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怀疑的盟国

质疑以色列战略价值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以色列有时候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忠诚的盟国。就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色列首先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当它相信——或错误地或正确地——那样做将促进自己的国家目标的时候，以色列一直愿意做那些与美国利益相反的事情。例如，在1954年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Lavon affair）中，以色列特工试图炸毁美国在埃及的几个政府办公室，这是一次试图在华盛顿和开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拙劣行动。在1979年至1980年期间，正当美国的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为人质的时候，以色列却向伊朗出售军事装备；而且在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还是伊朗的一个主要军事供应商，尽管美国对伊朗怀有担忧，并且心照不宣地支持伊拉克。以色列后来在1989年从伊朗购买了3600万美元的石油，企图使在黎巴嫩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人获释。虽然所有这些行为从以色列的立场来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却与美国的政策相左，对美国的总体利益造成了伤害。〔91〕

除了向美国的敌人销售武器，以色列还将美国的技术转让给第三国，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美国潜在对手，这些行为违背美国的法律，威胁美国的利益。1992年，美国国务院的监察长报告说，从1983年开始，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存在一种“不断增加的、未经授权的系统性武器转让模式”〔92〕。大约在同一时期，调查“道顿事件”（Dotan affair）——这是一起由以色列空军采购部门前负责人挪用或非法转移美国军事援助款项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的美国审计总署官员不断努力同以色列官员来商讨这一事件。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说法：“以色列政府或者拒绝讨论这一问题，或者拒绝让（美国）调查人员向以色列的人员发问。”〔93〕

在近几年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据报道，当2004年以色列同意给它在1993年卖给中国的雄蜂猎杀者无人驾驶飞机进行升级的时候，甚至连一直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都愤怒了。〔94〕另一位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在（美以）军事关系中正在发生严重的问题。”〔95〕

加剧这些紧张情形的是，以色列进行的那些反对美国的广泛间谍活动。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说法，这个犹太国家“比任何美国的盟国所进行的反对美国的间谍活动都要更加咄咄逼人”〔96〕。偷窃美国的经济秘密，使得以色列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比美国企业享有重大的优势，从而给美国的公民增加了额外的成本。(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色列持续努力偷窃美国军事秘密的行为。这一问题由于臭名昭著的江奈生·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案而显得更加突出了。波拉德是一位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1984年至1985年期间，他提供给以色列大量高度机密的材料。在波拉德被抓获后，以色列拒绝告诉美国波拉德提供了什么东西给他们。〔97〕波拉德案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1986年，以色列间谍人员从一家美国公司偷窃间谍照相机技术，一个美国的裁决小组后来指控以色列的行为“背信弃义”、“违反法律”和“鬼鬼祟祟”，并下令以色列向那家公司——侦查/光学公司（Recon/Optical Inc.）——赔付大约300万美元的损失。以色列的间谍也进入到有关五角大楼电子情报计划的美国机密信息中，并企图招募国防部的高级反恐官员诺尔·科奇（Noel Koch），虽然结果并不成功。《华尔街日报》引用司法部内务安全处的前负责人约翰·达维特（John Davitt）的话说：“我们这些在谍报领域做事的人，将以色列看作外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第二活跃的国家。”〔98〕

2004年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议，当时五角大楼的一位主要官员拉里·富兰克林（Larry Franklin）因被控将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机密情报给一名以色列外交官而被逮捕，据说他得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两名高级官员斯蒂文·罗森和凯斯·维斯曼（Keith Weissman）的帮助。富兰克林最后接受了法庭的判决（plea bargain），因他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而被判入狱12年，罗森和维斯曼则按计划在2007年秋天接受审判。〔99〕

以色列当然不是唯一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而且华盛顿也针对盟国和对手进行广泛的间谍活动。这样的行为既不令人吃惊，也没有什么好特别指责的，因为国际政治大致就是这样的勾当，而且一个国家经常肆无忌惮地尽力获得压倒他国的优势。然而，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紧密关系，却使得以色列更容易偷窃到美国的秘密，而以色列也毫不犹豫地在那样做。至少，以色列愿意对它的主要保护者进行间谍活动，进一步使人怀疑其全面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冷战已经结束的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