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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许多生物学家的归纳主义传统可以回溯至培根、波义耳［Boyle］、列文虎克［Leeuwenhoek］以及早期的皇家学会。在这个传统背后隐藏着一种哲学，它相信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必须不带偏见地去阅读它；我在《逻辑》的最后一节中略述了这种哲学学说，而在《猜想与反驳》的导论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它。

归纳主义传统力量最为彰显的地方，莫过于我所谓的“归纳风格”——这是一种研究报告的写作方法，虽然现在它已基本从物理学和化学期刊中消失了，但在许多生物学期刊中它依然是写作的传统方式。

导致了归纳风格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循我们的实际观察，谨防理论化；因为后者将导致我们带上理论偏见，而这往往会左右甚至败坏我们的观察——如果我们不是非常小心的话。

根据这样的理由，以归纳风格写作的论文大体上遵循下述格式：

（1）论文首先应说明为观察所做的准备。这里包括实验安排等等，例如所使用的设备、实验准备和观察对象的准备。

（2）论文的主体部分是针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上无偏见的、纯粹的描述：即所做的观察，包括测量数据（如果有的话）。

（3）随后是对重复实验的报告，连同对结果或概然性错误的可靠性的评估。（后面可能还包括统计工作。）

（4）可选项：将结果与早期结果或本领域其他人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

（5）同样是可选项：对下一步观察、关于设备的有价值的改进和新测量的建议。

（6）论文的末尾（这也是可选项）是一篇简短的结语，通常廖廖数行而已，有时候以小字号打印，涉及表述此论文实验结果所建议的假说。

当然，我并没有暗示说这些要点总能得到严格的遵守。人们可能忽略其中一些，或是增加新的内容。我想指出的是，有这么一种趋势令年轻的生物学家们相信，这就是阐述结果的恰当方式，另外，甚至许多大师级的人物也坚持采用这样的行文方法。

毫无疑问，产生归纳风格的那种观点是值得称赞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当严格忠于观察所得的事实，排除种种偏见。同样毫无疑问，那些受训以此方式写作的人们都未曾意识到，这种值得称赞的、表面上相当安全的观点自身就是某种偏见——更糟的是，这是一种哲学偏见——的错误结果，也是一种错误的客观性理论。（客观性并不是无功利的、无偏见的观察结果。客观性和无偏见的观察都是批判的结果，这包括对观察报告的批判。因为我们无法避开或驱逐我们的理论，也无法阻止它们影响我们的观察，但我们可以尝试着将其视为假说，精心阐述它们，以使它们能接受批判。）

作为归纳风格的一个例子，我打算谈论一篇经典论文，亚力山大·弗莱明在此文中报告了关于青霉素的观察。[31]该文描述了他的观察所得：某种试剂意外地侵入了培养菌之中并消灭了它们。这是对观察的描述，是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虽然它当然没有说这种东西是非期望的，或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但它那种归纳主义的风格有可能给毫不知情的读者（例如某位哲学家）留下这样的印象：青霉素对培养菌的入侵不仅仅是意外（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如此），而且也是非期望的。

但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印象是错误的。至少从梅奇尼科夫［Metchnikov］（1845年—1916年）开始，细菌学家就常常讨论关于“抗体”的理论——“抗体”是一种细胞、分子或其他的微观试剂，能吞食、消灭或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而亚力山大·弗莱明发现的杀菌性霉菌也不是人们所观察过的第一种能意外杀死培养皿中微生物的东西。实际上，细菌学家们长久以来都希望有朝一日能以这种方式找到一种有力手段，杀死人体内的细菌。1924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出版了《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这是一本非常棒的小说，其中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事件非常类似于弗莱明论文所描述的情形。（此书关于细菌学部分的合作撰写者是保罗·德克吕夫［Paul de Kruif］博士，他后来因其《微生物猎手》［MicrobeHunters］而闻名，这是一本关于细菌学历史的普及著作，极具可读性，也对科学发现的方法作出了很好的分析。）

实际上，在那时候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广为人知，而其中许多物质prima facie［第一眼所见］非常类似于青霉素；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之中有哪些能适用于医疗目的。弗莱明猜想青霉素是适合的。但他整整十年都没有找到一位有能力的化学家能助其关键的一臂之力。弗莱明作出上述发现十年之后，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及其合作者发现了青霉素那令人吃惊的疗效，并因此而验证了弗莱明的猜想。但即便是这种令人吃惊的疗效也不是完全非期望的，因为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年—1915年）曾希望能找到具有类似作用的物质，而他的学徒们则发明了硫磺制剂（其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青霉素相同）。

因此弗莱明的发现实际上不是意外的：这是一位对其方向了如指掌的伟大发现者的功绩，值得一提的是：由他发现的那种具有抗生特性的霉菌被认定是无毒的，这可以算是一场意外，但即便如此，这种物质的存在依然是在期望之中，人们长久以来都希望能找到它。这个期望作为动机，驱使着弗莱明的工作，也驱使着弗洛里团队的工作。

但在早期论文中我们看不到只言片语论述了这些动机、希望和期望，或是那些使论文本身具有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文献的归纳主义风格，带着思想力度的种种希望和预期通常只是在生物学家之间以言谈相传，而未能反映在纸面上，因此没有几家生物学期刊打算接受讨论此类理论思想的论文，因为它们违背了公认的归纳风格规则。[32]