兜售他们过去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背景。用卡根的话来说，他们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可能是在总统和副总统都在试图弄清楚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它似乎要求对国际政治进行全新的思维——的意义之际，“有一个应对世界的现成方法”〔99〕。
沃尔福威茨的行为特别惹眼。2001年9月15日与布什在戴维营进行的一次关键会晤中，沃尔福威茨主张在进攻阿富汗之前进攻伊拉克，即便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卷入到对美国的攻击之中，即便人们知道本·拉登呆在阿富汗。〔100〕沃尔福威茨如此执著于征服伊拉克，以至于5天后切尼不得不叫他“别煽动以萨达姆为目标”〔101〕。根据一位共和党的立法人员所说的话，他“像鹦鹉一样一直在唠叨（伊拉克）。这使得总统心烦不已”〔102〕。虽然布什拒绝了沃尔福威茨的建议而去攻打阿富汗，但是同伊拉克的战争现在则被严肃地看作一种可能性，而且总统在2001年11月21日交给军事规划人员任务，制定好入侵伊拉克的精确计划。〔103〕
其他的新保守派也在权力的门廊中卖力地穿行。虽然我们对此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但是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像伯纳德·刘易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福阿德·阿杰米这样的学者，在说服副总统切尼支持伊拉克战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4〕事实上，网络杂志《Slate》的编辑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将刘易斯描述为“或许是伊拉克战争背后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105〕。切尼的观点也严重地受到他的工作人员中那些新保守派——如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和约翰·汉纳——的影响。但是对副总统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则肯定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斯库特·利比。他是布什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个人之一，而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观点，与他的亲密朋友和长期导师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观点相类似。〔106〕就在“9·11”事件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曾报道说：“以保罗·D.沃尔福威茨……和I.刘易斯·利比为首，某些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不仅迫切要求一场时间最早和范围最广的针对在阿富汗的奥萨马·本·拉登的网络，而且也针对在伊拉克和黎巴嫩贝卡（Bekka）谷地的其他可疑恐怖基地的军事行动。”〔107〕当然，到2002年初的时候，副总统的立场——即美国可能将不得不清除萨达姆——有助于说服布什总统。〔108〕
其他两点考虑显示，在使得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问题上，新保守派在布什政府内部影响力是多么地深远，多么地重要。第一，新保守派不只是下决心，而且简直就是执迷于剥夺萨达姆的权力，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就像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2003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我确实相信有些人已经以神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了。它几乎是一种宗教——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将是我们社会的终结。”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描述在伊拉克战争预备期间柯林·鲍威尔从参加白宫会议回来时的情形，“（他）不断地溜动他的眼睛”，并且说道：“哎呀，对伊拉克是多么地执迷呀！”鲍博·伍德沃德报道说，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肯尼思·阿德尔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因支持的消退而似乎不会发生战争，因而他真是忧心如焚。”〔109〕
第二，在国务院、情报界，或者正规军队里面，对伊拉克开战几乎没有什么激情。虽然国务卿鲍威尔最终支持总统的战争决定，但是他相信那是个坏主意。在国务院里面的那些普通成员像他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在国务院里面却有两个主要的局外人——约翰·博尔顿和戴维·乌姆瑟尔，他们都是与白宫关系密切的著名新保守派。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虽然也支持白宫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却不是强烈的主战者。事实上，在情报界内部，几乎没有人发现战争的理由令人信服。就像下面所要讨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新保守派建立自己的情报单位的原因。军队对伊拉克问题充满怀疑，陆军尤其如此。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对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欣赛克（Eric Shinseki）将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前者将欣赛克将军有关占领伊拉克所要求达到必需的军队水平的估计，看作“离题万里”而不予理睬，后者则因欣赛克将军对伊拉克战争的计划表达怀疑而对他进行批评。〔110〕布什政府内部的战争鹰派主要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官员，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新保守派。
他们争分夺秒地辩解说，入侵伊拉克对于赢得反恐战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努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布什进行不断地施压，另一方面是试图克服政府内外的反战声浪。2001年9月13日，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标题为《这超越了本·拉登》的新闻稿。该新闻稿坚持认为：“以起诉确定性来对奥萨马·本·拉登进行漫长的调查以证明他的罪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的所说所讲和所作所为都是有罪的。他的历史即他的罪行根源。同样的情形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我们过去的行动当然不够强有力，而我们现在必须抓住机会改变这种被动性的模式。”〔111〕一星期后的9月20日，一群著名的新保守派及其盟友发表了一封致布什的公开信，告诉他“即使证据并没有将伊拉克同（‘9·11’事件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任何针对根除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战略，都必须包括剥夺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的坚定努力。”〔112〕这封信还提醒布什说：“以色列一直而且依然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坚定盟友。”
