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后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大马士革
在此值得我们回顾一下早在双子塔倒塌之前，某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有关他们对叙利亚所持的看法。在1996年由一小撮新保守派为即将就任的内塔尼亚胡总理撰写的《干净了结》研究报告中，大马士革显然是其锁定的目标。此外，丹尼尔·派普斯和为了自由的黎巴嫩美国委员会（U.S.Committee for a Free Lebanon， USCFL）前负责人齐亚德·阿布德尔诺尔（Ziad Abdelnour）在2000年5月合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要求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威胁来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消除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54〕为了自由的黎巴嫩美国委员会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关系密切的近亲；许多新保守派是其主要的活动分子和支持者，其中包括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道格拉斯·费思、理查德·珀尔，以及戴维·乌姆瑟尔。事实上，就像亲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埃里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一样，他们所有人都在2000年的报告上签了名。〔55〕
在克林顿当政的岁月里，像其他这样的建议一样，这一建议在华盛顿并没有获得许多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在此时期以色列致力于同叙利亚达成和平。除了这些强硬派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团体，几乎没有什么动力来挑战克林顿的叙利亚政策，因为克林顿总统的做法总是反映了以色列的做法。但是当2001年沙龙上台的时候，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看法发生了急剧变化。作为对这一变化的反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团体开始为一项更加咄咄逼人的大马士革政策进行施压。
2002年春，当伊拉克正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在推动将叙利亚放在“邪恶轴心”中的立法，而且国会议员恩格尔将《叙利亚义务法案》（Syria Accountability Act）提交到国会。〔56〕该法案威胁，如果叙利亚不从黎巴嫩撤离、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那么就将制裁叙利亚。〔57〕这份建议的法案也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同以色列媾和的具体步骤。这一法案得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团体——尤其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而且按照犹太通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的说法，是由“国会中一些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制定的”。犹太通讯社也报道说，法案在“行政当局中最热心的支持者”是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艾布拉姆斯经常与奥尔默特办公室进行接触。〔58〕
布什政府之所以在2002年春反对《叙利亚义务法案》，部分是因为布什政府担心该法案可能削弱为兜售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努力，部分是因为布什政府担心该法案可能导致大马士革停止向华盛顿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有用情报。国会同意将该项法案暂时搁置一旁，直到平定萨达姆的事情之后再说。
但是一旦巴格达在2003年4月陷落，以色列游说集团就立即重新开始了它针对叙利亚的活动。受到那时候在伊拉克看似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鼓舞，一些以色列的支持者不再对只是要叙利亚改变其行为感兴趣了。相反，他们现在要推翻这个政权本身。保罗·沃尔福威茨宣称：“必须在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而理查德·珀尔则告诉新闻记者说：“我们可以（向中东的其他敌对政权）传递一个简短的信息，一个两个词组的信息：‘你们是下一个。’”〔59〕成员包括肯尼思·阿德尔曼、埃利奥特·科恩和詹姆斯·伍尔西，由珀尔所领导的具鹰派色彩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也在推动强硬的叙利亚路线。〔60〕(https://www.daowen.com)
除了艾布拉姆斯、珀尔和沃尔福威茨之外，其他政府内部推动在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人，主要是助理国务卿（以及后来的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伊拉克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前，他就告诉以色列领导人说，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布什总统就将立即对付叙利亚、伊朗和朝鲜。〔61〕朝着这一目标，据报道，博尔顿在7月中旬准备告诉国会说，叙利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已经达到了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稳定、早晚都要对付的地步。然而，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反对他的说法，并认为博尔顿正在扩大危险。结果，布什政府不允许博尔顿那时候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作证。〔62〕然而，博尔顿的作证并没有延迟很久。2003年9月，他出现在国会，并且将叙利亚描述为对美国中东利益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63〕
4月初，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两党研究报告，声称叙利亚“应该明白这一信息，即那些追求萨达姆式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的国家，其命运将会同他一样”〔64〕。4月15日，以色列裔美国新闻记者约西·克莱因·哈勒维（Yossi Klein Halevi）在《洛杉矶时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接下来，轮到向叙利亚施压》的文章；而在同一天，新保守派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则在《华盛顿时报》上写道，布什政府应该利用“无论什么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影响大马士革修正其行为或在那里进行政权更迭”〔65〕。第二天，以色列裔美国新闻记者、前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泽夫·查夫茨在《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上，撰写了一篇题为《恐怖——友好的叙利亚也需要改变》的文章。劳伦斯·卡普兰不甘落后，他在4月21日的《新共和》上撰文写道，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66〕
对叙利亚的指控显然与此前对萨达姆的指控相类似。保守派评论家杰德·巴宾（Jed Babbin）在《国民评论在线》（National Review Online）上撰写文章时坚持认为，即便阿萨德的军队是只纸老虎，他依然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那一观点的基础是“以色列人的消息来源”，该来源告诉巴宾，“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队确信，阿萨德将进行一位谨慎的领导人不会进行的冒险”，因此，“阿萨德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67〕前美国驻摩洛哥大使马克·金斯伯格（Marc Ginsberg）对“叙利亚秘密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它对炮兵导弹和火箭的武器研究”发出了警告。〔68〕就像他们的以色列同道一样，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也认为叙利亚正在隐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议员恩格尔评论道：“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没找到的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天最终出现在叙利亚，那将不会使我感到吃惊。”〔69〕
回到国会山，恩格尔于4月12日将《叙利亚义务法案》重新提交国会。〔70〕三天后，理查德·珀尔要求国会通过这一法案。〔71〕但是布什政府对这项立法依然几乎没有什么热情，并且能够再次使之停顿下来。8月中旬，恩格尔同一群政治家和犹太领导人从纽约动身到以色列，他们在阿里埃勒·沙龙耶路撒冷的办公室里同他会见了90分钟。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对来访者抱怨说，美国没有向叙利亚施以足够的压力，虽然他要特别感谢恩格尔支持《叙利亚义务法案》；沙龙并且明确说，他强烈支持在国会山继续推动这项立法的努力。〔72〕接下来的一个月，恩格尔说由于他“受够了……行政当局的叙利亚策略”，他开始再次推动这项法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恩格尔开始在国会山拉票。〔73〕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全面压力，布什再也不能够阻止国会通过这项立法了；这项反叙利亚的法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结果分别为398票比4票和89票比4票。布什于2003年12月12日签署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