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流氓国家”的对抗
在反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和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流氓国家”的行动中，新的战略理论也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一个关键盟国。就像“反恐伙伴”的观点一样，乍听起来，这一熟悉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像叙利亚、伊朗，或者萨达姆·侯赛因那些独裁政权，他们既对美国，也对以色列充满敌意，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的吗？难道这样的政权不可能会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勒索美国，或者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恐怖分子吗？由于这些危险，难道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慷慨的援助没有意义吗？这些援助既可以保护以色列不受这些危险邻国的威胁，又可以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从而加速这些血腥政权的垮台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一理论经不起仔细的审查。虽然美国同这些政权中的每一个都有重大的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分歧就是它们对某些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它们对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表露出来的明显兴趣，但是除了美国对以色列本身的承诺外，它们并不构成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石油，而保护其自身获准进入这一商品主要依靠的是防止任何单个的国家控制整个地区。如果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变得太强大、太具侵略性的话，这就会成为美国对其进行攻击的正当理由——就像在1991年至1992年期间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却不能够成为同时攻击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正当理由。
另外，那些被经常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来反对这些“流氓国家”的因素，在战略理由上甚至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是独裁政权这一事实，就成了它们不懈地对美国充满敌意的理由吗？不，因为当与独裁政权结盟能够推进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并且今天的做法依然如故。它们对恐怖团体的支持是一个充分的根据吗？并非真的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和恐怖团体曾克制自己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欲望，因为美国过去对恐怖主义——包括这些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推广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当这样做可以推进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曾愿意同自己不一定喜欢的政权合作。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期间，美国就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进行过支持。而今天，它依然在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权，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政府在克什米尔和其他地方支持恐怖主义。在对付塔利班的时候，美国领导人也乐意接受伊朗的帮助，并乐意从叙利亚那里得到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信息。无可否认，这些合作的例子是有限的，但是它们确实显示，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构成了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致命威胁。
有关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或者伊朗可能挑战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国这个问题又如何呢？尽管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小问题，但是它们都不能够成为美国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的理由。以色列自身对黎巴嫩的干涉已经不断使得美国在那里所作出的努力变得复杂化，而且它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经常愿意使用武力，已经鼓励其他的中东国家渴望拥有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此前所指出的那样，当涉及维持黎巴嫩的稳定，或者保持海湾均势的问题时，以色列算不上是一份战略资产。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详细讨论的那样，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使得美国更有效地对付这些无可否认的问题政权的努力不断遭受挫折。
事实上，作为帮助以色列的理由，这一具体的战略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环环相扣的。虽然以色列被描绘成对付自己危险邻国的关键盟国，但是对以色列的承诺首先是美国为什么视这些国家为威胁的重要原因。确实，如果华盛顿的政策不是被其先前对以色列的承诺所局限，那么它可能发现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各种冲突时会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现在都太弱小，不能够对美国造成重大的伤害——虽然它们肯定能够使美国的某些行动困难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伊拉克的行动；而且当美国被迫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些国家的时候，以色列谈不上是一笔资产。
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也不能够为美国目前如此强烈支持以色列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虽然美国有其自身的理由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扩散，但是，即使在我们作出最大努力的情况下，如果该地区的某些国家最终还是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也不会是对美国的战略灾难。相反，美国之所以关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或伊朗目前的核野心，主要是源于据称它们构成的对以色列的威胁。布什总统在2006年3月也承认说：“当然，来自伊朗的威胁，是他们明言要摧毁我们强大的盟国以色列。”〔84〕
然而，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都有自己强大的核武装，这种危险被夸大了。直接攻击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有数百件核武器，而美国则有数千件这样的武器。如果它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作恶者将立即面临毁灭性的报复。没有哪个核武装的“流氓国家”能够勒索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勒索者在实施威胁以后都将面临同样的厄运。冷战期间，苏联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信守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受此指导，被那些轻视生命价值的残暴之人统治。然而，莫斯科却不能够利用其庞大的核武库来“勒索”美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从未有过这样的企图。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拥有自己的武器，能够（也会）进行相同的报复。(https://www.daowen.com)