刚过了一个星期后的9月28日，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上认为，在我们对付完阿富汗之后，叙利亚应该是下一个目标，接下来则是伊朗和伊拉克。他认为，当我们终结了“世界上这个最危险的恐怖政权的时候，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画上句号”。此后不久，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10月1日的《旗帜周刊》那一期上，要求在塔利班被打败之后立即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113〕其他学者，如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则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主张，甚至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尘埃落定之前，“累积起来的证据就表明，伊拉克支持或者可能策划了这一攻击行为”〔114〕。
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面，新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懈的公关运动，来赢得人们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2002年4月3日，他们发表了另一封致布什的公开信，该信明白无误地将以色列的安全同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联系在一起。〔115〕这封信一开始就赞赏总统“因以色列政府参与到目前的反恐运动中，而对以色列政府进行坚决支持的立场”。该信随后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有个共同的敌人”，并且在“打一场相同的战争”。信中还敦促布什“加快剥夺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的计划”，否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和我们至今已经遭受的损失，似乎只是要比这大得多的恐怖的序幕而已”。该信以下面的内容结束道：“以色列的反恐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以色列的胜利是我们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道德和战略的双重理由，我们需要支持以色列的反恐战。”
该信的基本目的，是要将阿拉法特、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描述为笼罩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的主要部分。这种对不断增加的共同危险的描述，不仅为美以之间的紧密关系辩护，而且也为美国将这三个人当作美国的死敌，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强硬回应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进行辩护。就像在前一章所指出的那样，2002年4月初当撰写这封信的时候，布什政府同沙龙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充满着争争吵吵。该信的签名者包括肯尼思·阿德尔曼、威廉·贝内特、琳达·查韦斯（Linda Chavez）、埃利奥特·科恩、米奇·德克特（Midge Decter）、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罗伯特·卡根、威廉·克里斯托尔、耶和华·穆拉维奇科、马丁·佩雷茨、理查德·珀尔、丹尼尔·派普斯、诺曼·波多雷茨、詹姆斯·伍尔西，以及其他的人。
其他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派的亲以色列学者也为倾向战争的主张坚决擂鼓呐喊助威。支持战争的理由在2002年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出版的那本题为《威胁风暴》的预兆不祥的书中得到了主要的声援。该书认为萨达姆太愿意接受冒险，太缺乏理性，以至于无法对他进行吓阻；并得出结论说，预防性战争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因为波拉克是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他先前曾宣称推翻萨达姆是“时光倒流的幻想”（rollback fantasy），因此他转向支持战争的立场似乎特别有说服力，尽管该书以具有支持某种立场的倾向来对待证据。〔116〕在这一时期，波拉克由外交关系委员会改投布鲁金斯协会的萨本中东政策中心，在那里他与该中心主任马丁·因迪克于战前的数月中写了大量的舆论版社论和评论文章，警告说萨达姆是不能够被吓阻的，联合国的核查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无论多么令人遗憾，武力几乎肯定是必要的。〔117〕
新保守派及其盟友使用的是同以色列政府过去常常推动战争的相同观点和几乎相同的语言。新保守派经常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慕尼黑，将萨达姆比作希特勒，将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这样的反战者比作像内维尔·张伯伦那样的绥靖者。〔118〕他们坚持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正面对一个飘忽不定的共同敌人——“国际恐怖主义”；而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话来说，伊拉克则是“世界恐怖的中心”〔119〕。战争鹰派将萨达姆描述为特别具有侵略性的鲁莽领导人，他不仅会对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也会把这些武器交给恐怖分子。〔120〕由于将外交和多边主义等同于软弱，因此新保守派的评论家们唯有蔑视联合国及其在伊拉克的核查人员，法国就更不用提了。〔121〕事实上，他们重复着以色列的古老格言说，武力在中东有着巨大的效用，因为借用克劳萨默的话来说，中东是一个“权力首先支配尊敬”的地区。〔122〕
有人可能认为，这一分析夸大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报纸专栏、书籍，以及舆论版社论对决策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毕竟，相对来说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实际上会阅读各种各样的公开信，而且在美国报纸上存在大量同伊拉克战争毫不相干的其他文章、社论和舆论版社论。然而，这种观点将是错误的。致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各种信函的签名者，都是与那些重要的决策者和国会山的立法者有联系，并对他们产生影响力的有权有势者，其中有些是他们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一起密切工作的人。事实上，许多在早先致克林顿的信函上签名的那些个人——包括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以及费思——成了布什政府的核心决策者。因此，在“9·11”事件至入侵伊拉克期间那些在致布什的信函上签名的人，并非在白费气力地叫嚷。对于像查尔斯·克劳萨默和威廉·萨菲尔这样的新闻记者来说，情形也是如此。他们俩分别经常为美国两份著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撰写有关伊拉克的文章。就像对待在《旗帜周刊》这样的新保守派杂志上的文章一样，美国政府里里外外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很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这些置身布什政府之外的人的写作，起到了强化身处布什政府之内的人的观点，他们都拥有认为需要入侵伊拉克的相同观点。所有这些努力的潜在目标，是要以一种将会推动战争的肯定性决定的方式来确定辩论的条件。通过使战争显得似乎既是必要的又是有利的，通过将潜在的反战者描绘成在恐怖问题上“软弱”，通过重复那些熟悉的道德和战略观点而将美国的命运同以色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努力起到了抑制进行有关入侵正反面严肃讨论的作用，并且是更为广泛的支持战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