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与政权更迭
就像本书第八章中所讨论的那样，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导致布什总统放弃双重遏制的政策，并转而追求甚至更具野心的地区改造战略。美国军队将被用来推翻中东地区的那些敌对政权。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伊朗适合作为布什政府打击名单上的第一个理想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色列领导人总是将伊朗描述为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伊朗是最可能获得核武器的敌人。就像以色列国防部长宾雅明·本-厄里泽（Binyamin Ben-Eliezer）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一年所评论的那样：“伊拉克是个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你应该明白，伊朗今天比伊拉克更加危险。”〔48〕
然而，沙龙及其助手到2002年初的时候承认，美国决心先同伊拉克进行对抗，在萨达姆被赶下台之后再对付伊朗。他们对这一议程的排序没有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们不断提醒布什政府，说它一完成巴格达的任务就必须对付伊朗。在2002年11月《伦敦时报》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沙龙开始公开推动美国同伊朗进行对抗。〔49〕他将伊朗描述为“世界恐怖中心”，热切地想得到核武器，因此他宣称布什政府应该在征服伊拉克的“那一天之后”就对伊朗采取强制手段。
2003年4月底巴格达陷落之后，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大使现在要求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他指出，推翻萨达姆还“不够”。用他的话来说，美国“必须穷追猛打。我们依然有大量来自叙利亚、来自伊朗的巨大威胁”〔50〕。10天之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对伊朗的核野心越来越关注，有“许多来自以色列要求我们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压力”〔51〕。西蒙·佩雷斯在6月25日的《华尔街日报》舆论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阻止阿亚图拉·核武器的出现》的文章。他对伊朗人威胁的描述听起来同早先萨达姆威胁的描述如出一辙，其中甚至包括20世纪30年代绥靖教训的老生常谈。他强调说，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容忍它成为核国家。〔52〕
新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地提出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理由。2003年5月，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报道说：“自从5月初以来，新保守派现在集中关注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所作的努力的密度要大得多了，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成果。”〔53〕按照《前沿》周报的说法，6月初，“行政当局里里外外的新保守派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推动德黑兰的政权更迭。有关可能的秘密行动报道在最近几周已经浮出了水面”〔54〕。
像往常那样，那些著名的新保守派——从根本上来说是那些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人——发表了一组文章，来为打击伊朗找到理由。威廉·克里斯托尔在5月12日的《旗帜周刊》上写道：“解放伊拉克是未来中东的第一个伟大战役……但是下一场伟大战役——我们希望不是军事战役——将是针对伊朗而进行的。”〔55〕一位著名的对伊朗持鹰派立场者迈克尔·雷丁在4月4日的《国民评论在线》上写道：“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外交‘解决’了。此时此地，我们将不得不对付这些恐怖分子的祸首。由于伊朗人民公开厌恶这个政权，因此伊朗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纪念的胜利的可能性；而如果美国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他们将热切地与这个政权进行战斗。”〔56〕
其他在此时提供类似观点的学者，包括中东论坛的丹尼尔·派普斯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后者在5月20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伊朗施压》的文章。他们要求布什政府支持人民圣战者组织。该组织以伊拉克为基地，致力于推翻德黑兰的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已将它定性为一个恐怖组织。劳伦斯·卡普兰在6月9日的《新共和》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对伊朗的核计划更加强硬，因为他担心伊朗的核计划要比大多数美国决策者所承认的那样要走得更远。〔57〕(https://www.daowen.com)
5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同两个其他的亲以色列组织民主捍卫基金会和赫德森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一次全天候有关伊朗未来的会议。〔58〕发言者几乎都是强烈支持以色列的人：他们是伯纳德·刘易斯、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以色列国防军高级顾问和以色列政府前南黎巴嫩协调员尤里·卢布兰尼（Uri Lubrani）、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和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莫里斯·阿米塔伊、迈克尔·雷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以及赫德森研究所的梅拉夫·乌姆瑟尔。在台面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明显只有一个：“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伊朗的民主化和政权更迭？”答案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每位发言者都要求美国做远远更多的事情来推翻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用一个民主国家来取代它。
朝着这一目标，以色列游说集团开始了同伊朗已故国王之子里扎·巴列维（Reza Pahlavi）的密切关系。人们相信他同沙龙和内塔尼亚胡都进行过私人会见，他也同美国的那些亲以色列团体和个人有过广泛的接触。这种变化中的关系，与此前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有影响力的团体曾刻意培养的与伊拉克流亡者艾哈迈德·沙拉比的关系非常相像。亲以色列团体似乎不清楚巴列维（就像沙拉比一样）在其祖国几乎不存在合法性，因而这些团体促进了他的事业发展。作为回报，巴列维清楚地表明说，如果他在伊朗掌权，他将保证这个国家同以色列会存在友好的关系。〔59〕
2003年5月19日，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宣布，他计划将提出资助反对派团体和在伊朗推进民主的立法。所谓的《伊朗民主法案》（Iran Democracy Act）不仅得到伊朗流亡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以及伊朗民主联盟（Coalition for Democracy in Iran）——该联盟的创始人包括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莫里斯·阿米塔伊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雷丁——的支持。该法案在众议院由另一位致力于支持以色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布拉德·谢尔曼提出。到7月底的时候，国会两院都通过了该法案，尽管资助反对派的内容在最终的立法中被删除了。〔60〕
支持这项立法的团体曾强调说，伊朗是个主要的威胁，因为它支持恐怖主义，接近成为一个核国家。但是他们也试图指控伊朗要对巴格达沦陷以后美国所面临的一些其他问题负责。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认为，伊朗正庇护一些在2003年5月12日曾攻击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其他目标的基地组织人员。伊朗人否认了这一指控，而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则相当怀疑地看待新保守派的这种指控。〔61〕新保守派也是这种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伊朗一直支持对在伊拉克的美国军队的攻击。就像迈克尔·雷丁于2004年4月所写的那样：“只要德黑兰通过其边境派遣恐怖主义干部，伊拉克就不会有和平和安全。”〔62〕
如果伊朗正在伊拉克贡献民兵部队，那么这几乎证明不了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伊朗并不是美国在伊拉克所面临问题的主要根源，而且即使伊朗什么事情都不做，美国将依然深深地陷在麻烦之中。如果伊朗正在这样做，那也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吃惊。毕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入侵了伊朗的两个邻国，同时宣称德黑兰是“邪恶轴心”的组成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要求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法律，而且布什政府对伊朗流亡团体进行了资助，数次暗示它可能以军事力量打击伊朗。难道任何面临此种威胁的国家不会尽力保护自己吗？伊朗保护自己的举措，包括利用它在不同伊拉克派别中的影响力，以及可能向他们送去各种形式的援助。如果一个敌对强国征服了加拿大或墨西哥，并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志趣相同的政府，美国难道不会试图搅浑那个敌对强国所作的努力，确保结果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吗？虽然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来怨恨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却几乎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或者将此看作伊朗敌意不断的证据。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当莫斯科正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给北越的时候，对苏联深深的厌恶之情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北越则用这些援助杀死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