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戈兰高地
为了抓住华盛顿、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所跳的复杂舞步的本质，为了抓住以色列游说集团所起作用的本质，人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在2000年急切地几乎接近同叙利亚签署一项和平协议，但是自那以后却不愿意同阿萨德进行会谈的原因。〔13〕
以叙之间目前冲突的主因涉及戈兰高地。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从叙利亚手里夺取了那片领土，将8万叙利亚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以色列的法律在1981年扩及戈兰高地，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实际上的兼并。〔14〕现在有1.8万犹太定居者生活在那里的32个定居点和一座城市里。〔15〕叙利亚坚定地承诺要收回这片领土，而且为了这一目标，它支持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激进团体；叙利亚军队太弱小，威胁不了以色列，而这些团体是它向以色列施压的唯一手段。1994年，伊扎克·拉宾总理原则上同意归还叙利亚全部的戈兰高地领土，以换取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对逐渐为人所知的“拉宾定金”（Rabin deposit） 的普遍理解是，它意味着以色列将撤回到1967年6月4日存在的边界处，而叙利亚则将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所有支持。〔16〕
虽然拉宾一年后遭到暗杀，但是他的两位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却在原则上承诺撤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然而，佩雷斯的任期太短，以至于无法达成一项协定；而内塔尼亚胡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充分地将它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虽然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埃胡德·巴拉克不承诺完全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但是他也愿意将几乎全部的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17〕
由于双方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以叙关系并不是那么糟糕。克林顿政府被深深地卷入到谈判的过程之中，并致力于作为中间人来安排达成最终的协定，其做法与吉米·卡特于1979年在戴维营推进埃以之间的协定非常相似。而这意味着叙利亚和美国在此期间关系相当良好，即便叙利亚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而克林顿政府则公开承诺要“扩展民主”。实际上以色列彼时对大马士革与华盛顿之间的热忱关系表示欢迎，因为它需要美国来帮助解决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争执。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0月访问大马士革后，《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大字标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以色列期待克林顿之行同叙利亚人取得进展》。〔18〕
1999年秋，克林顿认为他最终达成了以叙之间的协定。受到巴拉克的强烈敦促，他于2000年1月初将双方召集到西弗吉尼亚州的谢泼兹敦（Shepherdstown ）。但是由于突然间意识到以色列公众舆论对将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表现冷淡，因此巴拉克变得顽固了，并通过减缓谈判进程试图显示他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谈判失败了，克林顿的主要中东谈判人员丹尼斯·罗斯后来评论道：“如果不是巴拉克打退堂鼓，2000年1月就可能达成一项协定。”〔19〕两个月后阿萨德与克林顿在日内瓦随后进行的会面毫无结果，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位叙利亚领导人不再信任巴拉克了。克林顿明确指责以色列而非叙利亚要对谈判失败负责。〔20〕
2001年2月，沙龙取代巴拉克成为以色列总理。这一发展使以叙关系变得更糟，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叙美关系。与他的四位前任不同，沙龙无意归还戈兰高地。他说：“那么我们得到什么回报呢？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21〕沙龙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也清楚地表明说：“戈兰高地将永远留在我们手里。”〔22〕
这种坚持将那片有争议的领土留在以色列手中的做法，在以色列右翼方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在2007年3月说他将乐意帮助叙利亚收回它1967年丧失的土地时，来自利库德集团的一名以色列议会成员以色列·卡茨（Yisrael Katz）回应道：“以色列决不从戈兰高地撤退；这一地区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它的安全和保护来说至关重要。”〔23〕进而言之，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现在显然相信，以色列必须留在戈兰高地。〔24〕以色列公众舆论也明显支持继续抓住那片领土不放；2006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4％接受调查的回应者反对从戈兰高地撤出，即便那样做能够导致同叙利亚的全面和平。相反，只有19％的人支持那一协定。在此前的2006年10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存在着类似的结果：70％的人反对全面撤离以换取和平，而16％的人则赞成这样做。〔25〕
尽管反对撤离的力量很牢固，但是为了试图同叙利亚谈判一项协定，在以色列统治圈内——尤其是军队内部——对此却相当支持。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2004年说，没有戈兰高地，以色列也能够保卫自己，而且如果同叙利亚签署和平条约，以色列会更加安全。〔26〕不仅以色列将同一位长期的敌人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将不再从叙利亚得到支持；就黎巴嫩真主党而言，丧失叙利亚的支持将使得伊朗向它提供武器变得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能够利用自己在黎巴嫩相当大的影响力，来严格管束黎巴嫩真主党。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这种观点更加呈现出它的紧迫性，因为在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能够使以色列国防军停滞不前。作为回应，许多有影响力的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和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的前首脑——创立了一个名为“同叙利亚的和平倡议论坛”组织。其目标是劝说以色列政府对叙利亚的和平提议作出回应，希望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达成和平协议。〔27〕就像奥尔默特的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茨一样，以色列《国土报》也强烈支持同大马士革进行谈判。〔28〕然而，沙龙和奥尔默特都坚决拒绝了这种方法。
