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不大）的影响力
阿拉伯政府和自负的“石油游说集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都没有构成重要的平衡作用。石油公司和/或富裕的石油酋长国对美国中东政策施加强大影响力的信念广为传播，并且经常在这样的一种观点中得到反映，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石油战争”和为了像哈利伯顿这样的相关公司利益的战争。〔131〕有趣的是，这种观点是由对以色列一贯进行批评的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斯蒂芬·朱恩斯（Stephen Zunes），以及像马丁·佩雷兹这样捍卫以色列的人一起提出来的。〔132〕更带有阴谋色彩版本的这种观点认为，布什家族与沙特王室之间的私人和经济联系，形成了有损于美国利益的美国中东政策。〔133〕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描绘成仅仅是众多游说集团中的一个而已，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
毫无疑问，美国在位于波斯湾的能源资源有着主要的战略利益。虽然目前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进口的能源多于中东地区，但是石油和天然气是在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市场上买卖，因此任何减少能源总体供应量事情的发生，都将会推高油价和伤害美国的经济。〔134〕就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领导人将波斯湾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什么采取措施在那里维持地区均势，并阻止敌对国家干涉石油从该地区流动的原因。这一基本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寻求与海湾地区许多不同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尽管美国同这些国家在各种内政外交问题上立场并不相同。中东的重要性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沙特阿拉伯的紧密盟友，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多年支持伊朗的一个原因。〔135〕1979年伊朗国王的政权垮台以后，同样希望维持均势和保持石油流动的原因，令人信服地使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年）向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倾斜。尔后在1990年伊拉克攻占这个酋长国之后，美国对此进行干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这是美国的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防止任何单个国家在该地区建立霸权。用不着有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来鼓励这些政策，因为很少有人会对防止波斯湾石油由不友好方控制存在质疑。
然而，除了保持获取中东石油这一明显的利益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或强大的“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全面挺进中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如果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或者能源公司正在驱动美国的政策，那么人们就将看到美国同以色列拉开距离，也不会长期费力地让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虽然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反复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它对以巴冲突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但是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且甚至在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使用“石油武器”，也几乎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类似地，如果石油公司在驱动美国的政策，人们也将期待华盛顿向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穆阿马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利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拍马屁，这样美国公司就可以通过帮助它们开发能源资源和让它们进入市场，从而赚钱发财。相反，美国对所有这三个国家进行了制裁，这与石油公司所要求的完全相反。事实上，就像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将看到的那样，在有些情况下，美国政府故意干预威胁那些将使美国公司受益的商业交易。如果石油游说集团如某些批评者所相信的那么强大，这些行为就不会发生。
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富裕的石油生产国，已经雇用了公关公司和专业游说者来提高它们在美国的形象，并对具体的武器交易进行游说，而且它们的努力也偶有成果。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说服国会在1982年批准将预警飞机（AWACS aircraft）卖给沙特阿拉伯，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此强烈反对。虽然这一事件有时候被引用来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力的有限，以及“阿拉伯游说集团”的权力，但是后者在这一案例中的胜利，多归因于一组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那时被看作对海湾的一个严重军事威胁，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总统，而且里根政府全力以赴赢得了国会的批准。即便如此，这一军售也是勉强获得通过——参议院的最终投票结果是52票赞成、48票反对；而且面对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和国会的反对，里根被迫撤销了随后几个给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一揽子武器销售协议。〔136〕相反，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是美国公民小集团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因此它的活动被广泛而正确地看作一种合法的政治活动形式。
