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1956年

序文 1956年

论科学方法的不存在

但实际上,即便我们看到了也一无所知,因为真理隐藏在深处。

德谟克利特[1]

在我的科学方法课程上,我通常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们,不存在什么科学方法。随后我还会补上一句:我一直以来都知道,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是英联邦这门不存在的学科的唯一一位教授。

在几种意义上我的学科都是不存在的,下面我将论述其中的一些。

首先,我的学科不存在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学科主题是不存在的。这里没有主题;没有学习上的分科,甚至也没有研究上的分科:这里只有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迫切愿望。我承认,植物学或化学(或物理化学、电化学)等等此类科学都仅仅是行政单位而已。大学行政管理部门的任务都很繁重,而采取下述假定的话,事情就会方便很多:存在着有名称的各种学科,每门学科都需要大量的专家,还要设立一些教席。据说学科对学生而言也是极大的便利。但我不认同:甚至最认真的学生也会被学科的神话所误导。而如果某样东西对人起了误导的作用,我可不会说这个东西是一种便利。

对于一般情况下学科主题的不存在,我就说这么多了。但科学方法的地位更为特殊——它比其他不存在的学科还要“不存在”。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这门学科的建立者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和笛卡尔,以及他们的大多数后继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相信存在着某种方法能找到科学的真理。在稍后怀疑论气氛略浓的时期里,有一些方法论者相信存在着某种方法,借助它即使不能找到真的理论,至少也能判定某些给定的假说是否为真,或者至少也能判定(更显怀疑论色彩一些)某些给定的假说在某种可判定的程度上是“概然”的。

我断言,在上述三种意义上都不存在科学方法。直截了当地说就是:

(1)不存在方法能发现科学理论。

(2)不存在方法能判定科学假说的真理,即不存在证实的方法。

(3)不存在方法能判定假说是否“概然”或概然地为真。

在向学生们说明了不存在什么科学方法之后,我加快了课程的进度,并且变得很忙。即便对于一门不存在的学科而言,若在其中走马观花一番,一年时间也是不够的。

我应当向我的学生们讲授些什么?我又如何进行讲授?

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渴望了解世界,通过与他人争论来学习。(要注意我不认为理性主义者要遵循下述错误的理论:人完全是或大体上是理性的。)至于“与他人争论”,我特别指的是批判他人、邀请他人来进行批判并尝试从中学习。论证的艺术是战斗艺术的特殊形式——用言词来代替刀枪,而战斗的激情则源于接近真理的渴望。

我不认同当下的这个理论:为了使论证富于成果,参与者们必须具有相当的共识。[2]相反,我相信他们的背景越是不同,论证的收获就越是丰厚。甚至不需要什么共同的语言来开始讨论:如果不存在巴别塔,我们就得自己造一座。多样性令批判性论证富于成果。论辩各方唯一需要达成共识的就是,求知的愿望,去从同伴身上学习的意愿,而方法就是严格地批判其观点——以最强的形式批判其观点——并倾听对方的答辩。

我相信所谓的科学方法即由此类批判构成。科学理论和神话的唯一区分就在于前者具有可批判性,并且向着依据批判的修正开放。科学理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概率化。

我的批判性的——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异端的——态度当然也影响了我对我的哲学家同行们的态度。

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在队列中的士兵发现整个队列(当然,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步伐都错了,都与他不同。我常常发现我就置身于这样的幽默境地之中。但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通常情况下队列中的其他少数几个成员也在打算追随我的步伐。这增加了队列的混乱;而我也不是什么哲学教条的仰慕者,我一直都承认我希望看到队列中所有人的步伐彼此都不相同。

促使我改变步伐并转而进行批判的一些东西如下所述:

(1)时尚:我不相信科学或哲学中的时尚、潮流、趋势或学派。实际上,我认为人类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时尚的哲学和宗教痼疾大爆发的历史。这些时尚只有一个真正的功能——激发我们的批判。但我相信理性主义传统中的知识共同体,并怀着迫切愿望要保护这种传统。

(2)对物理科学的模仿:我不喜欢物理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所做出的模仿物理科学的尝试,其途径就是实践据称的“方法”——测量和“从观察中归纳”。有种教条认为,一门学科中有多少数学,它就有多么科学,或是有多少测量或“精确性”,它就有多么科学。这一教条完全基于误解。相反,我认为下述格言对所有科学都适用:不要贪求超过手中问题所需要的精确性。

因此我从不信仰精确性:我相信简单性和明晰性自身就具有价值,但精确性或确切性本身却并无价值。明晰性和精确性是不同的目的,有时甚至互不相容。我不相信常说的“确切的术语”:我不相信定义,[3]我也不相信定义能增加确切性;而且我特别厌恶与之相关的种种自命不凡的术语和伪确切性。对于能说出的东西,我们总能也总该将其说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明晰。

(3)专家的权威:我不相信专门化,也不相信专家。在给予专家过多尊重的同时,我们也就摧毁了学习的共同体、理性主义的传统以及科学本身。

最后我认为,通向科学或哲学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去和一个问题约会,却领略她的美,并深深地爱她;去和她结合,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至死不渝——除非你遇到了另外一个更迷人的问题,或者你确实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但是,即使你得到了答案,你也可能会欣喜地发现,还存在一个动人心魄的问题家庭,虽然它们的问题子孙也许难以侍候,但是为了它们的幸福,你也许为此目的工作到最后一息。[4]

[1]见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沃尔瑟·克兰茨[Walther Kranz]编,第六版,第Ⅱ卷,第166页;68 B 117。

[2]〈见“框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载《哲学的让位:哲学和公德,敬献给保罗·亚瑟·希尔普的论文集》[The Abdication of PhilosophyPhilosophy and the Public GoodEssays in Honor of Paul Arthur Schilpp],尤金·弗里曼[Eugene Freeman]编,1976年,第23-48页;和“补遗:事实、标准和真理:对相对主义的进一步批判”[Addendum:Facts,Standards,and Truth:A Further Criticism of Relativism],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第四版,1962年,第369-396页。编者注〉

[3]〈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第11章;和《无尽的探索》,第7节。编者注〉

[4]〈此“1956年序文”曾于1956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成员的会议上宣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