“流氓国家”可能决定将一件核武器交给恐怖团体的可能性同样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决不能够肯定武器的转让不会被发现，或者说他们不会在事后遭到谴责和惩罚。事实上，放弃它们冒险得到的核武器是这些政权最不会去做的事情。它们将再也不能够控制这些武器可能怎样使用，美国（或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怀疑某个“流氓国家”具有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它们就绝对不能肯定这两个国家不会使其遭受毁灭的命运。如果美国能够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或中国相处，如果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拥抱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印度，那么无论多么地不情愿，美国也能够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相处。
人们有时候说，威慑对这些政权并不管用，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如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没有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欢迎殉道，因此对他们的威慑是无效的。用《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话来说，“威慑对于反对千禧年和平、以献身祭拜为荣的宗教狂热分子来说，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已”〔85〕。当然，不赞成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某个世界上的领导人不可能屈服于自杀式的疯狂。然而，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如此耸人听闻的观点。这些被指称为缺乏理性的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自发动一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准备一次真正的打击将要求许多其他人的积极帮助和赞同，而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欣然接受殉道。例如，在伊朗，军事权力甚至不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掌握之中。进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导人曾经寻求殉道——萨达姆·侯赛因当然没有，直到绞索套到他脖子上的时候也没有。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观点曾被提起过，并且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的强硬派曾经认为，苏联领导人由于受意识形态驱动，蔑视人的生命，因而可能不能够对其进行威慑；而其他的美国领导人则害怕中国获得核武器，但是，中国的核行为却被证明是非常精明审慎的。〔86〕虽然美国领导人不应该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情形感到自鸣得意，但这一问题却也不能够成为美国目前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的战略理由。
即便叙利亚或者伊朗在像黎巴嫩和伊拉克那样的地方确实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或者如果它们也拥有或者想要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也使得美国有效地对付它们变得更加困难。以色列的核武器库是其某些邻国为什么想要获得核武器的原因之一，而威胁对它们进行政权更迭只是强化了它们的这种愿望。尽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美国却愿意支持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这两个原因，也使得美国在试图对付那些意欲进行核武器扩散者的时候，显得十分虚伪。然而，当华盛顿打算使用武力来打击这些政权的时候——正如两度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却谈不上是一笔资产，因为以色列不能够参加战斗。
进而言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继续压迫这两个因素，一道削弱了美国在许多其他地区的主张，使得美国在像反恐战争或者使中东民主化的相关问题上，更难以寻求有意义的合作。就像在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而且许多外国精英认为，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政策心照不宣的支持，在道德上是哑口无言的。例如，2004年4月，52名前英国外交人员联名寄给托尼·布莱尔首相一封信，说以巴冲突已经“毒化了西方同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并警告说，布什和沙龙的政策是“片面的和非法的”，将使得“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要付出更多血的代价”。然而，实际上布莱尔并不要别人来告诉他，因为他反复——虽然不成功——试图使布什政府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而一个由88名美国前外交官组成的团体立即跟进的做法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将一封类似的信件寄给了布什总统。〔87〕甚至像老资格的军事记者泽厄夫·希夫（Ze'ev Schiff）这样著名的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一冲突的继续，包括以色列的占领，最终必将导致新一波的恐怖浪潮；美国非常担心的国际恐怖主义将会蔓延。”〔88〕2006年，这一切后果变得清晰明显了，当时美国正努力铸就一个逊尼派联盟，以帮助对付伊拉克正在恶化的局势和平衡伊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但是逊尼派所关心的问题——美国在以巴冲突中一以贯之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以及他们意识到的事情——与美国人走得太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却削弱了美国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阿拉伯外交官说，像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国家将发现，在伊朗问题以及广泛的中东地区稳定问题上公开同美国站在一起将是困难的，除非华盛顿向以色列施加和平倡议的压力。”或者像一位阿拉伯外交官所说的那样：“通往巴格达的路要经过耶路撒冷，而不是绕道而行。”〔89〕而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两党的跨党派伊拉克研究小组会在2006年12月得出结论说：“除非美国直接处理阿以冲突问题，否则美国在中东将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90〕
简而言之，将以色列看作美国最重要的反恐盟友以及反对各色各样的中东独裁政权的盟国，夸大了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提供帮助的能力，无视这一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负面作用，忽视了以色列的政策使得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努力更加困难。自冷战结束以来，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已经稳步下降。认为以色列正帮助我们打败一个权力巨大的对手这种说法，再也不能够成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理由了；相反，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促成了美国成为激进的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使得美国在许多第三方——包括美国的欧洲和阿拉伯盟国——的眼中显得无情和虚伪。虽然美国从同以色列的各种战略合作行为中获益，但是以色列更多的是一笔负资产而非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