考虑到以色列当前的领导人物不打算把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他们就不会有同大马士革重开和平谈判的兴趣。〔29〕有什么要谈的呢？为了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辩护，他们试图将叙利亚描绘为不能够信任、只懂得武力的“流氓国家”。并不奇怪的是，叙利亚驻华盛顿大使在2004年初说道：“我们越是谈论和平，我们就越是受到攻击。”〔30〕根据以色列目前的领导人的观点，对抗而非合作是对付叙利亚最好的政策，而这位领导人显然有兴趣让布什政府以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叙利亚。因此，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反——当时以色列赞成同叙利亚进行合作，自2001年以来，以色列及其许多美国的支持者竭力说服美国政府将叙利亚视为充满敌意的危险敌人。(https://www.daowen.com)
叙利亚依然希望收回戈兰高地，反复尝试同以色列重开会谈，并沿着“拉宾定金”的线路来谈判一项和平协议。〔31〕但是以色列领导人甚至拒绝同叙利亚进行对话。2006年12月初在叙利亚给出一项和平建议后，老资格的记者泽厄夫·希夫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自己的观察说：“对叙利亚总统建议恢复会谈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以色列官员对此作出的反应……阿里埃勒·沙龙总理已经沉默了。从他那里没有听到作出回应的只言片语……在过去，我们总是期待这样的建议。”〔32〕
2006年12月中旬，在接受意大利报纸《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的采访时，阿萨德总统约请奥尔默特同他进行谈判：“同叙利亚会谈，就像许多以色列人所说的那样，‘即便你认为是个骗局，你也将不会失去什么。’”〔33〕与此同时，叙利亚外交部长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叙利亚将愿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同以色列进行会谈，而这似乎是叙利亚谈判立场的重大变化。〔34〕奥尔默特拒绝了开始会谈的机会，并且把它归咎于布什总统；根据这位总理的说法，布什总统禁止他同叙利亚进行谈判。〔35〕这位总理发表的评论所暗示的——许多其他的以色列人也反复这样说，乃是如果他对布什不忠诚的话，他本将会同阿萨德进行会谈。
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不仅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否认华盛顿在阻止以色列同叙利亚进行会谈，而且当关乎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时，以色列也不习惯听命于美国的领导人。〔36〕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尔默特对同叙利亚进行有意义的和谈感兴趣。用以色列《国土报》的阿留夫·本的话来说，一位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曾告诉他：“在美国还未决定它是否希望会谈的时候，决不要请求美国允许同叙利亚进行会谈。”〔37〕这位总理拒绝谈判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借用国防部长佩雷茨的话来说，一项协议“即带上了价格标签”，那就是放弃戈兰高地，而奥尔默特则反对作出那一让步。以色列《国土报》的吉迪恩·萨米特（Gideon Samet）写道，奥尔默特抓住了布什提供的“借口，因为它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原因：他不想从戈兰高地上走下来”〔38〕。
叙利亚对同以色列达成和平的兴趣和以色列不愿意抓住机会的进一步证据，在2007年1月得到了显示，当时的以色列新闻媒体报道说，为了提出一项叙利亚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之间协议的建议，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曾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之间在欧洲秘密会晤。会晤是非官方的，不涉及双方政府的决策者。然而，这些会谈都告知了双方的政府；而且按照以色列《国土报》的说法，“欧洲协调人和叙利亚代表在讨论中同叙利亚高级官员进行了8次会晤，其中包括副总统法劳克·沙拉（Farouk Shara）、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勒姆（Walid Muallem），以及一名‘将军’级别的叙利亚情报官员”〔39〕。双方达成了要求以色列回到两国之间1967年6月4日边界的协定。作为回报，叙利亚将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甚至“使自己同伊朗拉开距离”。会谈结束时，叙利亚人建议他们应该从“学术层面”转向“官方层面”，而奥尔默特政府则对此加以拒绝。
然后在2007年4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大马士革访问了阿萨德总统，并告诉他说，此前她曾在以色列会晤过的奥尔默特“准备重开谈判以及和谈”〔40〕。然而，佩洛西误解了奥尔默特的立场，而以色列政府则毫不含糊地让她知道，它对与叙利亚会谈不感兴趣，因为以色列官方声明谴责叙利亚“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是一股鼓励在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恐怖活动的力量”〔41〕。
当然，奥尔默特在戈兰高地上的立场总是能够改变的。事实上，2007年6月初有新闻媒体报道说，他可能愿意开始同叙利亚人谈判，虽然当时的副总理西蒙·佩雷斯立即对此泼了一瓢冷水，因为佩雷斯声称叙利亚不准备进行严肃的会谈。〔42〕就像伊扎克·拉宾所做过的那样，某位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可能愿意为换取和平而归还这片有争议的领土，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的观点并不是以色列将永远拒绝放弃戈兰高地，而是说以色列的大马士革政策——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基本上决定了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而不是与此相反。
考虑到自从阿里埃勒·沙龙于2001年2月上台以来以色列强烈反对与叙利亚进行谈判，此前一个月上台的布什政府，在同一时期竭力孤立阿萨德政府并对其施压，就几乎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了。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分析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叙利亚继续支持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因此它完全值得布什总统将它当作一个“流氓国家”来对待。但是记住：这些恐怖组织中没有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且大马士革之所以支持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乃是叙利亚仅有的向以色列施压归还戈兰高地的手段。以色列能够通过同意与叙利亚达成和平来结束叙利亚同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与叙利亚进行谈判的原因，即便大马士革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支持激进主义。
就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把叙利亚当作不可调和的仇敌曾发生过重要的抵制情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尤其提出理由说，与大马士革对抗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然而，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则对此持相反的立场，而且他们在布什总统那一方面占得了优势。让我们更加详细地看看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叙利亚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