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以巴冲突
首先，美国应该利用它相当的影响力来结束以巴冲突。就像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对所有战线——黎巴嫩、叙利亚，以及2002年6月布什总统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承诺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上的全面阿以和平有新的持续承诺……美国不支持其盟国以色列回避直接参与解决阿以冲突问题。”〔5〕
虽然美国领导人曾参与这一和平进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几乎从未使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影响力来推进这一进程。在重申其对以色列1967年边界之内的安全承诺时，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自己竭力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定居点政策——包括以色列夺取的“安全墙”土地，而且这一政策不符合美国或以色列的长期利益。
这一方法意味着放弃布什政府奄奄一息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强调会谈的时间表，代之以确定美国自己对于正义的和平所应该包括的内容的观点。具体来说，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为换取全面的和平，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6月占领的几乎所有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将必须根据1948年被驱赶而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有回到自己土地上的权利来达成协议。允许全面行使这一“权利”将威胁到以色列的身份，并且显然不可实行。但是这一基本原则既是根本性的正义问题，又是巴勒斯坦人除了在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外将不会进行任何妥协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必须承认回归的“权利”——即实际上承认以色列的建立涉及违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问题，而巴勒斯坦人必须同意永久放弃这一权利，以换取适当程度的补偿。美国和欧盟组织并资助一个慷慨的重建援助计划来补偿巴勒斯坦人，这将结束他们回归到从今往后实际上都是以色列的领土上的一切主张。
以色列据说有时候不能够作出这样的让步，因为它小而脆弱，而且如果它保证巴勒斯坦人有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的话，情形就将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耳熟能详的观点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自从以色列的早期岁月以来——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它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帮助，却仍然在设法打败各种敌人——战略形势已经发生多么大的改观。比起以色列在1967年6月刚刚占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时候，以色列现在要远远安全得多。以色列当年的国防支出不到埃及、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合在一起的国防支出的一半；而今天，以色列已经同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被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则多于伊朗和叙利亚的总和。以色列的敌人过去常常从苏联得到大量的军事援助；今天，那个超级大国已经消失了，而以色列同美国的联系则加强了。以色列在1967年不拥有可使用的核武器；而今天，它则拥有或许200件核武器。简而言之，在1967年的边界内，以色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过；而正是它继续在被占领土——以及戈兰高地——上的存在，给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以恐怖暴力的形式出现。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者通过向华盛顿施压，继续对占领进行资助，这对以色列并不利。
有些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实际情况与此相反。以色列今天的安全形势比196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伊斯兰团体，依然致力于毁灭以色列，并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强烈支持，因此形成潜在的致命威胁。对这一派的观点存在两种明白无误的回应。第一，这种观点夸大了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所构成的威胁——恐怖主义显然是一个问题，但却并非关乎存亡的威胁；而就像在第二章和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观点也夸大了伊朗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代表的威胁。第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结束占领也将有助于分裂和缓解厄运预言者现在所认为的联合起来针对以色列的力量联盟。叙利亚曾清楚地表明，如果重新获得了戈兰高地，它就将同以色列达成和平；而一旦它拿回了自己的土地，它已承诺切断向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提供支持。结束占领和帮助创建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将夺走伊朗在本地区的同情者，有助于将哈马斯或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团体，从国家事业捍卫者变成进步和繁荣的过时障碍。
美国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向以色列施压进行这一交易：只要美国资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那么它就有权说愿意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2000年2月设定的克林顿参数，表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为新的会谈提供了最佳的底线；而布什总统及其继任者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最终地位协议能够达成，那么美国和欧盟就应该愿意慷慨地资助新的安排，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对付双方的那些拒绝派。
结束以巴冲突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尽管以色列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优势，但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却因其在本地区内的被遗弃地位而受到削弱。只要巴勒斯坦人还被拒绝拥有一个国家，无论何时美国试图召集一个“志愿者联盟”，以色列的孤立地位都将使之不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发展出正常的关系——就像目前阿拉伯联盟所想象的和平建议那样，那么美国就将不用为支持以色列而付出外交代价，而当严重的地区威胁出现时，以色列则将可以加入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的行列中来。简而言之，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就可能变成其支持者经常所宣称的一种战略资产。