进而言之，由于大多数石油出口国政府依赖巨额的收入来维持它们自身的权力，威胁切断石油供应是难以置信的，因而它们的制衡力受到了削弱。许多这些政府在西方经济中也有规模巨大的投资，在发生持续经济下挫的情况下，它们会遭受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减少生产将推升价格，并且使可替代能源资源更加具有吸引力，强烈刺激美国和其他国家一劳永逸地脱离对石油的依赖。因为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希望使工业大国与石油和天然气挂钩，因此它们明显缺乏动机来使用由其支配的那点可能几乎不存在的影响力。结果，美国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能源公司的情况如何呢？虽然这些公司确实涉入大量的游说活动当中，但是它们最近几十年的游说努力，几乎一直完全集中在它们的商业利益上，而非范围更广的各种外交政策方面。具体而言，能源公司集中关注的是税收政策、政府规则、环境问题、获取进入潜在的能源开采地，以及其他能源政策的可行性方面。对它们而言，外交政策通常是第二位的关注；根据罗伯特·特赖斯的说法，它们的“基本目标……是在中东形成一个政治经济环境，以便允许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同样地，公司行为体的政治利益普遍比那些亲阿拉伯团体的政治利益范围要狭窄得多”〔137〕。(https://www.daowen.com)
当人们研究一下石油业交易协会的旗舰，美国石油研究所的网站时，这种相对狭窄的关注就显得非常明显。在“政策问题”总标题下面出现了五个主题：气候变化、勘探/生产、燃料、税收和贸易以及国土安全。网站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以色列”或“阿以冲突”，而且根本很少提及外交政策。相反，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则是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以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等网站首页的中心位置。〔138〕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莫里斯·阿米塔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指出的那样：“当石油利益集团或其他的公司利益集团进行游说的时候，它们进行游说行动的99％的时间，是花在它们认为是自己利益的事情上：它们对税收账单进行游说……我们很少看到它们游说外交政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拥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领域。”〔139〕
此外，由于害怕受到组织良好的亲以色列团体的报复，美国公司似乎没有试图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勇气。例如，1975年，由于发现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在美国支持大量的亲阿拉伯活动，因此遭到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和反诽谤联盟的公开谴责。作为回应，海湾石油公司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半个页面的广告为其行为道歉，并告诉该报的读者说：“你们可以肯定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就像特赖斯所指出的那样：“警惕、敏感和反动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乃是美国公司总是避免直接参与国内有关中东问题政治辩论的一个原因。”〔140〕
有的评论家相信，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正驱使美国或是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地方获得有利的让步，或是通过煽动那里的不稳定来使石油价格抬高，并使它们能够收获意外的利润。〔141〕这种行为不仅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也与主要能源公司的长远利益相左。能源公司不喜欢在富油区发生战争、制裁，或者政权更迭——这些正是近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内容，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威胁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获取，从而威胁到它们的赚钱能力，而此类事件也鼓励美国人更严肃地考虑减少对石油公司主要产品的需求。因此，当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一家主要的石油服务商——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时，他反对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正如在本书的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项由游说集团驱动的政策，并且切尼还抱怨美国公司正被美国的“制裁快乐”政策“弄得无法行动”。〔142〕切尼更早的主张认为，如果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的中东政策，那么美国就会在近些年里追求非常不一样的议程。
无论他们是多么好的资本家，这一点也不否认石油公司会从它们不鼓励的外交政策的倡议中寻求利益。石油公司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获得有利的让步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就像它们会快快乐乐地同萨达姆本人做生意一样。总而言之，富裕的阿拉伯政府和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的影响，要比以色列游说集团小得多，因为石油利益集团较少有需要扭转它们赞成的外交政策方向，而且它们没有同样的影响力。〔14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中注意到：“显而易见，即便是最重因果关系的观察家（也会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该地区石油占统治性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外交政策，更多地是对美国犹太人社会的压力所作出的反应，而且他们犹太人社会的自然愿望是支持以色列而非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在对以色列和阿拉伯游说集团进行比较时，米切尔·巴德承认，尽管像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 Aramco）在过去进行过游说活动，但是其努力“对美国外交政策并未产生能够察觉得到的影响”。或者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立法顾问道格拉斯·布鲁姆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在2003年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时所说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实际上没有对手。”〔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