如果以色列依然不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保证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国家，或者如果以色列试图单方面将不公正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人，那么美国就应该缩减对它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美国之所以应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容忍以色列的任何恶意，而是因为它承认占领对美国不利，并且与美国的政治价值相左。如果坚持离岸平衡手的战略，那么美国就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盲目地忠于一个不合作的伙伴而行动。事实上，美国应该给予以色列选择：或者结束它那事与愿违的对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并继续作为美国的密切盟国，或者继续做自己的殖民国。
这一步骤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美国只是以应对过去其他殖民的民主国家同样的方式来应对以色列。例如，美国在冷战初期曾推动英国和法国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帝国，迫使它们（以及以色列）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从埃及的领土上撤离。美国也曾对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像日本、德国和韩国这样的密切盟国——采取强硬立场。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证实，如果为了取得正义持久的和平而有必要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话，那么美国人民将支持一位这样的总统。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尽管或许不是全部——组成部分来说，都是令其觉得极其讨厌的事情，并且也有可能激怒一些其他的美国人。进而言之，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社会内部的暴力分歧，以色列现任领导人的软弱地位，布什政府在该地区数不清的记录，以及以色列内部支持两个国家解决方案遭到销蚀，目前的情形几乎谈不上是有希望的。即使某些通过谈判达成两个国家解决方案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也哀叹道：“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边进行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想法，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6〕
但是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替代性的方案是什么？以色列的强硬捍卫者必须提供什么样的相反的未来视野呢？
考虑到目前的情形，对于上面描述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第一，以色列可以从其1967年之前的土地上和被占领土上驱逐巴勒斯坦人，从而通过公开的种族清洗行动来保持其犹太特性。虽然一些以色列强硬派，包括现在的副总理阿维格多·利伯曼，曾鼓吹过这种方法的不同版本，但是这样将会是反人类罪行的做法，以色列的真正朋友不会支持如此十恶不赦的一套行动。如果这就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反对者所鼓吹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白无误地这样说。然而，这种形式的种族清洗将不会结束冲突；它只会增强巴勒斯坦人进行复仇的欲望，加强那些依然拒绝以色列生存权的极端分子的力量。(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将成为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民主国家，他们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相邻分离的犹太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由一小部分犹太人和人数不断增加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提出。〔7〕然而，对这一选择的实际障碍却是令人畏惧的，而且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国家，也没有令人鼓舞的记录可循。这一选择也意味着放弃一个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想象。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以色列的犹太公民将自动地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而且人们也有把握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个人和团体对这种结果几乎不会有什么兴趣。我们两位作者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选择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即以色列继续增加其对被占领土的控制，但是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一群领土上互不连接、经济上严重受损的独立小国中进行有限的自治。〔8〕虽然以色列人常常对将此比作南非的白人统治作出愤怒的反应，但是，如果他们在否认整个这片土地上很快将有超过犹太人口的阿拉伯人的完整政治权利时，却试图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话，那么这就将是他们所面临的未来。不管怎样，种族隔离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解决办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将继续抵抗到他们得到自己的国家的那一天。这种情形将迫使以色列对镇压政策进行升级，而这一政策已经使它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代价，鼓励了政治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坏了其全球形象。〔9〕
这些可能性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不二选择，而且那些希望以色列好的人没有谁会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怀有热情。考虑到这种冲突给以色列、美国，尤其是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悲剧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换言之，解决这种长期痛苦的冲突不应该被看作今后某个时刻的必要选择，或者被看作美国总统为自己的遗产添辉生彩和得到诺贝尔奖的好方法。相反，结束这种冲突应该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目标。但是，只要以色列游说集团使这件事情——使美国领导人利用其自行处理的影响力来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结束占领和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对中东和平作出过最大贡献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乔治·H.W.布什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曾愿意绘制不同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线路。就像以色列前外交部长施罗姆·本-阿米曾经写道的那样：“卡特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作为政治家中少见的一员，特别是白宫那些主人中少见的一员，他对犹太人的声音和游说集团并不特别敏感和关心……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正是此类总统——20世纪80年代末的乔治·（H.W.）布什是另外一个这样的适当例子——准备与以色列进行正面冲突，不顾及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们的感受，这些人设法最终在通往阿以和平的路上产生有意义的突破”〔10〕。本-阿米是正确的，而且他的重要见解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所作出的努力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以色列自己的利益。
为使以色列接受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意味着接受克林顿参数之内的解决方案，美国就必须对以色列施以重压。巴拉克政府在2001年1月接受了克林顿参数，尽管带有重要的保留，但是广泛支持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在目前则是缺乏的。虽然以色列多数人（2007年是55％）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但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12月所描述的和平解决方案主要内容的以色列人则要少得多。具体而言，即便以色列被允许保留其大型的定居点，也只有41％的以色列人支持在95％的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只有37％的以色列人将支持把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社区转交给巴勒斯坦人，只有22％的以色列人赞成在数年后将约旦河谷的控制转交给一个巴勒斯坦国。最后，27％的以色列人支持将圣殿山的控制——条件是以色列保留对西墙的控制——交给巴勒斯坦人，而且只有17％的以色列人支持允许有限的难民人数回到以色列。〔11〕事实上，对于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在以色列存在广泛的反对意见，这意味着任何希望解决这一冲突的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将必须严厉地要求以色列改变其对如何达成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的思维。
当然，对于和平决议来说，障碍不只是以色列的不妥协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结束冲突还要求美国（以及其他方）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施压。如果巴勒斯坦人和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认为美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公正的和平，愿意充当诚实的调解人，而不是作为“以色列的律师”在行动，那么做到这一点将要容易得多。对结束冲突真心诚意的努力——而不是像布什政府对路线图半心半意的承诺或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中东地区毫无意义的访问，将迫使巴勒斯坦人进行真正的选择。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因为有意义的会谈的可能性希望渺茫，而且支持最激进的团体对妨碍那些错失的机会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但是，如果美国严厉施压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哈马斯就会呈现为妨碍那一目标实现的一个主要障碍，那时候，巴勒斯坦人将更可能反对哈马斯并抓住橄榄枝。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们需要承认，拒绝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权利没有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而那些尽最大努力游说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人，最终却滋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并出人意料地使他们设法支持的那个国家处境艰难。是该放弃这一破产政策并追求一种不同路线的时候了。
在此勾勒的这些政策并非万灵药，它们也不会消除目前美国在中东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达成以巴之间的最终和平，将要求所有各方参与到同以巴双方那些拒绝派的艰难且有可能是暴力性的对抗之中。以巴和平不是解决所有地区问题的特效药：以巴和平本身既不会消除该地区的反犹主义，也不会导致阿拉伯精英用新的活力和献身精神来应对那些折磨他们社会的其他问题。但是结束这一冲突和接受一种同以色列的更正常的关系，将有助于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重建自己的形象，使美国处于一种这样的位置——即它能够更令人信服地鼓励该地区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目前在中东面临的问题是扭曲变形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个小集团——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所致。一旦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结束，新保守派就将丧失权力；有人可能希望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复归于明智，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处境将很快得到改善。
唉，这种充满希望的前景太过于乐观了。虽然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不再在政府中任职，但是他们在目前的政策辩论中依然活跃。他们中有的人是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顾问，在主流媒体中依然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新保守派似乎因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大破坏而改正自己，而对他们的误导性建议所造成的人员损失表达悔意的，则更是少之又少。支持他们的思想库在华盛顿圈内依然活跃和有影响力，并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主要组织依然致力于同样的政策议程：坚决支持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的以色列扩张主义，或为了根本改变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或为了推翻某个国家政权的目的，而同以色列的敌人进行对抗，以及在更长的时期里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存在。就像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曾建议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重大的改变，而当然更没有像我们在此所勾勒的战略之类的东西。因此，任何相信2008年选举将导致明显不同的中东政策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这种情形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做什么事情能够破解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桎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